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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8+9」不只有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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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若回頭,必有緣由,不是報恩,就是報仇」、「贏要一起狂,輸要一起扛」、「兄弟不看利益,只講義氣」……這些超狂「8+9語錄」也許你耳熟能詳,但你對背後的陣頭與家將文化瞭解有多深呢?關鍵評論網策劃了一系列文章,從家將的起源與流變、儀式與禁忌、北管音樂,到彩繪臉譜與刑具、全台家將團地圖,以及人物訪談等,帶你從頭認識「八家將」。原來「8+9」真的不只有「義氣」,更是台灣特有的民俗文化與藝術,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在台灣的廟會活動裡,常常可以見到各式各樣的家將陣頭,神將們被畫上威武細緻的大花臉,踏著陣步,各顯神通。經由傳播媒體的大幅報導,即使不必身在會場,民眾們亦能共襄盛舉,欣賞著廟會活動的熱鬧與活力。「八家將」這個詞彙對現代人而言,可說是時有耳聞,然而真正能分辨其中團體差異者,卻是鳳毛麟角。
廟會裡的家將團,可以說是出巡神明的專屬衛隊,一邊負責護衛主神,另一方面執行出巡時的各種任務,比如開路或是捉妖等等。然而近代的大眾媒體常常一律把這類家將陣頭們,統稱為「八家將」。事實上,台灣的家將陣頭各有差別,至今已發展接近二十種,無論是陣員的人數、服裝、臉譜、法器還有起源,確實各有不同。
家將的溯源
家將陣頭的歷史,最遠可以追溯到「儺」。儺是一種發展自中國巫文化的祭祀儀式,其中有一部分被用作驅獸驅鬼。其起源很可能是原始自舊石器時代的狩獵活動,人們戴著鮮明圖案的面具,用以威嚇獵物,進而慢慢發展成驅逐疫鬼與任何不祥之物。直到現在,原始儺的痕跡尚能在許多少數民族的民俗舞蹈與儀式裡見到。
中華文明在進入農業文化之後,儺開始組織化與禮俗化,秦漢時代就有許多文獻記載,專門的人員,穿戴著不同的面具或服飾進行儺舞,除了用來祭神祈福之外,亦被用來定期舉行驅鬼,如果有非正常死亡的惡鬼,則用更為激烈的儺舞驅除【1】。
儺舞的民俗文化,在長江黃河流域與華南地區的各個民族裡面落地生根,其中閩地氣候較濕熱,多山多河,地形複雜,常見各類的瘴氣瘟疫。在早期鄉民的信仰中,這類陣舞除了趕鬼之外,也相信可以用來驅逐瘟疫。鄉民們常抬著主神在境內巡視,去邪攘災,閩地的陣舞,便漸漸發展出了護衛主神,為其開路去邪的家將習俗。比如在閩北邵武的跳八蠻、閩北建甌的八大將、閩南潮州的遊八閩,還有閩東福寧府的鬼臉八將等等。台灣的漢族移民主要來自福建,因此帶來了許多家鄉的信仰,「很可能」也一併傳來了福建一帶的家將陣頭。
家將陣頭並不都是「八家將」
在台灣有各式各樣的家將陣頭,有八家將、什家將、八將團、官將首、三十六官將與五毒大神等等近二十種。由於參與展演的核心角色大多接近八、九人,加上大眾媒體的不加細查,廣為傳播,一律都稱這類家將陣頭為「八家將」。這些家將團,有些源自福建或中國大陸,有些獨創自台灣,有些源流尚難考證。本文將以台灣最常見,傳播最廣的三種家將陣頭,就其源流與特徵逐一介紹:
八(什)家將的信仰起源自五福大帝
福建地區多瘴氣疫病,人鄉民相信瘟神既然可以帶來疫病,也可以管理疫病。為了要對付瘟疫,祈神袪疫的信仰相當興盛。在福州地區信仰的五方瘟神,稱為五福大帝。乾隆年間,當時清廷施行三年一次輪防的班兵制,駐守在台南的軍士因為瘟疫之故死傷慘重,營內官兵大多來自福州,便迎來家鄉福州白龍庵的瘟神五靈公(五福大帝),成立了台南白龍庵立廟坐鎮。為了迎神出巡所需,也迎來家鄉舊例所組織的家將團,作為主神護衛。
到底什麼是真正定義上的八家將?

