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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修法提高Uber罰金的荒謬(上):空車率近40%的牌照濫發才是計程車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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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整個早上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直播,Uber審議要針對(或與其同質性之業者)的違法行為,提高罰款至最高2,500萬,看完的心得就是:What the Fuck!

自從2013年開始搭乘Uber所提供的服務之後,很慶幸終於不必再受小黃司機的鳥氣。畢竟我曾被多次(數不清究竟幾次)拒載短程;想指定路線卻被司機質疑是羞辱他的專業,而被半路丟包;強迫性政治意識、宗教洗腦,車輛瀰漫檳榔味、煙味⋯⋯等等,真要細數小黃司機的種種高傲姿態,的確族繁不及備載。

當然,這市場仍有存在著管理品質良好的車隊,例如:台灣大車隊。我也遇過熱心助人的個人計程車司機,但我今天要談的,是整個計程車運輸業的現況。

傳統計程車運輸業,歷經數十年的市場洗禮,始終擺脫不了負面形象,也正因為壟斷運輸市場,缺乏公平競爭,所以更加隨心所欲、恣意妄為。如果你對於我陳述的這段話有異議,歡迎提供有效市調、客觀數據來討論,我相信民眾對於小黃司機的既定印象,多是「負面大於正面」,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Uber之所以能夠切入台灣市場的主要因素。

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在運輸產業的交通工具裡,有哪一項交通工具如同小黃能夠隨招隨停?
這便是運輸市場的壟斷。

但這市場需不需要小黃?
我的答案是:當然需要。年長者、趕時間的人,都需要小黃隨招隨停的機動便利性。

不過,需要,不代表市場有十萬輛計程車的運載需求。

美國第一大都市「紐約」,也是世界的經濟中心之一。這樣世界級的超級城市,獲得州政府發放的計程車牌照數量也不過13,500張;1,400萬人口的日本東京,計程車數量還不到13,000輛;倫敦近900萬人口,黑頭計程車也不過近萬輛。然而台灣這個小小的島國,光是在大台北地區的計程車總數,竟多達八萬輛!顯示牌照的濫發(促使相互間高度競爭,空車率近40%)、公共交通運輸的普及,自用車輛(汽、機車)的購入,這些變數所造成的排擠效應,都是影響計程車生計的因素,Uber只是眾多因素之一。

因此,今天若Uber真被逼出台灣,難道計程車就會恢復往日榮景?
我敢說,不會,只是扼殺了一個讓民眾自由選擇運輸工具的機會。

計程車收入減少,怎麼會片面責怪Uber搶走生意?怎麼不去想想是否因為捷運四通八達而分流、U-Bike的普及設置讓民眾多個環保又能健身的移動方案,甚至是牌照總量管制失靈了,或者說硬行調漲基本運價,排擠到對價格敏感高的乘客呢?原因很多,但Uber總是第一個被拿來開刀,沒辦法,就因為它市值高,因為它備受媒體關注。

更有趣的是,即使Uber在今年調降費率多達15%,仍然吸引不少駕駛投入接案,而且能夠獲取不錯的收益。反觀,小黃業者,以多年未漲車資為由,在2015年底油價大跌之際,依然要求調漲基本運價,如今每公升油價已與高點時平均相差了10塊之多,小黃非但沒有因此提出調降車資,竟然還哭天喊地怪Uber讓他們賺不到錢?若這樣還覺得這國家、社會虧欠小黃業者,那我真的也沒什麼好說了。

Uber最不同於計程車業的地方在於,其洞悉客戶所需、滿足客戶所求、更有效率處理運輸需求等利基價值,而這些經驗與執行上的Knowhow,絕非如政府官員、立委們所說:台灣早就做得到了,他們有的台灣也早就有了。

重點不在於有沒有,做不做得到,而是在於做得好不好,有沒有人用。如果真的做得好,真的做得到,我相信Uber不會有空間能扎扎實實地給計程車業一記重拳,顛覆了傲慢計程車業幾十年來都不願面對的各項缺陷,再讓這些業者急得跳腳去陳情立委,進而施壓政府官員。

