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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皇家之翼」皇家荷蘭航空公司的百年奮鬥──戰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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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0日,所有在荷蘭境外執行飛行任務的KLM飛機,都收到了荷蘭總部發來的一則簡短無線電命令:「所有航班任務取消,聯絡最近的機場緊急降落。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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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有十多架KLM執勤班機在數小時之內立刻完成降落,有的飛機降落在巴達維亞,有的降落在倫敦,甚至是美洲的荷屬安地列斯──當時KLM的班機已經遍及了歐、美、亞洲;接著,他們透過當地的電台,知道了迫降的原因:納粹德國入侵荷蘭。

KLM的機組成員以及旅客們焦急地等待歐洲的消息;然而,他們等到的,只有從海牙傳來最後的命令:「不要返航。」

5月14日下午1點20分,納粹空軍開始對鹿特丹進行轟炸,宣稱要炸到荷蘭投降為止。總計德軍投放了97噸的炸藥,鹿特丹市中心被夷為平地。

 

5月17日,荷蘭淪陷。

荷蘭淪陷

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但是早在此前,歐洲的情勢就已經變得很緊張:德國相繼入侵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入侵了阿爾巴尼亞。這一切都指出,身為德國鄰國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很可能是納粹入侵的目標。但是荷蘭當局卻想效法25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這是因為荷蘭不想放棄與德國的貿易關係。隨著時局推移,荷蘭政府意識到無論如何要進行軍備擴張以自保,可惜力道不足,而且為時已晚。

二戰開打之後,英國與法國對德國、義大利宣戰,組成同盟國,邀請可能被德國侵略的荷蘭加入;但是抱持著姑息心態的荷蘭拒絕了。1940年初,希特勒想要併吞低地三國以西征英國的計畫意外曝光,英國首相邀請荷蘭加入同盟國,仍然遭到拒絕。4月,德軍入侵丹麥與挪威,荷蘭要想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又更低了,但是荷蘭政府依然不願意向德國宣戰。直到5月10日荷蘭被入侵,荷蘭都沒有加入同盟國–很諷刺的是,荷蘭民眾一直到被入侵的前一刻,都還樂觀地相信德軍不會攻打自己。

皇家荷蘭航空的總裁普雷斯曼也是這樣相信的,乃至於KLM對於二次世界大戰完全沒有準備。當德軍的傘兵空降海牙的時候,普雷斯曼正在海牙總部。KLM只來得及發出警報,要所有正在境外執行飛行勤務的班機就近降落、而且不要返航。海牙、阿姆斯特丹等主要城市很快就落入德軍的掌握,KLM總部也是如此;她與境外員工的通訊管道被切斷,也被禁止營業。幸運的是,荷蘭並沒有滅亡,KLM也沒有。

王室成員在荷蘭淪陷之前便出走到英國避難,在倫敦成立流亡政府;KLM總部雖然淪陷,但是在法國、英國的分公司依然存在,他們接管了總部的功能,指示荷蘭境外的班機如何應對。此時,KLM僅剩下三個區域航線仍在運作:西印度航線負責聯繫美國與荷蘭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安地列斯、庫拉索、以及阿魯巴群島);緊急降落在東印度群島的飛機則作為巴勒斯坦、澳大利亞、與巴達維亞的民間航班,受KLM的子公司荷蘭東印度航空管理;在英國迫降的五架KLM飛機則是加入了BOAC(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在英國政府的指揮下,作為自由西歐、英國海外殖民地、與倫敦之間唯一的聯繫管道。

加入BOAC的KLM班機,其機組成員全都是荷蘭籍的KLM員工,他們駕駛著被塗裝成迷彩運輸機的道格拉斯DC-3,在里斯本與倫敦之間頻繁往來。在英吉利海峽上,他們常常遭受到納粹空軍無情的截擊;其中,暱稱為伊比斯(Ibis)的班機,曾經因為截擊而三度迫降,最後更是被直接擊落,機上17人無人生還。