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台灣的八家將,是以合稱為「前四班」的甘柳謝范四位將軍,與合稱「後四季」春夏秋冬四位大神為主幹【2】。
在福建各地,雖也存在許多以八位核心角色為主軸的儺舞形式,其中的角色稱謂,卻與台灣相當不同。台灣第一個成團的家將團體,即是發源於台南白龍庵,並服務於其中主神之一「張部顯靈公」駕前的「如意增壽堂」。白龍庵在過去所奉祀的張、鐘、劉、史、趙五位大帝,駕前各有自己的家將堂,或許依各自主公職掌分工的不同之故,而呈現有四將、六將、八將等諸多不同編制的樣貌。
家將們當然要比凶神惡煞更兇神惡煞
作為護法將軍,自然須要比惡鬼們更為凶神惡,以暴制暴,才能壓服祂們,八將軍裡的范謝二將軍,就是所謂的七爺(謝必安)八爺(范無救),兩者的由來是橫死的吊死鬼與水鬼,因信義而被提拔成神,職務是負責捉妖。而甘(甘鵬飛)柳(柳鈺)二將軍傳說則是桃樹精,因為忠義而歸入主神帳下,職務是對妖邪用刑。剩下的四季將軍,職責則是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拷打審問妖孽們。於是將軍們隨軍出巡,手拿各式法器,面現剛猛威風的模樣,擺出陣勢為主神開路,一路上的精怪看到了自然望風而逃。
八(什)家將的傳播
五福大帝雖然原本是閩東福州一帶的信仰,到了台灣後,其信仰的範圍已跨越了族群藩籬。台南白龍庵在當年非常興旺,由於是福州籍官兵所建立,開壇問事多為官兵們優先服務,對於其他徙自閩南泉漳的漢人移民需求,往往力有未逮。於是民間便從白龍庵請出主神之一「劉部宣靈公」的分靈,作為新立的西來庵之主神,在廟內同樣供奉五福大帝。西來庵作為閩南籍住民的問事之所,亦一併承傳白龍庵駕前的什家將團,成立了五部堂館分別侍候期主公。西來庵在日治時期的新聞資料中,紀錄了白龍庵與西來庵沿例舉辦出巡廟會時,雙方經常各自擁有四、五團家將出軍的盛況。
不幸的是於日治大正四年(1915),余清芳以西來庵作為起事的號召地,發生了西來庵抗日事件。事敗後西來庵被日方拆毀,其家將團解散銷聲,連帶白龍庵的五靈公信仰相傳也面臨取締的厄運。【3】原在台南府城的這些相關家將成員們,漸漸經由避禍或者經商的機緣,將己身所習的技藝與陣法,分向南北往高屏與嘉義地區傳導,其中又以嘉義地區最為蓬勃發展、發揚光大。家將團在嘉義區域分裂成什家將與八家將兩個主要系統,此二系統分團興盛,漸漸傳播到雲林、台南、高屏地區,甚至台灣各地。
嘉義「什家將」的共祖,即是嘉邑城隍廟駕前的「吉勝堂」,其師承西來庵的家將班底;嘉義「八家將」的共祖,為原在諸羅城外統有七境的王爺宮(慈濟宮),其駕前的「如意振裕堂」,則是由白龍庵如意增壽堂直接指導成立的。隨著技藝傳往異地,由於信眾對於所服侍主公的神格認知差異,或是出軍場次任務的不同,在編制角色人數上自然會略作調查增減,有些藝師因此認為最初什家將的「什」字,其實只是虛指多數罷了。
八(什)家將的特色與主要成員
只要是源自此一脈的家將系統,一般即是以甘柳范謝、春夏秋冬八位將軍,作為主要將員。其中又以甘柳范謝四將的職司,即抓拿緝捕罪鬼最為重要,此四將的陣法在展演時是整個將團的精華所在,可以說是將團裡的核心。另一方面,由於四季大神的服飾刑具較特殊,製作費用也貴,出陣的團體有時會互相商借。甚至為了節省成本,部分將團會將四季大神省略,以在視覺上與甘柳謝范極為相似的陳沈枷鎖四將替代。
