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乃眾人之事」，眾人之良窳不是就決定政治之良窳？
有人格的國民，才會有人格的國家，聽上辦事，無獨立意志的奴才，創造不了一個偉大的國度。
作者 / 韓非
有些動物的中樞神經系統，在它們出生後三個月就已完全定型，不會再有發展。有個動物學家把一隻剛出生的鶴完全和外界隔離，只和他一起生活三個月。從此，牠就認牠和人類是同類。相對於這些動物的人類似乎是高明多了，但到底高明多少？很值得我們深究。
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就以政治意識和信仰作為標竿，來探討人類到底有多高明？
政治思想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寫過：人的政治信仰是當我們於襁褓時，被母親帶入教堂（以西方人為例）的那一刻就決定了。歐威爾對於人的政治原性是相當悲觀，不會比三個月的動物高明多少，很早年歲就被決定了。
早被決定是不是事實？這是很重要的課題，西方傳統有決定論和自由意志之爭，前面歐威爾之言，算是決定論之一種。這個課題為什麼重要呢？因為孩子上了教堂而被決定後，孩子長大成人，是不是需負因政治意識所引發行為的道德責任？
這裡我們不作有關自由意志和決定論的哲學討論，這些討論會牽扯上本體論或知識論。我們甚至可以激進地認為哲學的問題僅是語言的問題，只要作語言的分析即可，如同計算機的編譯法（Compiler）。自然語言再深也深不過數學的「數論」。
我們可從純淨的哲學轉移到庸俗的社會政治面，我們就以老套馬克思主義當做決定論的範例來討論。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認為經濟物質的條件可以決定歷史，因此歷史發展是可以預測的。
但是物質經濟的條件是會因生產工具的突破、創新而改變，而工具的創新是基於知識的創新，知識的創新是不可能預測的，因此歷史是不可能預測的。沒有所謂歷史決定論。
七十年代的半導體製作技術發展所提供積體電路的平台，造就今日網際網路的新世界，七十年代前，誰能預測到這個？新世界還在演化中，誰能預測更新的新世界是何種面貌？簡單半導體技術就會有這樣衝擊，何況更複雜的有關生命的分子生物學。
我們可以再舉另一個歷史事實，這是和哲學的自由意志有關，依李約瑟(J.Needham)中國科技史研究，他認為古代中國本土道家的傳統中有相當的科學精神和成就，但後來這些本土科學精神為什麼一蹶不振？是因為佛教引入和佛教信仰，佛教教義中的「無」對道家相信自然界的「有」傷害很大。
如果沒有魏晉清談之風，佛教應該沒有成長的沃土，可以從一文化的時尚，成長到有關人生意義的顯學。連強調「不知生，焉知死」的教派也要玄理一番，發展出心性之學與之競爭。
中土對第一次外來（天竺）文化的挑戰是無力抗拒，臣服與之同化。顯見本土個體的精神（自由意志）之孱弱，這是不是大帝國形成太早，定於一尊，個體獨立性（自由意志）飽受摧殘？有帝國就會有國教，有國教就會有大傳統。個體只能在其中尋找卑微的地位。更甚者，大帝國需要有大水利，要大量徵調動員民工，帝國對百姓的戶口調查、控制，無所不用其極，百姓真是難逃天地之間。
大帝國、大傳統演化出來是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一治就人口大量增加，但土地農業技術所能養育人口有其限度，加上難免天災，天下就大亂，人口大量喪失。因而土地取得容易，是另一波天下大治的開始。這種帝國結構是很難應付第二次來自海洋外來文化的挑戰，李鴻章當年曾說：這是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當年的變局經歷百年犧牲（有如歐陸的百年戰爭）是真的獲得解決嗎？或是解決在望？當年的大帝國變成今日的大黨國。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高度知識化的體系，歷史經驗雖證明其謬誤，不能用，但至少學會社會經濟的分析技術，這些分析技術加上黨國資本主義，再加上政治上民族主義，就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嗎？就是今日的大傳統嗎？
有位偉大的革命領袖曾說過「政治乃眾人之事」，眾人之良窳不是就決定政治之良窳？西諺說：哪種政府決定哪種人民；也可以說哪種人民決定哪種政府。我們常說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事實是，自由民主是一種技術，是發展國民自由意志成就國民人格的技術。袁世凱稱帝時，蔡松坡將軍於雲南起義，反對的理由是為國民爭人格。是的，為國民爭人格。中華民國的公民大概都忘了這位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偉大軍人，他知道有人格的國民，才會有人格的國家，聽上辦事，無獨立意志的奴才，創造不了一個偉大的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