那是個無情的年代,但是民營航空公司KLM的駕駛員依然無懼硝煙,飛翔在戰雲之上,要為祖國解放獻上自己的熱血。

普雷斯曼的一廂情願

軍人出身的KLM總裁普雷斯曼,對於歐洲情勢的緊張,卻抱持著一種樂觀的態度。他認為歐洲在二十多年前,才經歷過一次世界大戰,沒有人會愚蠢到想要挑起另一次(顯然他錯了,人類就是這麼愚蠢)。因此,他認為德國與義大利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虛張聲勢,藉此作為與債權國英國、法國談判減少賠款的籌碼。

普雷斯曼以及當時的荷蘭權貴、富商們都是這樣想的──普雷斯曼不僅這樣「想」,他還做出了他認為可以促進和平的作為:身為當時世界上最成功航空公司的總裁,普雷斯曼在歐洲與美國的政界、商界,都算是有頭有臉的一號人物;他帶著荷蘭主和派的人物前往德國與義大利,拜會軸心國首腦,想要以民間企業的身分扮演國家之間的潤滑劑。他深信他是對的–普雷斯曼順利拜會了納粹高層、甚至見到了義大利的總理墨索里尼。可是納粹的入侵,狠狠打了普雷斯曼以及所有荷蘭權貴一個大耳光。證明之前的拜會,都只是為了讓荷蘭鬆懈的一種手段。

荷蘭淪陷之後,普雷斯曼還是一心認為可以透過交涉的方式尋求和平。1940年的一個夏夜,普雷斯曼在家宴請了一位故友:KLM的一位瑞典機長馮.羅森伯爵(Count von Rosen)。晚宴中,普雷斯曼吐露自己祈望和平的心願,數次嘆道:「我到底該怎麼做?」「那麼,」這位KLM的機長、瑞典的伯爵這麼說道:「你可以跟我的舅舅赫爾曼(Hermann)談談。」普雷斯曼這才意識到,此刻他交談的對象,正是納粹德國政府中第二把交椅、空軍司令、蓋世太保首領–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ring)的姪子!

 

幾天後,在這位瑞典貴族老友的引薦下,普雷斯曼以一介民間企業家的身分,到柏林拜會了戈林司令,彼此討論著一紙英國與德國之間的和平協議。普雷斯曼將這份和平協議草案提交到倫敦,由英國保守黨政治人物收受。草案基本上是一份用勢力重劃的方式,謀取一種恐怖平衡:由德國控制歐洲、美國控制美洲、換取大英帝國繼續掌握其領土與海外殖民地。英國保守黨稱這份提案「很有意思」,但是遲遲不對德軍回應。

沒有多久,戈林總司令便開始感到不耐,繼而對整天嚷著和平的普雷斯曼感到厭煩。1941年,毫無利用價值的普雷斯曼在海牙被逮捕監禁,他的親族與員工們立刻展開與納粹政府的交涉;隔年,納粹認為普雷斯曼已經對戰情無關緊要,釋放了他,此後他立刻宣布自KLM退休,與妻子退居鄉下,不再干涉公司事務。遁入地下的普雷斯曼卻展開了他復興KLM的秘密事業:隨著戰事的發展,他看出軸心必敗,於是與KLM裡面值得信賴的老部下們秘密聯繫,籌劃著要如何在戰後復興KLM。

