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伊朗反神權統治的抗爭越演越烈，迄今已經擴散到伊朗全境，包括德黑蘭在內的八十八個城市已出現民眾抗爭，衝進政府大樓、燒毀伊朗國家電視台、高呼打倒哈梅內伊等影像在網路不斷流傳，即使是伊斯蘭政權根據地的庫姆(Qom)和馬什哈德(Mashhad)也出現群眾示威。伊朗伊斯蘭政權下令全國斷網實施網路封鎖，並且加強鎮壓示威，美國媒體CNN分析指出，隨著全國民眾紛紛上街、貨幣暴跌引發的經濟危機與美國、以色列軍事壓力同時出現，伊朗政權正面臨險峻的統治危機。而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遭美軍逮捕更是刺激哈梅內伊在內的伊斯蘭政權領導階層，對於政權前途感到強烈不安和恐懼。   面對伊斯蘭政權的困局，流亡海外的已故國王巴勒維之子雷札‧巴勒維(Reza Pahlavi)呼籲美國緊急介入，美國總統川普則表示，伊朗已陷入「大麻煩」。伊朗國內外都在問相同的幾個問題：伊朗伊斯蘭政權能夠挺過這次危機嗎？美國和以色列會出手對付伊斯蘭政權嗎？巴勒維王朝能夠重新回到伊朗重建政權嗎？   首先是伊朗伊斯蘭政權能夠挺過這次危機嗎？2009年抗議保守派阿赫瑪迪內賈德當選總統的「綠色革命」到2022年女子艾米尼因為不戴頭巾遭宗教警察毆打致死引發的抗爭，多次大規模抗爭都曾動搖伊斯蘭政權，但是伊斯蘭政權最終仍撐過這些抗爭鞏固政權，原因在於伊斯蘭政權內部的教士集團、革命衛隊並未出現強烈不穩的跡象，今日的抗爭是否能夠造成伊斯蘭政權內部的分裂，是影響這次抗爭能否成功的關鍵。   其二是美國和以色列會出手對付伊斯蘭政權嗎？盡管以色列方面非常積極，但是美國川普政府仍然態度審慎，川普政府之所以審慎，是考量到目前出手是否會跟伊朗爆發全面衝突，在任內迴避捲入長期且大規模的戰爭是川普的首要考量，除非伊朗的全面抗爭讓伊斯蘭政權失去對全國的控制，否則美國仍然是持觀望態度，因此，以色列未來是否單獨採取軍事行動，以及軍事行動對伊斯蘭政權的打擊程度，會影響美國是否跟進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   其三是已故國王巴勒維之子雷札‧巴勒維能夠重新回到伊朗重建政權嗎？盡管對伊斯蘭政權的強烈民怨讓不少伊朗民眾期待巴勒維王室的復辟，但是巴勒維尚未整合伊朗內外的反對派，再加上伊斯蘭政權尚未真正動搖，除非局勢出現劇烈的變化，讓後伊斯蘭政權的伊朗社會和美國等國際世界支持巴勒維復辟，因此要談巴勒維王室的復辟為時尚早。   伊朗伊斯蘭政權目前似乎仍有能力穩住政權，但是，倘若以色列近期決定重新對伊斯蘭政權發動軍事行動，並且有效重創伊斯蘭政權和革命衛隊高層，那麼有可能鼓舞伊朗民眾的抗爭和美國跟進打擊，屆時恐怕才是真正觸發伊斯蘭政權覆亡的關鍵時刻，以色列是否會成為影響伊朗未來的變數，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知曉。 作者：局外人  

    近日，台灣部分藍營政客提案，要求政府基於「國際法」立場，譴責美國對委內瑞拉總統採取的強制行動，並進一步主張我國不應「逢迎美國」，甚至暗示應向中國等反美國家靠攏。此一論述表面披著法治與道德的外衣，實則在國際關係理論、實證事實與台灣自身安全處境上，均存在嚴重錯置，值得嚴肅檢驗。       從學理出發，國際法的效力從來無法脫離權力結構而獨立運作。自現實主義觀點以降，國際秩序的穩定並非僅靠規範本身，而是仰賴具備能力與意志的主導國提供公共安全與威懾功能。即便在自由制度主義框架下，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執行，也高度依附於強權支持。換言之，抽離權力背景、單就某一行動是否「違法」進行譴責，本身即是一種理論上的簡化，甚至是選擇性失明。       委內瑞拉事件所揭示的核心，不只是法理爭議，而是當代軍事與戰略能力的真實差距。美國能迅速鎖定、拘捕他國元首，反映的是長期累積的情報整合、精準打擊與全球投射能力。相較之下，長年自詡「反美軸心」的中俄，雖在話語與軍費上高調，卻難以對此形成有效制衡。這一結構性現實，對台灣而言並非遙遠新聞，而是直接關係到「誰有能力提供安全保證」的冷峻問題。        然而，正是在此背景下，藍白卻在國內政治上聯手杯葛軍購、質疑防衛投資，並對美國行動高舉道德審判。此種立場在邏輯上形成明顯矛盾：一方面承認強權決定國際現實，另一方面卻刻意削弱台灣自身的防衛能力，甚至對主要安全夥伴展現政治敵意。