二、八將團
有別於「可能傳承自福建」,在台灣本土化,發源於台南的家將陣頭,在北部地區,尚有完全起源自本土的「八將」陣頭,這類八將陣頭在成立的早期,稱為「八將首」(意為八將們之首領)。在現今的民俗研究中往往被稱為「八將」或「八將團」。八將的起源,我們可以從台北早期最興盛的霞海城隍祭典來觀察。
八將源自城隍信仰
由於清廷政府當年在台灣的公權力效率不彰,相對於陽間,在民俗文化中,城隍神被視作為陰間地方官府的首長。其冥司審判的信仰,往往承負著信眾對於公義平反的期盼慰藉。城隍的部屬有各類職司,分別處理不同的陰事,同時也有保土安民的責任。許多鄉民為了祈求平安,或是還願報答城隍爺的照顧,在城隍出巡時,這些鄉民們紛紛自願地化妝成隨行的部將跟隨在神駕旁出行,雖然沒有正式的陣勢,也不受廟方管理,虔誠的鄉民們少則數百,多則上千,蔚為壯觀。
這樣的風俗習慣在早期台灣北部非常的風行,以昭和八年(1933)大稻埕霞海城隍祭典為例,留下了多達三千位信眾裝將的紀錄。然而這樣的民俗行為,在當時深受進步思想薰陶,並致力於民權運動的新知識份子的眼中,被視為十分落伍,且須要藉由宣講、廣發傳單等等勸導活動,去廢止的陋習代表之一。
這類由信眾憑藉著與神明的約定,並自發性地參與的扮將隨駕形式,普遍被稱作「關將」、「官將」、「八將」等等。【4】由於相信所扮演的神靈,將會隨身護佑之故,這些信眾們往往在頭頂佩插上一炷香,所以又有「香將」的稱呼。
八將團的三個主要流派
「可能」是受到南部家將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還願的組織規模,在政府的秩序要求下配合調整,原先零散的將腳在積極信眾的組織之下,漸漸結成團隊,並發展出自己的編制與演法。可以將之歸納出三個很清晰的流派:分別是始於大稻埕霞海城隍爺祭典的「鯤溟八將」、艋舺青山宮「青山八將」,以及以青山八將編制為根基,脫胎改良而成的「台疆八將」。
南部的家將團由於技藝向外傳揚,紛紛與各處在地原有的神明信仰(如各府千歲王爺、城隍、東嶽大帝等等)相結合,不再獨尊五福大帝。在台北本地所創設的三種八將派別,也有類似的現象,鯤溟派信奉霞海城隍,台疆派信奉台疆城隍爺(源於霞海城隍),而青山派則是信奉同樣擁有城隍職權,且又具有驅疫專長的青山王(靈安尊王)。由於這三者的中國祖廟,都未有類似的家臣將團,因此上列三種八將團,可說是台灣自行獨創的在地將團。

成立將團的目的,在於協助主神執行出巡任務,因此這些將員角色,往往被賦予由主神神格所延伸出來的諸多職能,如陰司審判、驅瘟逐疫等等,然而在台北發展出來的這幾種將團,除了與南部家將同樣具有開路先鋒的作用之外,尚有在其原生祭典中,被賦予「帶領」千百位還願將腳的職責,因此其在早期往往被稱作「八將首」。
三個主要流派的編制與區別
青山八將派的起始年代較不可考,大概從1950年代左右,由一開始的兩位將軍,紅面枷軍與青面鎖將軍,演變成二紅面(多一位虎頭牌將軍)二青面(多一位大刀將軍)的四位將軍。到了1960年,自此制式成為紅面與青面各四位將軍的八將軍體制。並於1962年正式成立八將團。青山派一系的八將團通常編制為九人,由一位引路童子,再加上四紅四青八位將軍。此派的服飾相對單一,陣法步伐也較為簡單樸質。
鯤溟八將派成立於1975年,神將的角色相當多元化,少則二、三十人,多至五、六十人。作操演的十一位固定編制主力中,除了領頭的金山銀山兩位將軍、日夜遊巡、范謝二將軍外,其他就是動物臉相的將軍,如龍臉虎臉、飛虎(虎爺)、黃蜂大鵬、豹臉長索(蛇)等。因此此派的服飾與配件法器相當豐富多元。【5】
