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規定憲法法庭必須至少10名大法官參與評議，且作成違憲宣告時，同意人數不得低於9人。當時大法官大量出缺，這個門檻顯然無法達到。法案的設計者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不用廢掉憲法法庭，讓它不出判決就夠了。一座無法裁判的法院，跟不存在沒有差別。 過去三十年，這座法院反覆被推上台灣憲政衝突的第一線。如今，被上鎖的，正好也是這個機構。這就是為什麼《憲法訴訟法》修正案放在總統直選三十年的時間軸上，份量完全不同：它試圖破壞的是，台灣憲政體制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道防線。 一個民主體制被衝撞之後能否自我修復，取決於憲法變遷的管道是否暢通——修憲或憲法解釋。然而眾所週知，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門檻全球罕見，2022年，十八歲公民權修憲案在朝野幾乎毫無異議的條件下仍未通過複決——當一個不具政治爭議的案子都無法跨越門檻，正式修憲作為制度調適的工具便已名存實亡。剩下還能運作的管道，便是憲法解釋，而有權作成憲法解釋的，只有憲法法庭。台灣的憲政韌性，實際上繫於這一個機構的持續運作。它一旦被封鎖，體制便失去自我修復的能力，沒有備援。 1996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民主轉型剛站穩腳步，體制內的舊勢力隨即發動反撲。國民大會利用修憲的機會夾帶私貨，試圖將自身任期延長，把原本應該限縮的權力反向膨脹，修憲權被用來服務修憲者自身的存續利益。大法官則透過釋字第499號解釋拉出憲政秩序的底線：修憲也有界限，即便是修憲機關，也不能透過修憲動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根本原則。這是台灣的憲法法庭第一次明確宣告：憲法有一塊不可觸碰的核心，任何權力都不行。 政黨輪替之後，威脅的形態改變了。核四停建案、真調會案，行政與立法激烈碰撞，朝野衝突隨時可能外溢成體制危機，大法官一次又一次被推上前台充當壓力閥，把政治對立導入法律論辯的軌道。2017年的釋字第748號同性婚姻案展現的是另一種能力：政治部門因為選票壓力遲遲不願就同性婚姻立法，憲法法庭一肩扛起了保障少數權利的責任，在多數沉默的時刻替少數確保了基本人權。 球來就打？ 到了2024年，威脅再次變形，而且這一次的形態最難辨認。攻擊來自民主體制內部：民選政治人物用立法程序，去拆解維繫體制運作的不成文規則。哈佛法學教授 Tushnet 稱這種行為為憲政硬球（Constitutional Hardball）——這些行為未必經得起違憲審查，但它們被精心包裝在程序合規的外殼裡，刻意打破長期支撐政黨互信與自我約束的慣例。驅動硬球的燃料是恐懼——對手一旦得逞，自己的政治位置可能被永久壓制，所以不惜把遊戲規則本身當作武器。 當年10月25日，憲法法庭對國民黨和民眾黨主導的「國會改革法案」做出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宣告大部分核心條文違憲。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斥責大法官是「綠色大法官」，表態拒絕配合修法；翁曉玲立即加速推動《憲法訴訟法》修正案，稱這是「給憲法法庭扣上安全鎖」。判決打不掉立法議程，那就把做出判決的機構鎖起來。 維繫憲政機關的正常運行，本身就是一項憲法義務。大法官在釋字第632號中宣告立法院拒絕行使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權的「消極不作為」違憲——如今，同樣的邏輯適用於憲法法庭自身：一個機關不能以行使自己權力為由，去癱瘓另一個機關的運作。此概念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長期發展的「憲法機關忠誠原則」（Organtreue）一脈相承。《憲法訴訟法》修正案踩中的正是這條線——用立法權的行使去封鎖釋憲權的運作，把憲法機關忠誠這道維繫體制運轉的前憲法理解，變成硬球賽局中第一個被犧牲的規則。 更糟的是，憲政硬球一旦開局，對手就被迫跟進。一方撕掉默契之後，另一方被逼進一個兩難：按照舊規矩走，等於被單方面繳械；跟著升級，就一起加速規範崩解。民進黨最後走上了升級的路。2025年12月，行政院長卓榮泰在面對同樣具有高度爭議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時，選擇拒絕副署，理由是立法院已經讓憲法法庭失去弭平憲政爭議的能力，行政部門除此之外別無制衡手段。副署權在中華民國憲政慣例中從未被用作實質否決工具，歷任行政院長即便對法案有所保留，也從未拒絕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卓榮泰打破的是這條長達數十年的慣例。 但他的邏輯有其結構性的基礎：當憲法法庭已被癱瘓，司法審查這條常規的制衡路徑不復存在，行政部門面對它認為違憲的立法，除了動用從未啟動過的副署否決權，確實沒有其他體制內的選項。這正是硬球最具破壞力的地方：當一方把體制推到極限，另一方的每一個回應，包括打破慣例，都開始顯得「合理」，而規範的底線就在這種相互合理化中持續下移。 自力更生的台灣司法 憲法法庭如果在風口浪尖上選擇沉默，等於默認立法部門可以用程序手段封鎖司法審查，而且不需要承擔任何規範後果。所幸回顧歷史，台灣的憲法法庭在其體制延續的過程中，總能透過「司法自力更生」（judicial bootstrapping）找到出路。 林子儀等人的分析指出，這座法院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靠解釋求生的故事。1948年大法官會議在內戰中遷台，人數不足法定門檻，1952 年 4 月，靠著修改內規，將基準改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大法官」，讓自己活了過來。此後數十年，從替萬年國會延命的釋字第31號，到最終推翻該號解釋、為萬年國會找到合憲退場路徑的釋字第261號，憲法法庭反覆證明：它能在法律的灰色地帶裡替自己創造繼續運作的空間。 