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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基層護理人員,獨自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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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網路上幾篇護理人員令人心酸的心聲,終於又勾起了被壓抑多年的感觸。

台灣的醫療,如果還有為外人所稱道的品質,主要是由醫、護人員共同克盡職責和血、汗努力的結果。尤其,基層護理人員的默默付出,功不可滅。如今的困境,雖然因素極為複雜,不過,主要應是因內、外挾擊而導致。外,是因政治力、財團的不當介入,扭曲了應有的醫療本質;內,則是護理學會和護理決策高層,漠視、偏離,甚至脫離臨床醫療,使自身成為內憂的主要來源。護理人力的不斷流失,即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也許,我的觀察可能失之偏頗,不過,針對內憂問題,我希望對一些有疑慮的異常現象,提出個人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基層護理人員辛酸誰人知。 圖片來源:美麗島電子報
基層護理人員辛酸誰人知。 圖片來源:美麗島電子報

(一)護理學會、公會,已失去原應有的功能:只要打開網頁,護理各學會似乎忙於把重心放在擴展自身的領域與中國的交流上。學會的大頭們,和中國護理界水乳交融;公會,則由傾向醫院的護理主管所主導。除了年年例行性的加薪和調整床位比的口號建議外,有多少問題是獲得真正的改善?護理學會和公會的決策高層們和基層護理人員,就像活在二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層年年口號翻新、華麗,基層卻終日疲於奔命。

(二)過度神化學位:沒有人懷疑,學位在某個程度上,可能與其專業能力有關。不過,若將學位和實際看到的醫療照顧品質相比,其整體成效,相信將讓許多人搖頭。目前現有的執業護理人力,以專科畢業為主。這些基層護理人員,正是多年來撐起台灣醫療品質不可或缺的基礎。以在醫院工作三、四十年的經驗和實際看過美、英、日的護理人員,我相信我們基層護理人員的臨床素質、能力,絲毫不遜色。只是,少數護理高層的決策人員,卻迷信學歷萬能。尤其,透過醫院評鑑和醫院內升遷等各種手段,強迫現職護理人員,在繁重的工作外,還必需離職或半工半讀,忙於爭求更高學位。臨床的升遷,有臨床的規則與管道。更高學歷,並不意味著更高臨床經驗。以我個人為例,雖然是資深醫師,學、經歷也還算可以,不過,若量TPR或做CPR,我實在比不上護校、護專畢業的基層護士。

我相信,只要能考過執照,不論學歷的高、低,都應已具有基本的護理能力。隨後,只能靠實際的臨床訓練來累積經驗和提升照護能力,並做為升遷的主要依據。更高的學位,只是參考之一,不應成為條件。捨棄臨床訓練不管,卻著重在人為的學歴升級上,不僅本末倒置,也脫離了現實的臨床環境。最令人看不下去的是,讓這些適任且兢兢業業、克盡職責的基層護理人員,在為生活艱苦奮鬥時,還得被迫離職或半工半讀陪高層玩插大、二技、四技、研究所等無止境的遊戲。難怪護理人力會不夠了!

(三)將護理非專業化:這是近年來造成醫療品質不斷惡化的主要原因。也許,我已是老式的醫師。我相信醫療的品質,和護理人員直接用在病人時間的長短有關。只要看看目前病房的實際狀況,即不難看出問題的癥結所在。雖然沒有實際的統計,不過,給人的印象是,目前基層護理人員的工作,花在非醫療部份似已凌駕醫療部份。每天等、打電腦資料,應付醫院評鑑和定期衛生局督導等塡不完的虛應表格及愈來愈多的行政雜事等,使每個人只能無加班費的不斷自動延長工作時間(美其名為責任制)。除了必需再利用星期假日,花時/花費到處去收集點數外,也要時時擔心及應付高層的學位升級和純為製造論文而研究的虛偽偉大計畫。此種將護理非專業化的現象,若無法快速改善,讓護理工作回歸以照顧病人為主的臨床正軌,相信,在喪失職業榮譽下,基層護理人員的流失,勢必每下愈況。當日本在面臨嚴重護士荒時,我們卻在逼迫優秀的護士非自願性的離開職場。除非護理高層和政府另有用意,想藉此引進中國護士,否則,實不應漠視不管且任其惡化。(如果真淪落至此,只有期待明年的政黨輪替了。)

從前,醫學系的醫學倫理課,一定會有一節討論醫療團隊的問題。醫師,是醫療團隊的核心;護士,則是醫療團隊不可或缺的基礎成員。只有適任的醫師加上良好的護理團隊,才可能有正常、合理的醫療。當醫師不再稱職的負起領導、照顧團隊的責任,或任令團隊成員遭受外力不當干擾而無法支持及維護時,醫療的沈淪和瓦解,只是時間問題罷了。因此,即使醫師的處境也正日益艱困,但,千萬切記,不要讓基層護理人員,獨自哭泣!

(作者為資深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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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護理 醫師 醫療
2015-05-25 明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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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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