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伊朗的安全決策理解為「末世神學驅動」，近年在英文媒體、政界修辭與社群內容中反覆出現。這套敘事的吸引力在於：它把伊朗某些高風險行為解釋為「不按成本效益算計」，因此推導出「傳統嚇阻可能失效」。但要寫成中性評論，必須先把主張拆成三層：可核查事實、可討論推論、以及反方可檢核的替代解釋；否則很容易把宗教語彙直接等同於政策動機，產生過度簡化。 1) 可核查的事實：宗教框架確實被政治人物拿來描述伊朗，但不等於伊朗真的只靠神學決策 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談伊朗威脅的公開談話中，確實使用了「伊朗由激進教士領導」「不是做地緣政治決策而是依神學」「其神學觀是末日性的」等表述。這至少證明：美方高層有人公開以「末世神學」作為理解框架，且用於政策正當化語境。沙烏地王儲曾以「新希特勒」類比伊朗最高領袖，援引「歐洲綏靖教訓」呼籲不要讓威脅擴散；這同樣屬於威脅動員的政治語言，能反映感知，但不能直接推出伊朗內部動機。伊朗前總統艾哈邁內賈德在聯合國演說開場祈禱「加速伊瑪目馬赫迪到來」的文本也可被核查；CNN逐字稿與媒體整理都收錄了幾乎一致的句子。 到這一步為止，能下的結論是：末世/回歸意象確實存在於什葉派政治語言與外部對伊朗的描述中；但「存在」不等於「主導」。 2) 知識層：什葉派隱遁與政教體制提供宗教—政治連結，但仍不足以推導「核末日策略」 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的「小隱遁/大隱遁」與「四位代理人」等歷史敘事可在宗教史材料中找到；其中小隱遁常被概括為874–941年。伊朗的「法基赫監護」（velayat-e faqih）則是把政治權威的正當性與「伊瑪目缺席」的宗教命題連結，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語法；Tony Blair Institute與Britannica都明確描述其在1979後入憲、並以「在伊瑪目缺席時由法學家治理」作為核心論證。 但這些材料最多支持一件事：宗教提供合法性資源與動員語言。若要再往下推到「核武被視為加速終局的工具」，還需要更接近決策層級的證據（內部文件、命令鏈、可交叉驗證的行為模式），否則只能停留在推論。 3) 反方觀點：伊朗的公開立場與外部研究，提供至少三條可檢核的替代解釋 第一，伊朗官方長期宣稱「不發展核武」，且會把理由包裝為宗教與法理（例如核武在教法上被禁止）。路透報導也記錄伊朗外交體系多次重申「核武不在其核政策中」，並提到最高領袖的「宗教禁核」說法在官方論述中被反覆援引。第二，即便接受「宗教禁核」的說法，學界與智庫對「fatwa是否以正式、可稽核的書面教令形式存在」仍有爭議。Atlantic Council的分析主張，相關論述多見於演講與政治表述，並非清楚、不可撤銷的法學教令文本，因此不能把它當作鐵律。第三，許多安全研究機構依然能用「非對稱戰爭＋升級管理」來解釋伊朗行為：透過代理人、有限報復、可否認性行動控制衝突門檻，避免全面常規戰，同時維持嚇阻與談判籌碼。華府近東政策研究所就以「升級管理的編舞」描述伊朗在長期衝突中的套路。 補一個關鍵背景：歐洲E3對IAEA理事會的官方聲明指出，伊朗是「唯一未擁核卻生產過60%高濃縮鈾的國家」，且缺乏可信的民用正當性；這讓外界在「伊朗是否以政權生存為前提、視核能力為嚇阻工具」的現實主義解釋上，得到更多政策討論素材。 4) 較中性的結論：宗教該占多少比例？ 較可操作的中性答案是「分層加權」：宗教在伊朗的比例不應是0，也不宜被放大到100。它更像三種功能的集合：其一，提供政權正當性與動員敘事（高權重）；其二，形塑菁英語言與風險想像，影響威脅感知與對外訊號（中權重）；其三，直接決定具體軍事政策（低權重，除非能提出更接近決策鏈的證據）。