大法官這次在人事缺口未補、政治壓力未退的條件下再次發動了自力更生，從程序正當性到權力分立全面宣告修法違憲，並畫出一條線：釋憲權的行使是憲政機關對憲法的義務，不是立法者可以片面關閉的選項。然而，這一次的自力更生卻面臨難以迴避的循環論證。 判決書第39段寫道：「系爭規定二既成為本件違憲審查的標的，從法律適用的邏輯而言，當然不能再作為審查系爭規定二是否違憲的程序規範，否則將因系爭規定二，同時扮演程序規範與審查標的的雙重角色，造成系爭規定二自我審判的循環論證或自我矛盾的荒謬結果。」 這段話的意思，說得白話一點是：我們要審判這條評議門檻規定是否違憲，所以不能用這條規定本身來決定我們是否有資格開庭審判它。這在邏輯上確有一定道理：如果被告同時擔任法官，審判結果當然不可信。 問題在於，如果說法庭拒絕適用系爭規定是為了避免「被告兼任法官」的悖論，批評者則指出另一個難以迴避的悖論：法庭先預設了自己有權審判，才得出這條限制自身的法律違憲的結論——而「有權審判」這個前提，卻是法院試圖透過審判來確立的。 三名拒絕參與評議的大法官蔡宗珍、楊惠欽與朱富美，以非正式的意見書宣告本號判決「當然無效」，理由正是憲法法庭組成不合法。在她們看來，不能因為法律是審查對象，就擅自拋棄它作為程序規範的效力，否則任何大法官都可以主張任何對自己不利的程序規定是審查標的，藉此規避法律限制，司法機關的程序正當性將蕩然無存。 多數意見為了維持憲政運作的作法，在缺乏政治共識的當下，無可避免地引發了極大的社會與政治爭議。不過憲政秩序的維繫，從來不只取決於論證的無懈可擊，它同樣取決於制度在被衝撞之後，還能不能繼續產生作用。也就是說，憲法法庭究竟有沒有真正「復活」，取決於這份判決的精神 —— 法院必須照常營業、恆常運作 —— […]

Claude 進入布萊切利園 1939年，緊鄰牛津、劍橋與火車站之間大學線的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正式開始了破解德國恩尼格密碼機在內各項外國資訊的計畫。一開始，英國軍情處下轄的密碼學院私下招募的是「大學教授等級的男性」，包括圖靈在內，一些頂尖科學家進入團隊。但漸漸的，隨著工作與編制擴張，加以青年男性紛紛入伍，布萊切利園八千多名日以繼夜輪班拆解敵軍資訊的員工，有七成五是女性。 這些被後世稱為「布萊切利女孩」的年輕女性來自中產階級，擁有數學、物理、工程學位，有些則有特殊歐陸語言專長。她們是布萊切利園真正的中流砥柱，在1943年至1945年操作巨像電腦（Colossus Computer），後者是人類第一台電子數位可編程的電子計算機。 密碼學院遷入布萊切利園並開始招募人才，早於英國政府真正向德國宣戰數個月。他們獲得了華沙密碼局的啟發，把德國恩尼格密碼機當成「需要」且「可以」被解密的對象。沒多久，波蘭陷落，英國正式進入戰爭。 美國 Anthropic公司旗下大型語言模型 Claude，在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與伊朗發動的軍事行動中，扮演的就是布萊切利園的角色。 透過與情報分析商 Palantir的合作，Claude 協助判讀衛星訊號、無人機數據和加密通訊。它本身並非真正在「戰鬥」，而是在「消除戰場迷霧」，把混亂的原始數據轉譯成指揮官能理解的「敵軍意圖預測」。某種程度上來說，美軍的這幾次精準打擊，都與 Claude 有關。 被迫離開布萊切利園 然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2026年二月，原本是 Anthropic 合作夥伴的 Palantir，向美國國防部警告，Anthropic 的員工「居然試圖詢問 Claude是如何被用在委內瑞拉行動中」，一個供應商居然想問倫理問題，直接被視為不可接受的挑釁。影響所及，美國國防部長 Pete Hegseth立刻在 2 月 24 日召見 Anthropic執行長 Dario […]

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其實，值得關注的根本不是包機，而是這次行程的政治意義。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台灣高層官員能夠踏上日本土地的機會非常有限。這一次卓榮泰赴日，應該是斷交以來第一位現任行政院長進入日本本土活動。雖然表面上是看棒球，但背後象徵的，是台日關係的進一步突破。 近年來，亞洲安全局勢快速變化，日中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反而越來越高。日本政界、媒體和民間都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可以說，現在正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重要時刻。 卓榮泰此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用體育交流的形式，踏上日本土地，出現在東京巨蛋。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 北京顯然對這件事非常敏感。中國外交部立刻向日方表達了強烈抗議。中國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要台灣稍微向外走一步，就立刻跳出來施壓。 北京在外面打壓台灣也就算了，台灣內部居然還有人急著配合。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外交努力。包機費用當然可以查帳。帳目清楚，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以浪費公帑為名，把一個具有外交象徵意義的行程打成醜聞，這種操作，只會讓外界看笑話，覺得匪夷所思。 卓榮泰到東京巨蛋，也許只是看一場棒球。但是很多時候，外交突破就是從文化、體育交流開始的。對於願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人，我們應該支持，而不是忙著潑冷水。 作者：矢板明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