與其說Uber衝擊市場生態,不如說,不求進步的計程車業,缺乏有效的退場機制與聲譽評級,使得消費者權益受損時,無法獲得妥善的協助。

乘客在決策上選擇的改變,正是對小黃業者的抵制與反抗。

再來談談交通部丟出來的三納:納稅、納保、納管。

納稅

Uber在台灣究竟有沒有繳稅?答案是,有的,只是繳的不夠。他們也不只一次公開表示願意繳稅,也願意合法繳納更多的稅。我百分百同意Uber應該要針對其佣金的收取,參酌合理的稅法計算進行納稅,畢竟納稅是義務,也是責任。若政府想要抽稅,立專法後難道不能更有法有據對其課稅?

對於納稅,我認同沒有存在著模糊空間。

但,是否所有跨境電商也該比照辦理?即使立院準備要修正跨境電商法,是否也該溯及既往?例如:遊戲、直播產業的含金量之高,透過 App Store、Google Play所購買的點數,這幾年的營收,每一筆都課到稅了嗎?

另外,計程車業是否也該比照辦理,按照計程車業的現況,除了固定繳交靠行費(或車隊月租費)、職業登記換照費用、車檢費用、保險費等營業成本支出外,不只牌照稅、燃料稅全免(一年十幾億,由全民納稅人買單);此外,有沒有任何一個小黃司機因執業行為而被真正課徵到「個人綜合所得稅」?

根據現行稅率計算,計程車一年的營業額需達新台幣500萬以上,才有可能會被課徵到綜所稅,試問,訂定這樣的天花板稅率,公允嗎?更別提能課到「營利事業所得稅」。計程車每一趟載客的車資,政府能抽得到稅嗎?!因此,論及稅金的繳納課徵,是否也該針對小黃業者、小黃司機公平要求?

Uber所有車資都靠信用卡交易來進行收取,禁止駕駛與乘客私下有任何現金交易,若以專法課稅,每一筆收入、薪資支出都能追蹤,那麼計程車產業呢?

更可笑的是有立委、官員質疑,認定Uber和駕駛間應為僱傭關係,所以有責任為駕駛們投勞、健保。試問,小黃司機所依附的車行業者,有無補貼並幫他們投保?這邏輯就像是,我在奇摩超級商城賣東西,奇摩抽成賺取佣金,難不成奇摩和我就成為僱傭關係,要負責我的勞、健保?我上架LINE貼圖,LINE負責在其平台上販售並抽成,同樣也該幫我加保勞、健保嗎?這邏輯實在十分可笑。

此外,我認為若有專法制定,可要求Uber公司需成立職業工會(寫進專法條文),供所有Uber駕駛使得加入。

納保

受限於「合法」性的爭議,Uber至今確實未能和台灣保險業者取得落地保險,目前只有汽車強制責任險以及Uber海外額外投保的2,000萬保險。很多人會質疑,若出事了,誰負責?

我想說,先由強制責任險進行理賠,再由Uber官方協助請領海外投保的保險邏輯上有何不妥?或者說有意見的人,曾聽說Uber官方有不協助後續處理的指控,歡迎提出證據。即使是計程車,乘客出事了,難道台灣的保險公司、負連帶責任的車行(?)就會「立刻」拿出一筆和解金來和乘客進行和解賠償?!不都是得要經過一定程序流程與時間消化嗎?

我認為落地保險是必要的,可以省下不少交涉來往的時間,但保險的本質,就是盡到賠償的責任,這點,Uber官方並沒有迴避,目前也與台灣的富邦產險簽下合作備忘錄,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便會有一個實質的保險方案公佈。

納管

政府官方、立委們始終緊扣著Uber不合法的尾巴,跳針般表示台灣既有法規(公路法)就能涵蓋其規範,讓Uber合法上路,

然而當初在民國48年制定《公路法》時,難道就可神機妙算預期到未來互聯網、智慧型手機的發展將會如此便利普及嗎?分明就是拿明朝的劍來斬清朝的官。

我非常認同Uber該被政府納管,在這之前,多少人真正去研究到底為什麼不少國家會制定專法來納管?有沒有可能是法規更新的速度跟不上時代進步的腳步了呢?