飛翔的荷蘭人

荷蘭人的戰鬥並沒有因為荷蘭淪陷而終止;事實上,才正要開始。

威廉明那女王在倫敦的流亡政府,透過無線電對荷蘭境內的同胞喊話,鼓勵同胞們要堅定相信荷蘭終將解放。許多荷蘭人加入了盟軍,對德作戰;王儲朱莉安娜公主的夫婿貝恩那德王子(Prince Bernhard of Lippe-Biesterfeld)尤其英勇,他不只加入了盟軍指揮部協同作戰,更是通過英國皇家空軍的訓練,成為噴火式戰鬥機(Spitfire)的戰鬥飛行員,帶領編制在英國皇家空軍底下的一個荷蘭空軍聯隊:322聯隊,在空中與納粹空軍的V1轟炸機廝殺。322聯隊,是一個由荷蘭志願軍組成的聯隊,成員多半是KLM的機師或是荷蘭空軍。他們逃過了納粹的入侵與轟炸,僥倖活了下來,卻甘冒生命危險前往英國,加入322聯隊,在英吉利海峽之上獻出自己的生命。

 

我們在閱讀二次大戰的戰史之時,常常只關注在「主要」的參戰國德、義、英、法、以及美國身上,甚少關注這個在大戰之初就馬上淪陷的低地小國。有一則故事,或許可以讓我們一窺當年荷蘭青年們的愛國忠勇事蹟。

1940年9月,荷蘭淪陷後的一個黑夜,一名荷蘭青年騎著單車,越過比利時與盧森堡的邊境,逃亡到了法國。他找到了KLM在法國的辦事處,希望能夠透過辦事處的協助,前往倫敦,加入貝恩那德王子的麾下,對德軍作戰。此人正是普雷斯曼的次子:荷蘭空軍駕駛員楊.普雷斯曼(Jan Plesman),此時他年方21。在KLM法國辦事處的協助下,楊輾轉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最後在里斯本登上KLM的飛機,前往英格蘭。在英國,他接受噴火式戰鬥機訓練,加入322聯隊。一開始他的任務是駕駛運輸機聯絡自由西歐地區,進行了超過一百趟的飛航任務;1943年,他駕駛著噴火式戰鬥機上戰場,與德軍的V-1作戰,擊落了12架敵機。

活躍的楊.普雷斯曼,被稱為「飛翔的荷蘭人」。

自從知道了兒子加入了英國空軍,人在荷蘭的老普雷斯曼便日夜擔心:一方面以兒子為榮,一方面擔心著他的生死。1944年9月1日,在法國北部的St. Omer,楊的座機被納粹德國空軍狙擊而墜落。據稱他的尾翼被擊斷,飛機在空中斷成數截墜地。1945年5月5日,德國戰敗,荷蘭解放。戰後,普雷斯曼悲痛地前往St. Omer,想要找到愛子的屍骨,卻找不到楊以及他的飛機殘骸;楊永遠地消失了。法國政府感謝他對解放法國所做出的貢獻,授予他十字勳章,由遺族老父普雷斯曼代為收受。

大戰期間,荷蘭總共被佔領了五年,有30萬人因為戰爭而死亡。種族屠殺、恐怖威權的陰影將永遠伴隨這一代人的記憶;而生者必須堅強,必須繼續活下去,儘管心中破了一個大洞。

KLM的重生

荷蘭皇室在荷蘭解放之後重回海牙。戰爭期間表現活躍的王儲配夫貝恩那德王子深受人民的愛戴,被任命為各個國營企業的董事長,荷蘭皇家航空以及福克航空工業(Fokker)也在其中。

普雷斯曼生意上又愛又恨的老對頭安森尼.福克(Anthony Fokker),早在大戰開始前幾個月,就因病在紐約去世,留下了一個群龍無首的福克航空工業。德軍入侵後,福克機廠被徵用來生產德國空軍的戰鬥機–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這家公司似乎脫離不了戰爭的宿命。貝恩那德王子大力支持荷蘭的航空產業,望其在最短的時間內復甦。而早在戰爭後期就開始私下準備的普雷斯曼,與其部屬全力投入KLM的重建。