換句話說，把宗教視為「背景約束與敘事資源」，再用嚇阻理性、政權安全、升級管理去解釋具體行為，通常比單一路徑更能同時容納支持與反方證據。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把伊朗描述為「不按地緣政治理性行事」的論述之所以容易擴散，往往是因為它提供一個看似能解釋「高風險行為」的簡單模型：如果對手不是在做成本效益計算，而是在讀神學徵兆、追求末世使命，那麼傳統嚇阻與外交可能失靈。這類模型常以什葉派「馬赫迪回歸」敘事為核心，並進一步推測核能力可能被視為加速終局的工具。這一整段屬於解釋框架，能提供直覺，但本身不等於可驗證的政策動機。 「宗教化解釋」至少在外部政治語言中確實存在。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曾在公開場合使用「伊朗領導層做的是神學而非地緣政治決策」「其神學觀是末日性的」等表述。這類說法能被核查，並能證明：美方有人公開用末世框架描述伊朗，且多出現在闡述威脅判斷與政策正當性的語境裡。 在方法論上，這類引文最多支持「某些政策人物相信這套描述」或「這套描述有其政治訊息功能」，但不足以直接推出「伊朗內部決策一定以末世論驅動」。也就是說，它是外部觀點的可核查文本，不是伊朗動機的直接證據。 區域盟友的修辭也常把伊朗放進「極權威脅」的歷史類比。例如沙烏地王儲曾以「新希特勒」比擬伊朗最高領袖，並以歐洲綏靖作為警示。這同樣是可核查的政治語言。 但類比本身通常服務於「動員盟友、爭取支持」的政治目的，更多反映威脅感知與立場表態，而非可直接反推對方內部宗教動機。 伊朗政治人物在國際場合使用末世或回歸語彙亦可被核查。例如前總統艾哈邁內賈德在聯合國演講開場的祈禱文本，包含「加速馬赫迪到來」等句子。這可作為「宗教意象存在於政治語言」的證據之一。 但「語言使用」與「決策機制」之間仍隔著一段距離。演講祈禱能支持「末世敘事是政治資源」，卻不能直接推導「因此核武是加速終局的工具」，除非再補上更貼近政策層的文件、指令鏈或行為證據。 在知識層面，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的隱遁（小隱遁／大隱遁）與回歸期待，確實是什葉派傳統的一部分；伊朗政體的法基赫監護制（velayat-e faqih）也確實把「伊瑪目缺席」與「由教法學家統攝治理」結合，作為政教合一正當性的論證資源。 因此較穩健的中性結論是：宗教在伊朗政治中「必然重要」，但重要的方式可能更像「合法性與動員語言」，而不是必然等同於「末世策略的政策指令」。若要把宗教比重推到「主導核政策」，需要額外、且更接近決策層級的證據鏈條。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4-5台美戰略結盟新時代 二○二四年是《台灣關係法》實施四十五周年，不僅意義重大，也是思考和建構如何深化台美關係與戰略合作的一次重要契機。 過去四十五年來，隨著國際政治情勢的進展與演變，當年制定台灣關係法的背景與環境，與今日的亞太情勢與台美關係，既有相異之處，也有相似之處。 相異之處在於，當年美國對中國的認知與戰略思維，與今日大不相同。一方面當年美國基於「聯中制蘇」以及謀求中國市場的需要，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在一種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之下，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背棄一個在二戰期間並肩作戰的忠實盟友；另一方面，在遺憾之餘，美國國會也通過了《台灣關係法》，以高於美中《三公報》的法律規格，確保對台灣安全與前途的承諾。四十五年來，歷史已經證明《台灣關係法》的制定，既是睿智的，也是必要的。 相似之處在於，台美雙方至今對中共的本質有了深刻的共同認識。