實際上,Uber是該歸類於資訊運輸服務業(或稱網路運輸服務業),Uber公司名下沒有任何一台車,做的就是一個資訊傳遞的服務平台,為乘客與駕駛兩造之間媒合。台灣這些立委、官員卻始終跳針認為Uber就是汽車運輸業,更非創新模式,因此修法處以重罰便宜行事,並果斷認為沒有為其制定專法的空間,進而要求Uber必須登記為汽車運輸業,由公路法來規範?假使按照此認定原則,在蝦皮拍賣上可以買到筆電、食品、衣服等等,是否也該要求該公司需登記為「製造」、「食品」、「批發」等業別?

可能會有人會質疑:Uber在不少先進國家也都被拒於門外,台灣為何要特地為其敞開大門?的確,Uber這種分享經濟概念或許未臻完善,實務上會挑戰各國法規,不過別忘了,相對地,仍有不少已開發國家為其訂定專法納管,在論斷合法與否的前提,難道不需先對法規、政策等公共問題做結構性的深究後,再來進行實質審議嗎?交通部官員、立委如跳針般以強硬恫嚇式的態度在處理Uber議題,請問這叫做「最會溝通的政府?」

試問,德國雖禁Uber,但對博彩業開放,台灣怎麼不比照辦理發放博弈牌照?Uber在澳洲合法,民眾也能擁有槍枝,台灣怎麼不跟進規劃槍枝合法化?法國禁Uber,但法國計程車一張營業執照要600多萬新台幣(拉高進入門檻,實行有效總量管制),其對於計程車從資格審查、執照取得、計費錶檢驗到安全性都具備良好的管理制度,再回頭看台灣呢?

英國認定Uber合法,高院裁定Uber APP在路途中接收GPS訊號,送到車外的伺服器進行運價計算後,再送回APP裝置,這過程不視APP為計費器,因此並不違法,反觀台灣呢?在全球Uber有進軍的500多個城市,有合法認定的先例,也有衝撞法律的判例,為什麼台灣政府官員、立委們卻只顧選擇性吸納引述非法的例子,而不願意以客觀開放態度來看待合法城市究竟是如何妥善處置Uber議題?

合法與非法往往僅是一線之隔,各個國家對各個行業都有不同的解讀方式與政策執行的面向。1996年,美國時任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在面臨新經濟挑戰時,他曾說:「Hands Off!」意思就是先別插手,先別急著優先考量法規的適用性,給它們時間發展,再針對其利弊做出因應調整。拉回台灣,政府與Uber兩造對業別認定與服務概念有歧異時,政府的態度始終就是:「持續開罰,接著修法重罰!」毫無彈性地讓僵化制度阻礙新創發展,並且淪為政治談判的籌碼,選舉支票的利益分配。

現在Uber在台灣的問題,納不納管不是癥結點,什麼輔導合法化、公平競爭更是假議題,那些既得利益者壓根兒不願意讓Uber合法,這才是事實。各個官員、立委們囔囔著說不是反對Uber,不是要把Uber趕出台灣,手裡卻是不斷揮舞著鞭子,用力地往Uber身上抽去,這難道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嗎?

倘若立專法讓想成為Uber的駕駛,必須先向監理單位申請,繳交良民證、無肇事記錄、相關必要之保險證明等文件進行資格查驗。若合格,領取專用登記證後才能上線接案,定期換照、車檢。車身必須貼上Uber形象識別標誌,乘客只能透過Uber APP進行車輛預約(不得隨招隨停),難道這些措施都不能給予Uber合法納管的空間嗎?如此一來不就能做到交通部所要求的三納了嗎?