台疆八將派成立的時間最晚,大概是1987年左右。此派以青山派為基底,基本編制一樣九人。然而卻大幅度加強改變其服飾法器,甚至臉譜與陣法。此派步法加入道門罡步,傳承獨樹一格,繁複而精妙,是三個八將團派系裡傳播最廣的一派。【6】
三、官將首
在台灣的北部地區,一直有鄉民們自願地化妝成將員隨主神遶境的民俗,這些沒正式組織的鄉民一般被稱為「香將」或「八將腳」,某種程度上來說發源地新莊的「官將首」就像是台北後來各自研發,用以統帶還願兵將的八將團們之一種,同樣具有「將頭」的概念,只是命運不同,有必要獨立看待。
官將首起源於新莊地藏庵
主祀地藏王菩薩,卻因大眾爺信仰【7】而熱鬧興盛的新莊地藏庵,自1912年開始由俊賢堂主辦起每年舊曆五月初一恭迎文武大眾老爺出巡的新莊大拜拜,因為主神職司管領、審判群鬼,自然在台北這地方也是個擁有大量「八將腳」的祭典。官將首編制角色的確立成形與戰後來台的一位國軍少將周漢儀有著密切的關係。
周將軍在某次參與新莊遶境後,看到信眾們扮為將軍還願隨行,卻無正式組織與步法,於是便把自己家鄉地藏王菩薩信仰裡面,增、損兩將軍的名諱及陣法、符咒等等傳授給相熟的信眾,於是至1949年時官將首三人成陣的基本編制大抵確立,並且直至今日,新莊五月祭典中仍能見到他們在神前由也是人扮的「陰陽司官」授與令旗,進行喊班點兵的儀式,深刻展現其在大眾老爺出巡期間統有全軍的地位。(一來也得慶幸這裡算是難得至今仍擁有不少還願將腳的祭典,才架構得出那份場景)
官將首的成員與編制
官將首的編制,本來只有紅面增將軍與青面損將軍二人,後來為了陣式美觀,則再多加了一位增將軍。由執長柄三叉的損將軍居中,兩位增將軍執手銬及虎牌火籤居於兩次側而成固定陣勢。增損二將的來由在文獻無可稽考,只有傳說說明祂們為地藏王菩薩攝服的妖怪,之後成為其忠心的二位護法。而到了五月大眾老爺的千秋祭典中,則由老爺出面向菩薩借將,以統領陰兵陰將。
到了晚近,因應新莊大眾爺的遶境路線陸續增分為三區,官將首團也因此演變出今日的三組支應。除了新莊街一直維持原本三人編制外,創於1974年的中港厝官將首及由中港厝指導於1995年成立的頭前庄官將首,都曾有援引還願將腳中常見如引路童子及扛虎頭鍘的將軍等角色加入官將首團一併佈陣展演的嘗試,可貴之處在於他們都仍然很有意識認定「只有增損將軍是將頭」,在前面提到的喊班儀式中,統領與被統領的雙方依舊被區分開來。
「官將首」與「臺疆八將團」為什麼那麼容易混淆 ?
「官將首」目前的樣貌關鍵,來自1979年時,三重臺疆城隍廟的民俗藝師高景清,他的家學淵源,且深具戲曲、道法造詣,因還願而妝演中港厝官將首,連續三年的時間中針對官將首有許多調整,他在1987年對「臺疆八將團」的研發也屬同一套路(包含裝備、行頭、裝束、臉譜、身段、布陣原理等等),1980年代後期開始,有許多與臺疆城隍廟有師承淵源的團體,同時以「官將首」與「臺疆八將」兩種形式服務於各大小廟會。
1980年代,在由台疆城隍廟帶起的大變革之前,北部的這幾種將團,都像只是專屬於某地某神年例出巡時開路的「一份職責」,並不是廟會市場中的一種陣頭選項,在大改編後觸發了模仿與擴散,「官將首」與「臺疆八將」遂變為「像八家將那樣在到處廟會都見得到的藝陣類型」。
四、結語
家將團體,也有流派傳承與否之分?