若依現實主義標準衡量，這不僅非理性，更可能被解讀為錯誤訊號，降低台灣的戰略可信度。       再者，若從國際秩序的歷史演進觀之，美國的行動是否完全合乎國際法，固然可以討論，但其效果卻不容忽視。二戰後以美國為核心所建構的秩序，雖非完美，卻成功抑制大規模國家間戰爭，並為中小型民主政體提供相對安全的發展空間。台灣正是在此架構下，得以鞏固民主制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忽略這一結構性受益關係，僅以道德化語言指控盟友，無異於否認自身發展的制度前提。       更為嚴重的是，部分論者竟進一步聲稱，中國可「比照美國」對台實施斬首行動，並將此作為政治論證的一環。此種說法在學理上混淆「秩序維持行動」與「侵略威嚇」的本質差異。美國行動置於盟友體系、責任政治與國內制衡機制之中；中國對台的斬首威嚇，則明確違反自決原則，並以武力否定台灣的民主選擇。將兩者相提並論，不僅是概念錯亂，更是在公共論述中正常化對總統與國家安全的威脅。       總之，這場譴責案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可以討論國際法，而在於其選擇性運用與政治目的。當「國際法」被用來否定盟友、削弱防衛、淡化威權威脅時，已不再是規範工具，而是政治修辭。對台灣而言，真正負責任的立場，應是結合法理與權力現實，清楚辨識秩序的支撐者與挑戰者。否則，看似高舉原則，實則動搖的，正是台灣最根本的安全與民主基礎。  作者 / 劍藏鋒

英國史有所謂「輝格黨」（ The Whig ) 的歷史解釋 ，相對於保守「托雷黨」（ Tory ) 的史觀。看來英國人幾百年前就知道「史觀」或「歷史解釋」對於現實政治和政治風潮非常重要！ 我們的民國史有沒有這樣的兩種歷史解釋 ？在台灣長大的中壯、老年人都知道民國史只有一種（右派）國民黨的史觀和解釋。直到最近國民黨內極左的「異議份子」得勢，才令人驚覺到有人不只要修正，甚至要推翻你我熟知的史觀和歷史解釋！ 首先，極左的「異議份子」要推翻的是我們「匪諜就是匪諜」的概念。他們說：「匪諜不是匪諜」、「匪謀是為國犧牲的愛國烈士」、「烈士們是兩蔣政權白色恐佈下的犧牲者」。所以秋祭國殤時，你我要悼念「烈士」。 國民大大小小不要再到兩蔣陵寢謁陵，馬前總統可不准像以往再率領國民黨家小，黑衣黑服向兩蔣祭告，淚水含眶，懷念領袖的德澤。從此，馬先生當然不會（或被不准）再向兩蔣敬禮致哀，馬先生必須學會在悼念烈士場合，不忍敵人的犧牲，手足相殘，「號淘大哭」才是！ 不但需要學會號淘大哭，許多人也要學習新的「另類歷史解釋」。我們就從民國 13年 中山先生「聯俄容共」說起：中山先生聯俄容共，學習共產黨的思想模式、意識形態、政治、社會、軍隊組織共產黨化：蘇俄紅軍穿起列寧裝，我們穿起中山裝，紅軍有政治指導員，我們有政工幹部，黨指揮軍，進而指揮整個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 孫中山只是典型十九世紀左傾的知識份子。他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顯學」馬克斯主義，除了吸收是沒有分析和抗拒能力。對於共產國際所提供的思想、黨政軍、特務，應有的組織，和實質的武器支援，無任歡迎。 他要右派國民黨把共產黨看作盟友、不是敵人。他甚至宣言他的「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持平而論他的思想和政治意念是介於「社會民主主義」和「蘇維埃共產主義」之間。這也是為甚麼中共把他看為「革命的先行者」、過渡人物的原因。 中山先生思想的這種兩面性，在他逝世前都沒清楚釐清。這也為甚麽他逝世後，國民黨內有誰才是「總理遺教」的傳人的爭議 ？雙方鬪爭，明的暗的，鬪爭激烈，甚至政治暗殺。 國民黨失掉大陸後，一分為二：一為附匪的「革命委員會」（ 簡稱「民革」），二為兩蔣父子反共的「（中央）改造委員會」。事實上今日鄭麗文所宣揚所走的正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路線。鄭記國民黨正是「民革中國國民黨」的台灣版。 所以，國民黨不必再以為自己是百年大黨，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新料的鄭麗文主席已經為國民黨蓋棺論定，它就是革命委員會的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版本。