唯一困難之處就屬「運價費率」的核定,受限各地方政府管制,若能進行適當鬆綁,給予業者定價的彈性,原則上,幾乎所有在專法訂定會面臨的疑慮都能迎刃而解。

作者:HIROKING

文章來源: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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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4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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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所處的「文化」,逝者為大,實在不便對往世者多所評論。但若往世者,生前對社會有所衝擊,算是公眾人物,應不受此限,世間才有所謂「蓋棺論定」之說。 今日的年輕世代一定不認識此「街頭小霸王」君,更不要談他往日的「豐功偉績」。作者痴長年歲,和「霸王」君年代相近,也只模模糊糊,略知一二:當時民進黨九死一生,草創成功,立法院內連今日民眾黨「八家將」都談不上,只靠幾位律師、仁人志士,撐住場面:但又志大言大,進行所謂「兩條路線鬪爭」,立法院外的街頭,由勇武善鬪傳承的眷村第二代帶頭衝撞,效果不錯,故其人有「街頭小霸王」之稱。 小霸王是有黨國淵源,他的尊翁是國民黨的情報人員,在大陸做地下工作,為共產黨所捕,在黑獄中生死爭扎達數十年。這種家庭、黨國的血盟,當然難以容忍民進黨的「台獨黨綱」的宣揚,憤而棄黨,投靠統一促進的黨派。這都是後話,以今日觀點,這是社會演化的現象,倒是國民黨藉勢藉端,逮他入獄時,他說了一句「這樣也好,我可以專心硏讀經濟學兩年。」 顯然,「街頭小霸王」不只因為「政治掛帥」、活動力強,也知道「經濟學」理性思考的重要性。但是,以他的心志、氣性,他怎麼能靜下心,理性分析經濟學中那麼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公案。例如說,他若讀到古典經濟學的故事:兩處希臘城邦鬧飢荒,兩位國王不同的政治策略所導致的不同經濟效果:一位國王把國內僅有的糧食,平均分配,每個公民都分到公平的一份,雖然他們快餓死了,仍然歡呼國王的英明、公平、偉大!另一位國王的政治策略,解決了飢荒的問題,卻被他的人民指責為邪惡的君王,—— 怎麼會這樣呢?了解它,這就是學習經濟學會令眼界開拓的好處! 「小霸王」那兩年是沒有學到經濟學(從他往後的議論和行止可知),甚至可能連上面的亙古流傳的故事都沒讀過?他知道要讀「經濟學」的覺悟,已經是夠好了,有沒有去讀是另個問題。 作者可以再舉一位「歷史級」的大人物,絕對不是「街頭小霸王」所可比擬的。晚清「戊戍政變」僥倖逃脫清廷魔爪的梁啟超先生。流亡海外,他也誓言二年內專心念書,要把解救中國的方法找出來。 又是兩年專心硏讀,解決的方法找出來了嗎?作者不敏,曾讀過梁先生多年後寫過的一篇文章,他說「社會主義」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他卻沒有顯示他有分析「社會主義」的能力,確實是「智有所短」!好像當代無人讀過「維也納學派」對社會主義的分析,例如:「論人的行為」、或「論社會主義」等至文。 與梁先生相較,孫中山的「泰西之學」是梁所難匹配的。孫中山是典型十九世紀末的左傾知識份子,他對於「共產主義」有令人費解的迷戀之情。他認為「共產國際」是人類的新文明,他對於他的「聯俄容共」政策一往情深。他說他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道盡一切。 「聯俄容共」完全改變民國史的歷史方向和動力,說是「禍國殃民」也不為過: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中國共產黨認為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共產黨說錯了嗎 ?毛澤東認為日本軍閥侵華給了中共席卷中國大陸的機會,很少人提起「聯俄容共」形塑一代、二代人「左傾革命」的浪潮,也是主因。 你我若有機會讀點三十年代躲在「租界」內左傾文人所作的政治辯論和文藝整風,其知識之淺陋、見識之短淺,聲浪之浩大,你我大概不會懷疑民國史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若一談到「街頭小霸王」,不自覺令人想起有個「歷史黑影」,仍然在到處走動。怪不得台灣現在還有比中指的「FY」小姐、有無所不行的萬能充電器、有自命不凡的道德長城、有會問「延安」你去過幾次的孟德拉 ! 這不是有個「台獨黨綱」就能解決的了,這是文化、歷史、和價值的問題。擺盪的「街頭小霸王」的生平、行狀就是個案例,還會有其它例子崩現出來。因此,相信「台獨黨綱」以及相信中國共產主義不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和結局的仁人志士們,如果依毛澤東中國朝代興亡動力定律,中國改朝換代還需要再一百五十年。但是以宏觀「大歷史」的觀點,不能算太長。仁人志士到底你們一百五十年內,能創造多少新歷史、新文化和新價值? 「台獨黨綱」的信仰者,你們說「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是世界的」,你們怎麼能使台灣歷史、文化、語言、價值世界化 ?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國共產主義的中國歷史的宿命和結束,請問你們的史觀和歷史解釋在哪裏?—— 還是你們都如凱因斯教授,一百五十年後,你們都走了,Who cares ! 作者: 戴震