此時,荷蘭人普遍已經原諒了普雷斯曼在大戰中意圖與德軍言和的往事,KLM依然是代表荷蘭的國家之翼,受到民眾的歡迎;短短數月內,他們恢復了所有的短程航線;舊的航線中,只剩下當初費盡千辛萬苦建立的巴達維亞航線尚未恢復——因為荷蘭王國遇到了一個大麻煩。二次大戰以後,巴達維亞以及荷屬東印度群島陷入了印尼獨立的浪潮。這串「諸神遺落的珍珠」,數百年來歷經了荷蘭人的殖民統治、英國人的掌握、以及日本人的侵略,如今其獨立意志高昂。

「一個印度尼西亞,一個國家。」(One Indonesia, One Country)印尼領袖蘇卡諾喊出了這個簡單有力的民族口號,並且在日本投降後第二天宣布印尼獨立。荷蘭與印尼在1945年8月17日,展開了「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戰事爆發,政府給普雷斯曼壓力,要他在最短時間內重建巴達維亞航線,以維持對殖民地的控制權。但是,二次大戰幾乎將KLM最重要的資產:飛機,摧殘殆盡。普雷斯曼在戰後隨即前往美國,與美國空軍洽談購買退役軍機事宜–KLM沒有時間等福克機廠重新生產飛機。幹練的總裁比戰前更加投入工作,彷彿想要透過埋首於工作來忘卻戰爭帶給他的傷痛。很快地,他挾著大量由軍機改裝的道格拉斯飛機,率領KLM重回巴達維亞–1945年底,他重新開通了東印度航線。

此時已經年屆56歲的普雷斯曼,並不因此而停下重建的腳步–他不只要重建KLM,還要把KLM帶到另一個高峰:他根據大戰期間KLM在加勒比海建立的空網以及領空交涉成果,建立了第一條從歐洲飛往紐約的航線。從此,歐洲人要前往美國,不再需要到英國搭乘渡輪,而是可以從阿姆斯特丹橫跨大西洋、直達紐約。

戰後國際旅行更加頻繁,KLM的乘客人數很快就翻倍了。普雷斯曼並沒有花上另一個十年來讓KLM損益兩平──飛行的時代正式到來,航空公司成為一門重要的好生意。荷蘭政府發現當年不得不養著的爛攤子如今變成一隻金雞母,興起了想要接管KLM的想法;而總裁普雷斯曼則是嚴正地回絕了,他只同意讓荷蘭政府持有少部份的公司股權。

幾年後,印尼獨立成功,荷蘭王國決定放手,從敵對的態度轉而與印尼政府合作。在這樣的氣氛下,普雷斯曼銜命協助印尼成立印尼航空(Garuda Airline),提供各種訓練、制度建立、以及維修服務。後來,他又陸續在各個開發中國家協助當地建立航空公司,包含了菲律賓航空、奈及利亞航空、阿根廷航空、以及委內瑞拉航空。KLM曾經是飛航業中唯一賺錢的公司;戰後她迅速重建自己的網路,成為航空巨人;現在,她更成為許許多多新興航空公司的母親、老師,化身為國際航空的領袖。

「天空連結了我們每一個人。」普雷斯曼晚年的時候常常這麼說。從紐約到阿姆斯特丹、到雅加達(印尼獨立之後將巴達維亞改名為雅加達),KLM的藍色翅膀在空中穿梭著,她的航班網路不只連接了不同的大陸,更連接了一個又一個不同的世界。

硬漢的殞落

1953年12月31日,普雷斯曼因為心血管疾病突然辭世。荷蘭社會以一個國家英雄的身分緬懷了他在KLM鞠躬盡瘁34年的時光;不僅荷蘭政府與皇室授予他奧倫治拿騷騎士團勳爵,普雷斯曼同時更被丹麥、瑞典、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等皇室授予國家榮譽。

1959年,國際航空組織為了表彰普雷斯曼的貢獻,追贈他第一屆「愛德華.華納獎」(Edward Warner Award)–這個獎章是表揚對航空領域有卓越貢獻的人物。至此,艾伯特.普雷斯曼一生功過蓋棺定論:他是世界航空第一人。

 