一方面，美國已經從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中醒覺過來，並在繼承《台灣關係法》的原則與精神之下，認識到台美關係的深化與合作，才是符合台美雙邊利益與世界發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四十五年來已經證明，台美之間共享民主體制與自由價值的事實，使得台美之間強化戰略聯盟，已經成為穩定區域和平與國際秩序的必要之舉。 一、何謂「台美戰略結盟」？──「台美聯合備戰體系」的建構 這裡所說的「結盟」，不是國際政治上的「同盟」（alliance），而是「聯盟」（coalition）。基於台美之間為不具正式外交關係的友好國家，所以台美戰略結盟不同於類似「美日安保」或「美菲共同防禦」的軍事同盟關係，而是基於更為寬廣的區域和平所進行的安全合作，也就是「以共同的戰略對手為目標的軍事合作」。 在此意義上，台美目前以及未來的軍事合作，真正的目的並非如大眾傳言讓台灣作為美國代理人的先鋒敢死隊，也不是台灣為了美國從事一場「代理戰爭」，而是為台灣爭取抵抗共軍侵台的時間與空間，以利於美盟軍力進行聯合反擊。因此，我把「台美軍事結盟」定義為「台美聯合備戰體系」的建構，也就是在台美緊密和專業的合作之下，共同遏制中共對台灣以及亞太區域的侵略與威脅。 但是，這裡所說的「備戰」是從積極意義上來表述的。對於所謂戰爭，一般來說有三種對應方式：一是備戰，二是迎戰，三是作戰。這裡我所謂的「備戰」，不是消極被動的、無可奈何的本土抗戰，而是積極主動的反制作戰。正是在這意義上，台美的軍事結盟才具有前瞻性與效用性，也使《台灣關係法》在保護台海安全上具有靈活性與可持續性。 二、台美戰略聯盟的新思維 我這裡要引述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以及前美國海軍軍官、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克拉克（Bryan Clark），投書於《國會山莊報》（The Hill）的一篇文章，題為〈可能有助美軍捍衛台灣的新戰略概念〉（A new strategic concept could be useful in the US military’s defense of Taiwan）。文章呼籲，美國五角大廈應該跳脫傳統思維，以部署「專門部隊」來應對中共對台灣的攻擊。 文章中有兩個關鍵詞，一是美國的「戰略死局」，意思包括： […]

 ​想像一個畫面。如果你今天打開電視，看到新聞快訊，統治國家快40年的我國領袖被其他國家炸死，你應該會悲痛萬分、憤慨激昂吧？ ​ 但當美國與以色列聯手空襲伊朗，擊斃最高領袖哈米尼，伊朗民眾竟全衝到街上開心跳舞、狂按喇叭、放煙火慶祝，在火光中高喊著自由。 ​ 這背後到底累積了多少絕望，才會讓炸彈的爆炸聲聽起來像慶典的樂音？ ​ ▋為什麼美國與以色列要攻打伊朗？ ​ 你可以把這件事想像成，社區裡有一個常常惹事、甚至正在偷偷製作危險爆裂物的惡鄰居。 ​ 美國和以色列決定發動這場軍事行動，主要有3個原因。 ​ 第一， 伊朗正在加速製造核子武器。 ​ 美國情報單位透過精密監測發現，伊朗已經囤積大量的高濃縮鈾，在技術上，隨時都有可能製造出毀滅性的核武。 ​ 一旦讓這個極端政權擁有核彈，整個世界都會陷入無法控制的災難。 ​ 第二， 伊朗擁有多達數千枚飛彈。 ​ 美國掌握的資訊顯示，伊朗正準備利用這些飛彈，發動先發制人的大規模攻擊。 ​ 為減少士兵與盟邦可能面臨的慘重傷亡，美方決定在對方發射前，先摧毀對方的指揮中心。 ​ 第三， 伊朗政府長期花費數億美元資助海外的武裝組織。 ​伊朗花了天文數字，要這些代理組織搞破壞、發動恐怖活動，美、以希望徹底摧毀這個恐怖網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