「全社會防衛韌性」不應忽視與意識形態有關的領域

近期,與中國業者研發並營運的幾款行動應用APP有關的社會議題,例如「多批中國籍在台人士,長期拍攝台灣不同地點國中小學生上下學的場景、並將影片上傳到抖音」、「小紅書上竟然出現拍攝中華民國空軍花蓮基地佈署與動態的相關影片」等事案,因為涉及到與國家及社會有關、不同層次的安全問題,而在台灣社會當中,引發較過去更高程度、也更廣泛的重視。 約略同時,任教於中國復旦大學,發言投該國黨政當局意志所好,屢屢在該國內外引發爭議,毀譽參半、評價兩極的所謂學者—張維為,近日在某場演講中,不僅以所謂「解決台灣問題時機已經成熟」的妄言,毫不遮掩地展現中華帝國主義者對台灣的侵略野心,其「由於不少台灣年輕人,愛用小紅書等中國社群軟體,統一台灣後會比治理香港容易」的謬論,更使得中國製社群媒體APP、與其背後所潛藏的諸多問題,在台灣社會受到更多關注,希望執政黨與政府,能夠對中國製社群媒體APP研擬防堵措施的聲音,也有逐漸抬頭的態勢。 不過,對於長期以台灣公共利益本位的角度,就「中國對台長期性文化滲透浸潤與其影響」的相關問題,持續進行觀察的筆者來說,台灣社會到現在才對中國製社群媒體APP,所可能引發的各種問題,產生較過去更為強烈的重視,實在是有些遲鈍,恕筆者直言: —先不提2008~2016年,時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與他的政府,是如何以開門揖盜般的態度與具體施策,處理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幾乎一切議題,以及「來自中國的文化產業產品,是如何因此在傳統電子及平面媒體等領域,對台灣逐漸提昇影響力、甚至使台灣部份民眾沉湎於其中」的大問題;2016~2024年期間,2度以過半票數當選中華民國總統、民進黨在立院也維持穩定多數,可以說是完全執政的蔡英文與其政府,在一方面自我標榜各種進步價值、並以「爭取最大公約數」作為其國家認同方針基調的同時,卻也就中國以台灣與意識形態有關的諸多領域為目標,所展開的長期性滲透、浸潤與社會觀感影響等諸般工作,不僅沒有完整的國家戰略,作為應處與反擊措施的主幹,甚至可以說是幾無設防,經常處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說一步、做一步」,或者乾脆等社會關注消退後,繼續「馬照跑、舞照跳」、「好官我自為之」的消極應對狀態。 —於是,面對中國業者開發、營運或代理的各種行動應用APP,蔡英文政府可以說是毫無對策之可言。 其一,蔡英文政府不僅放任實質中資、或至少與中國業者有相當合作關係的遊戲代理商,透過引進各國手遊、代理其在台營運等等的方式,使台灣玩家在其中課金,在課金收益流向中國,為中國黨政當局派出軍機軍艦侵擾台灣、以及開展對台灣的其他更多敵意活動,間接提供資金的同時,也使熱衷於中資業者開發營運的「日皮中骨」熱門手遊的年輕玩家族群,普遍對中國降低應有的心防,甚至對中國產生輕重不等的好感。 其二,中國業者研發並營運,兼具影音與社群媒體等屬性的抖音(與其國際版TikTok,下同)、小紅書等行動應用APP,在蔡英文總統的8年任內,更是從在台灣幾無知名度可言的情況,攀升為各自具有高知名度與大量使用者(抖音推估有6百萬、小紅書估計也有近3百萬活躍用戶)的狀態,因此至少引發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在國小及國中的教育現場中,「不玩抖音=落伍、不合群」已經逐漸成為學生之間的廣泛共識,甚至因此引發對不玩抖音的學生所展開的校園同儕霸凌; .