八(什)家將、八將團與官將首,分別有各自的源流、步法咒語、服飾配件、臉譜、成員等等,也信奉不同的主神。早期的家將陣頭,雖服役於特定的主神,但往往有自己的獨立堂口負責訓練將員,而不隨便對外出陣。這些堂口多依附大廟,並作為廟神出陣的隨行衛將。早期成員各有主業,多半只有在廟會祭典前幾個月密集訓練,一年就出陣那麼幾場,對主神也有十分虔誠的信仰。與現在許多五花八門的獨立家將陣頭,有陣就出,對主神的信仰也傾向簡單化等等相比,有非常多的差異。
將團派別太多,難以分辨
前文所介紹的三類家將團體,其中不同流派,皆有各自的師徒傳承,自成派別,有些步法與咒語,皆是獨門工夫,儀式嚴謹繁複,並不外傳。有許多獨立陣團,只一味仿傚外型,由錄影勤於土法練鋼學習動作與陣法,或是融入自己的創意,自創新員與動作,自成新派。與傳統的流派有非常大的不同。
傳統的家將陣團,有許多禁忌與約束,恪守古禮,擁有十分深刻與細緻的內涵,遠非一般雜流自仿者可比,然而經過許多傳播媒體的報導,將其混為一談,實在是相當可惜的一件事。
此篇文章只就台灣流布較廣的三種家將陣團作一簡單源流介紹,其文化內蘊絕非一篇文章足已詳細說明,希望此文章能作為讀者對家將藝陣的興趣,一同為這在本土落地生根的文化習俗,給與更多的關注與鼓勵。
附註
【1】儺在古禮中,為定期的祭禮,其中一部分是驅趕一般的鬼疫。而另一種祭禮「禓」,則是被用作驅離「強死鬼」,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厲鬼。禓有時被視為廣義中儺的形式之一。
【2】在廟會的家將陣頭裡,常見於走在前面,用扁擔扛刑具的什役與執令牌令旗的文武差爺,後者在家將演法內容裡亦佔有很不小戲份,但在神格位階上,並不被認為與後面八位同列。
【3】清代的白龍庵原本建築就與軍營官舍毗鄰,是日兵入臺之初佔作倉庫首當其衝的地帶,因此白龍庵所奉諸神很早就移入鄰近奉祀保生大帝的大銃街元和宮,到事變時就已沒有拆不拆的問題。
【4】亦稱「將腳」。在台語俚俗裡,許多表述「做某某事情的人」,常見用「腳」字放在末尾的現象,以廟會為例,操演大身尪的人叫「神將腳」,參與獅陣舞演的人稱「獅腳」,因此「關將」可說是這類的扮將形式與角色歸屬,而「關將腳」則指扮演此腳色的人們。
【5】此派服務於祭典委員會的首團,以及1980年代分出在西寧北路設壇的鯤溟八將分團,分別在1995年與2007年之後相繼暫歇,目前的廟會雖難有機會見到他們,但在老台北人的廟會場景記憶中,尚佔有一定比重。
【6】台疆八將派形成的背景略與其他二派有些不同。艋舺青山王與稻江霞海城隍,皆是所處地域上的大型祭典,二者的八將團很明確是祭典主神專屬的部將。台疆八將團在1987年左右,由具備戲曲展演與道法專長的廟會專家特意編造而成,其衍派相當廣泛,部分衍派服務於不特定的各地大小廟會中,如在鯤溟派首團稻江八將會解散後的1996-2006年,霞海城隍爺的暗訪,就皆由艋舺萬安館的八將團擔綱開路職責。
【7】北部新竹到宜蘭存在對「大眾爺」一神的認定跟其他地方視同「收容群體屍骸的萬善同歸」的狀況不一樣,是比較像城隍爺的「鬼中之酋長」。新莊遶境時轎前還會附以主神印信及敕令,顯示這個崇拜對象是被當作正神而非「鬼們」。

作者:TNL特稿

文章來源: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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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從棒球到外交:卓榮泰赴日看WBC如何成為台灣柔性外交的關鍵一招

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其實,值得關注的根本不是包機,而是這次行程的政治意義。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台灣高層官員能夠踏上日本土地的機會非常有限。這一次卓榮泰赴日,應該是斷交以來第一位現任行政院長進入日本本土活動。雖然表面上是看棒球,但背後象徵的,是台日關係的進一步突破。 近年來,亞洲安全局勢快速變化,日中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反而越來越高。日本政界、媒體和民間都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可以說,現在正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重要時刻。 卓榮泰此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用體育交流的形式,踏上日本土地,出現在東京巨蛋。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 北京顯然對這件事非常敏感。中國外交部立刻向日方表達了強烈抗議。