普雷斯曼生長於航空崛起的年代,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從一名飛行門外漢,自己爭取機會,在這個產業發展的各個階段扮演了關鍵角色。故事至此,讓我們來快速回顧他的航空生涯:

先是通過訓練成為戰鬥飛行員、成為航空聯隊主管;主動爭取主辦歐洲航空展、被任命為KLM負責人;爭取政府補助,讓KLM得以渡過航空業嚴重的不景氣;鴨子划水地與國外航空公司結盟、聯營、接管航線,成功拓展國際網路;勇於挑戰,達成當代最遠的商業航線以及首次不降落的洲際航班。

軟硬兼施,與各國政府周旋,為KLM打開了國際領空;開源節流,鐵腕經營,創造了航空史上第一次的獲利;雖然錯估二次大戰情勢,讓KLM陷入困境,但是在戰後一肩扛起了KLM復興的重任;在他的帶領下,KLM的網路遍及世界,扶持了新興航空公司,影響力無遠弗屆。

1919年,皇家荷蘭航空的董事會指派普雷斯曼監督KLM每日的營運,而他一做就是34年;在他過世的時候,身後留下的,是一個擁有超過員工13000人的航空帝國。

普雷斯曼的逝去,象徵著開創荷蘭航空史的第一代人過去了,而KLM的航程卻還要繼續下去。

 