抖音與小紅書在台灣的持續發展,不僅使學生產生注意力更加渙散、無法進行較複雜思考等「抖音腦」化的問題,在「以書寫簡體字為尚」等明顯中國化的舉措之外,其低劣的娛樂內容與審美觀,也讓年輕一代在娛樂的品味上,有較「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庸眾社會更為劣化的趨勢,更別提價值觀遭到長期潛移默化後,就算政治立場沒有變得親中親共,也很難不隨這些社群媒體APP演算法投放內容起舞,或受到晚近中國社會各種光怪陸離世相的惡的影響。 .而抖音上所流行的事物,例如中國式的小吃、或者蠟瓶糖之類問題多多的點心,又如蘿蔔刀之類看似低風險,實則不僅具有相當殺傷力、更成為培養同儕之間暴戾之風的溫床的危險玩具,每流行一樣,整個社會就隨之起舞,蔡政府或其後的賴政府,對其問題勉強有所關注,讓問題看起來獲得相當重視後,過一段時間問題又沈寂下去,整個社會在一波波的問題中疲於奔命,卻完全沒有人想要從根做起、解決問題的一再發生。 —對台灣社會而言,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抖音挾看似投使用者所好,容易讓人沈溺於其中的演算法,已經成為中國黨政當局,在台灣各項選舉時,影響年輕~青壯等不同世代政治觀點與投票意向,進而影響台灣政治走向的一大工具;2018年將草包般的韓國瑜「化腐朽為神奇」成「韓流」,2020、2022、2024年的3次中央或地方大選,力捧柯文哲與其台灣民眾黨,致使與中國當局在台灣與中國關係等議題的立場,可謂判若雲泥的民進黨,過去傳統的年輕族群票源,遭到相當的分食,並使民眾黨在2024年大選後,取得立院的關鍵少數,進而與藍營聯手,闖下玩法弄權與毀敗台灣的諸多大禍。 面對中國當局雖然在舊有、傳統的平面及電子媒體,以及出版等週邊領域,對台灣的長期佈建、拉攏、滲透與浸潤,其影響力隨著傳播工具與媒體的變遷,而有逐漸消退的趨勢,但在影響仍存的同時,復有新興手機遊戲及社群媒體等行動應用APP,為其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繼續對台灣年輕、青壯與中老年等不同世代,各自發揮其機能,持續為台灣社會帶來負面影響,進而損害台灣人對中國各種有無形應有防備的建構與維護,影響台灣平時及戰時安全保障,與其所需的社會韌性等等的諸般情況,恕筆者直言,賴政府實在不應該再像蔡政府一樣,對於這些與意識形態的形成、再生產與傳播,有著緊密關係的科技工具,抱持無要無緊、甚或棄甲曳兵的心態,而是應該在社會韌性與全社會防衛的領域上,將這些新興的領域,納入對中意識形態整體戰略的建構、方針的策定,以及作法的具體落實等方面,對於中國從各方面試圖影響台灣社會輿論、乃至於政治意識走向,以求取台灣「不戰內潰、無血開城」為其目的的情況,提出亡羊補牢但不失有效的防堵措施,只有軟體與硬體層面有效整合的「全社會韌性」,才能夠更為有效的應對中國逐漸加重的侵台風險,並在台海有事時,確實發揮遏阻中國侵略的功效。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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