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國家與社會之間啟動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及學制衝撞,政府宣稱為維持國家競爭力,產業發展需要培養高科技的勞動人力,社會上文憑觀念及高教價值早已深植人心,高等教育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大專院校數量不斷增加,教育預算佔GDP總值也不斷攀高。
作者 / 林士清
近期十二年國教爭議及高教院校合併沸沸揚揚,加速教育改革議程似乎又破在眉梢。國民教育與高等教育其實息息相關,推動改革的過程必須相互參照,否則會面臨第三類型錯誤,即正確的方法卻解決錯誤的問題,造成青年學子在高等教育的學歷下降,但肇因都為一切以考試為導向的國民教育與升學制度。
菁英、大眾、普及,近代高等教育的變遷與擴張
環顧歐美高等教育發展的軌跡,最初高等教育僅提供社會的中上階層,歐洲乃近代大學機構的鼻祖,早期是為神學服務,爾後民族主義思潮興起,大學機構和國家政府維持高度互動,歐洲高等教育呈現為準福利性公共事業。相對而言,唯獨美國建國背景較晚,許多大學的成立時間追朔更早,且已經獨立自主,爾後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為高等教育商業化邏輯打下基礎,成為全世界最大高等教育產業的輸出國。
二次戰後許多先進國家邁入高等教育的擴張時期,主要原因如下:從政府挹注更多政策資源,使美、英、德、日等學術發展對國家的貢獻甚多,使政府願意投入大筆經費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及規模;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及管理科技為驅動力下,強調知識經濟對勞動品質的重要性,因此農工業、製造業及服務業等皆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導致已開發國家將高等教育型態從「菁英型」(elite type)轉向「大眾型」(mass type)甚且為「普及型」(universal)。
破在眉梢:認真思索高等教育規模的臨界點及最適值
日治時期啟動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為求日本自身的產業發展,僅允許台灣島內維持少數大學及專科學校,呈現高等教育菁英型發展。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初期,為維持政權穩定,針對高等教育採取高度的控管。1960年代中期開始變化,因台灣大舉邁入工業化發展,開始增設許多職業專科學校。1970年代政府以控管高等教育品質為由,高等教育擴張歷經一段逆流。1980年代台灣歷經一個解除管制的風潮,高等教育規模及數量不斷增加,開放公、私立大學在各縣、市開設大專校院,此股浪潮搭上九零年代全球高等教育擴張的趨勢。
筆者在童年時期,曾見師長積極參與「410教改大遊行」,1994年乃台灣高等教育變革之議程設定啟動的關鍵年,尤其以「410教改大遊行」及大學法的陸續修訂,無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國家與社會之間啟動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及學制衝撞,政府宣稱為維持國家競爭力,產業發展需要培養高科技的勞動人力,社會上文憑觀念及高教價值早已深植人心,高等教育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大專院校數量不斷增加,教育預算佔GDP總值也不斷攀高。但是,最值得憂慮的是,未面臨社會少子化現象之前,教改議程一直呈現「溫水煮青蛙」,似乎沒有認真思索高等教育規模的臨界點及最適值。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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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水煮青蛙:高等教育規模的臨界點及最適值 –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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