當然它可以在中國共產黨主政下的「政治協商會議」再找張椅子 ！ 當然鄭主席志大、言大、嘴大，到處宣揚她希望能和習主席見面，「鄭習會」，共商國事。台北最不缺乏的憤世忌俗的政治達人們，心中暗笑：要不是台灣有綠色勢力、三心兩意的選民、風吹草偃的眾多「草本植物」，共產黨需要整理和統戰，兔死走狗烹，誰需要你 ？黨對黨的平等地位，莫要見笑了！ 世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國民黨內的智能之士，你們真的以為你們已經有位「鄭才人」或是「鄭風騷」？ 國民黨眼前最重要的課業，需要有「另類的歷史解釋」，歷史眼光必需宏大，從清末的立憲和革命的爭論，搞了近百年的革命，歷史經驗豐富，到底成效如何？國共鬪爭犧牲了百千萬人民的性命，比對日抗戰還多，國民黨一定有寶貴的第一手經驗，也有責任解釋，如果自以為自己是「中國」國民黨的話！ 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是不是禍國殃民？這是重中之重，一定需要批評和檢審的。可幸台灣的自由民主，這些反省不再是政治忌諱。甚至，中國共產主義是不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和結論？國民黨更需要解釋和定論，假如他們認定他們的黨是「中國國民黨」，而不是1949年才出現的新黨 ！ […]

美國對委內瑞拉進行大規模軍事打擊，並逮捕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及其妻子後，國際社會立即出現高度分歧。若僅停留在國際法與主權原則的爭論，卻忽略委內瑞拉人民的真實處境，恐怕難以理解為何在世界多個城市，數以千計的流亡者會走上街頭歡呼。 對多數委內瑞拉人而言，這並非單純地緣政治事件，而是象徵政權可能出現變化。二○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Maria Corina Machado）就美國突擊逮捕馬杜洛發表評論，稱馬杜洛將因「對委內瑞拉人民所犯下的暴力罪行，遭到國際正義的制裁」。馬杜洛自上台以來，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反對派長期無法公平參與選舉，民主機制逐步失去實質功能。當制度內無法更換政權，人民對改變的期待，便只能選擇逃離家園或抗爭。 委內瑞拉的困境並非資源不足。該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儲藏量，理應能提供人民基本生活與公共服務所需。然而，長期行政失能與錯誤政策，使這個資源大國陷入嚴重的人道危機。近年，兒童營養不良普遍存在，城市街頭孩童在垃圾桶中翻找食物，成為國家失序最直接的寫照。 這場危機已深刻影響人民健康。二○一六年內部研究顯示，全國平均體重下降約八．七公斤；隔年三所大學調查指出，平均體重再下降三至十一公斤。這不是生活型態改變，而是營養匱乏對人民生活與社會帶來的危機。 人口大量外移也發出明確警訊。自二○一三年馬杜洛上台以來，約七百萬人離開原本二千七百萬人口的國家，幾乎每四人中就有一人離開。能走的人已離開，留下的人往往別無選擇。 無法外移的人透過抗議發聲，他們要求的公平選舉、制度透明，以及對錯誤政策與貪腐政權的修正。然而，抗議常演變為激烈衝突，造成數十至上百人死亡，並伴隨大量逮捕，進一步加深社會恐懼與失望。 在這背景下，委內瑞拉社會逐漸形成殘酷的社會現實：能走的人表態離開；走不了的人承受制度崩壞的後果；試圖改變現狀的人付出慘痛代價。這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政策錯誤累積的結果。 因此，國際社會固然可討論軍事行動正當性，但也不可忽視人民真實反應。那些急於替既有政權辯護的人，應正視多數人民心聲。街頭小販羅哈斯（Yurimar Rojas）對法新社表示為「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我們終於要擁有自由的國家了」，這樣的聲音，反映民眾切身感受。 街頭歡呼，未必在為軍事行動背書，而更像是象徵舊秩序的終結。理解這一點，才是理解委內瑞拉未來變革與人民處境的起點。 作者：魏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