中國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要台灣稍微向外走一步,就立刻跳出來施壓。 北京在外面打壓台灣也就算了,台灣內部居然還有人急著配合。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外交努力。包機費用當然可以查帳。帳目清楚,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以浪費公帑為名,把一個具有外交象徵意義的行程打成醜聞,這種操作,只會讓外界看笑話,覺得匪夷所思。 卓榮泰到東京巨蛋,也許只是看一場棒球。但是很多時候,外交突破就是從文化、體育交流開始的。對於願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人,我們應該支持,而不是忙著潑冷水。 作者:矢板明夫

[轉]從日本慘敗到韓國勝利:台灣隊「永不認輸」的WBC短賽能量怎麼來

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韓國祭出老將柳賢振,他過去強力剋制台灣隊,且其在道奇揚威多年,沒想到壓不住台灣年輕選手的砲火,反之古林金孫完全壓著韓國打。整場比賽台灣隊擊出三支全壘打,這較之以長打取勝的韓國還來得多,韓國固然展現其韌性,但台灣隊也不遑多讓,這才使局面變得緊張、精采,台灣球員的蛻變在上屆WBC已略現,而在2024年的12強徹底顯露,今天則是發揚光大,這一批球員的身心素質都遠非昔日球員可以相比。 當前兩場結束後,不少人就說台灣現原形了,台灣棒球玩假的,但我們的球員硬是不信邪,告訴世人:台灣棒球就是永不認輸! 其實支撐棒球的不僅球員,台灣球迷更是可怕的後盾。由於東京距台灣不遠,所以成千上萬的球迷前往東京巨蛋,然後把東京巨蛋變成台北大巨蛋,台灣球迷合計4戰總和吸引16萬3943 人進場,寫下WBC東京巨蛋史上第一次非地主隊預賽場均卻破4萬名觀眾的紀錄。球迷激勵選手的效用,它國大概不易看出,這種台式應援文化就是本國特色。 大概從2018開始,台灣出戰韓國就是勝多敗少。明明從客觀角度看,韓國職棒的軟硬體和市場就是比台灣完整,而這回他們整合了諸多在大聯盟打拼的球員,結果還是打不過沒有大聯盟球員的台灣,原因就在於:台灣球員的凝聚力、球迷的奧援,讓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短期的比賽裡,它可以綻放驚人的能量,反觀韓國空有大聯盟球員,但其向心力和台灣差之遠甚,看看混血的Stuart Fairchild,初始他應該是搞不清狀況,但隨著賽程發展,他立即感受到球員們協力互助、球迷熱心應援的能量,這絕不是他在美國小聯盟可感受的,他後兩場的傑出表現,應和由此激發的能量有關。不論他對台灣會有何想像、看法,他對這股凝聚力應是難以忘懷。台灣意識就藏於其中,所以棒球與台灣的連結更深更密,不了解棒球就難以理解台灣。 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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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何無法晉級WBC八強?2勝2敗仍出局的關鍵與球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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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隊本屆WBC在東京巨蛋打出戲劇性走勢:首戰以0比3輸澳洲、次戰遭日本13比0提前扣倒,一度瀕臨淘汰;之後先以14比0「7局扣倒」捷克止血,再以延長賽5比4力克南韓,把戰績拉回2勝2敗。 但最終仍無緣前八強,原因不是單一場輸贏,而是「短賽制的總體失分」把台灣推入最殘酷的加賽規則:台灣、南韓、澳洲同為2勝2敗,彼此對戰又互咬,最後以「每防守出局數失分」的方式比較,南韓勝出晉級,台灣出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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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台灣的有機通路,「里仁」常被視為最具辨識度的品牌之一。里仁官方與第三方資料多指出,里仁成立於1998年,定位為推動友善耕作、有機與永續消費的通路型社會企業。 里仁的敘事核心不只在「賣商品」,而是用通路把農友、加工廠與消費者串在同一條供應鏈上,透過穩定的產銷後援鼓勵農友轉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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