作者:張焜傑

文章來源:想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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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爆發的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讓全國人民的目光焦點都在這個東部偏鄉,尤其在媒體上看到,搭乘台鐵前往光復站的成千上萬「鏟子超人」,這些畫面感動無數台灣民眾,甚至引來外國媒體報導。不過,外界很少注意到以當地原住民族為主體的聲音,也不關心在地部落的歷史脈絡,甚至在無意間接受媒體與網友對原住民族的「微歧視」(microaggression),值得我們深思。 首先,媒體說的花蓮縣「光復鄉」,顧名思義,是戰後所謂「光復」才出現的外來新地名,缺乏在地的文化意涵。其古地名為「馬太鞍」,源自阿美語Fata’an,意指「樹豆」,因為阿美族的祖先發現此地盛產「樹豆」,成為重要的糧食來源。實際上所謂的「光復鄉」,約有一半人口是原住民族,其中有兩大阿美族部落世居於此,除了馬太鞍部落,另一個是知名的太巴塱部落(阿美語Tafalong,意指白螃蟹)。因此,當地原住民族曾有將「光復鄉」正名為「馬太鄉」的倡議運動,然而尚未成功。所幸一些網路意見領袖注意到這一點,有意識地使用「馬太鞍」這個原鄉地名,而非「光復鄉」。 其次,在網路流傳的災區短影片,出現當地原住民族居民在救災過程苦中作樂、自娛娛人的畫面,譬如拿出啤酒請「鏟子超人」一起喝,底下的網友留言出現兩種觀點:第一種是漢人沙文主義的惡意歧視,這必須檢討與批判,不必多論;第二種是出於善意,稱讚原住民族的樂觀幽默、熱情好客云云,但這卻隱含著「微歧視」的危險。 所謂的「微歧視」,是指表面上看似微不足道或無心之過,實際上卻具有負面歧視意味的語言或行為。「微歧視」的特徵是涉及地位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而其內容往往不被主流社會認為是冒犯或歧視,因此常被視為玩笑話。 以前例而言,當地的原住民族居民為了回饋救災的「鏟子超人」,拿出啤酒共飲,這是人之常情,卻容易導向原住民族愛喝酒、及時行樂的刻板印象,忽略了這只是漫長的救災過程之中,暫時紓壓的一個微小片段。 原住民族面對巨大的自然災害,與漢人同樣有負面情緒,無論是無能為力、難過或憤怒,不應簡化為單一的族群特質,就像男性要陽剛、女性要溫柔的性別偏見。外界需要尊重原住民族自己的聲音,並把焦點放在導致當地居民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結構性因素。 作者: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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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主席選舉已進入最後倒數階段,原本被認為勢如破竹的鄭麗文聲勢近日遭遇重挫警訊,黨內暗潮湧動,棄保效應似乎悄然浮現,成為左右勝負的潛在關鍵。這場選戰在多角競爭的外衣之下,實則是派系競爭再分配的博弈現場,誰抓到「流動票」、「棄轉票」,誰就可能勝出;而非重構黨理想及政策路線。         最近有媒體公開一份全黨員民調,顯示鄭麗文以約30% 支持度領先群雄,遙遙領先郝龍斌、羅智強等人。畢竟近期鄭麗文對綠營展現強硬、比深藍更深藍,在兩岸立場上更加激進,間接影響羅智強民調。羅智強與鄭麗文在政治風格與支持圈重疊頗多,甚至吹起「棄羅保鄭」或「棄羅保郝」風向,意在討好深藍選民,然近期因鄭希望拜訪力倡親美、偏保守的日本新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犯深藍選民大忌,也許他們倆人都成為被棄保對象。        所以重現棄保效應,須了解國民黨主席選舉制度本身。根據黨內作業安排,這次選舉採「全國黨員直接投票、單記相對多數」制度。這意味著,每一張黨員票都相當重要,任何被忽視的票源都可能成為勝敗關鍵。然而,黨員結構本身也導致票源的重構空間被限定。據媒體報導,目前國民黨約有 33 萬名黨員,其中六十五歲以上並免繳黨費的長者約占 22 萬人,是所謂的「正統黨員」基數。真正能動員的票源,往往是在其餘約 11 萬名較具流動性的年輕黨員或地方自主黨員;換言之,誰能在這11萬票中動得票,就能左右整體佈局,尤其與地方派系綁定較深者。    因此,本次初選候選人中似乎主觀認為,只要放大自身優勢、壓縮對手空間,就可能發起暗中的票源拉攏、士氣動員、或釋出退讓訊號,刺激可游移之選票。然而,即使某候選人正式退選或釋出支持,也未必能完全引導票源轉向,事實上,藍營面臨長期結構問題即信仰動搖、兩岸敘事、醬缸文化、與地方坐大使中央式微等危機。   從其支持者組成可看出上述危機,深藍黨員是因仇視民進黨而不得不繼續支持藍營,然隨著九二共識逐漸失靈,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神主牌結合的媒介,主要是憲法中增修條文的「統一前言」,大中華國族意識仍如幽靈一般縈繞在國民黨身上,這卻與台灣主體意識背離,使該前言成為法律上一只具文。同時覬覦對岸統戰紅利與本土選票使近十年來藍營難以左右逢源,僅能被動祈禱綠營執政不力或卑微地祈求白營施捨年輕選票,如這次郝龍斌蔚藍白合呼籲柯文哲放下細故,共同下架民進黨。國民黨在國族論述上混亂,仍堅持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來麻痺選民,久之仍須面臨中美對抗現實,台灣必須選擇明確立場,深藍選民看著藍營未重塑一條新兩岸路線,想必心有戚戚焉。      至於藍營地方或年輕淺藍,前者基於過去派系共治延續的同盟關係,他們在護誰能帶領藍營贏得地方及中央大選,自己將在地方分一杯羹。年輕人則是最游移部分,畢竟藍營故步自封已久,加上與對岸「剪不斷,理還亂」的模糊關係,總使年輕支持者卻步。     從本次初選進行為止,藍營似乎沒意識到政黨理念是大於暫時選舉勝利與利益分配,試想,昔日綠營從1980年代崛起迄今,黨內面臨派系分裂、大角出走、多次敗選、台獨黨綱爭論,大體然卻堅持初衷,使人一見民進黨就聯想民主、本土自主性及進步價值,曾深陷多次危機總能熬過去,歸因於對建黨理想、本土化堅持,不選擇既要兩岸交流紅利卻又垂涎台灣政權,足供藍營當局思考。 作者: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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