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

​ ● 一、前言 ● 二、美日防長密集舉行會談 ● 三、美日防長華府舉行會談 ● 四、戰略意涵 ● 五、政策建議（代結語） （一）強化與日本防務領域合作 （二）擴大與美國防衛產業合作 （三）爭取加入第一島鏈各軍演 ​ 一、前言 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於2025年1月24日通過參議院任命案（國防部長）；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則是2025年10月21日接任該職，美日因有《美日安保條約》做基礎，自1961年該條約生效後，雙邊軍事合作不斷深化。尤其，近年來中國軍事快速崛起，並不斷挑戰國際秩序，侵入日本領空與領海情事迭有發生，讓日本周邊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此外，中國、俄羅斯與北韓軍事合作密切、都加劇東北亞及印太地區安全的不確定性。日本作為印太重要國家，同時也是美國在印太地區最堅實的盟友，在美國的支持下，不斷調整其戰略觀，以及修訂3份安保文件，鬆綁之前加諸在日本身上的桎梏，使日本得以不斷強化軍備力量，應對中國、俄羅斯及北韓可能的軍事威脅。近期美日防長在短時間舉行密集會談，旨在溝通、協調雙邊防衛事務，確認美日同盟堅定不移。本文分從美日防長密集舉行會談、美日防長華府舉行會談、戰略意涵及政策建議等面向，析論如後。 二、美日防長密集舉行會談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於2025年10月21日接任該職，迄今剛滿三個月，渠於2025年結束前已經與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舉行兩次面對面會談，以及一次通話，顯示東亞安全情勢因中國的軍事擴張不容樂觀，美日防長曾於10月29日、11月12日舉行面對面會談，12月11日則進行電話會談，針對問題核心做充分溝通與協調，相關會談內容，摘整如表一。 美日防長2025年舉行面對面暨電話會談統計 10月29日面對面會談 （東京） 會談主要內容 ●小泉表示日本將透過增加防衛預算來強化防衛能力。 ●雙方就進一步強化美日同盟嚇阻及應對能力進行確認。 ●雙方將擴大沖繩群島在西南諸島地區的日美共同部署訓練，並將其列為「最優先事項之一」。 ●同意以日美為核心，強化南韓、澳洲、菲律賓等國的情報共享與行動協調。 ●推動包括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等武器的共同生產，以及美軍艦艇與飛機的共同維修機制。 […]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上提出一句話：「美國曾經是我們的恩人，但中國大陸是我們的親人」，並主張台灣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這一句簡短的比喻迅速引發激烈討論與反彈，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理性外交的務實表述，有人則批評這種說法背離歷史與台灣人的集體意識。      「美國是恩人，中國是親人」這類說法，乍聽之下溫和而試圖去政治化，彷彿只是對歷史情誼的回顧，實則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敘事。若將國家關係比擬為人際關係，便更應嚴格檢視；所謂「親人」是否在關鍵時刻給予庇護，抑或反覆施以威脅；而「恩人」究竟只是權宜之計的利益往來，還是實質上塑造了今日的生存條件。        回到歷史本身，國共關係從來不是「失散親人」的溫情故事，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競逐。1945年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不久，旋即陷入全面內戰，最終在 1949 年敗退來台。此一結果並非「兄弟鬩牆後的誤解」，而是兩個政權在制度、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上無法共存的必然產物。內戰結束後，中共政權從未將台灣視為可以平等對話的「家人」，而是始終定位為尚未統一的政治版圖。從砲擊金門、長期軍事對峙，到今日的飛彈部署與法律化的武力威嚇，這段關係更接近高壓控制與持續威脅，而非任何可稱為親情的互動。        反觀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雖然起點並非情感，而是冷戰現實，卻在歷史發展中實質影響了台灣的生存條件。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介入台海，提供安全保證，使台灣免於被即時納入共產陣營；隨後的經濟援助、制度輸入與技術轉移，奠定了台灣戰後工業化與出口導向發展的基礎。即便在 1979 年斷交後，美國仍以《台灣關係法》維持安全承諾，並在關鍵時刻持續影響台海戰略平衡。這些作為固然源於美國自身利益，卻客觀上構成台灣得以發展民主、累積國力的外部條件。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在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其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力之一，正是來自台商的大規模西進投資。換言之，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部分建立在台灣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之上。若要談「恩」，歷史角色的對調反而更為合理。        因此，將中國簡化為「親人」、將美國僅視為「恩人」，本質上是一種大中國意識的延續性投射，而非對台灣歷史經驗的忠實反映。該言論忽略台灣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意識，也忽略地理鄰近並不必然帶來安全感，血緣文化更不足以抵銷制度衝突與武力威脅。        歷史從來不是用來安撫情緒的修辭工具，而是檢驗現實的座標。若真要以人際關係作為隱喻，那麼台灣作為戰後國府遷台避難處，台灣人與大陸來台居民早已血融於水，卻心向欲撕裂台灣之強鄰，比起對岸，台灣方是國民黨羈絆最深的親人，試問除了李登輝時代外，藍營可有真心融入這塊小島？ 作者 / 風林火山

       近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內政部新住民發展署組織法》，正式在內政部增設 新住民發展署 為中央專責次級機關，此舉象徵政府在多元共融與人權保障上跨出重要一步。該機關將統籌新住民相關政策、制度與服務，發揮教育、就業、照顧、培力與跨部會協調功能，預計明年正式成立，規劃約百名編制與約新台幣7億元預算以支持運作。       該機關成立，並非簡單政府組織再造，而是政府對新住民議題從「邊緣照顧」走向「制度整合」的重大轉向，是台灣民主深化與社會結構調適的重要里程碑。新住民發展署的立法與即將設立本身就是政府重視新住民的明確表態。過去政策多由不同部會片段處理新住民之教育、就業、社福等需求，導致需求分散、權責不清；如今透過專責機關加以整合與統籌，不僅提升效率，也顯示政策制定者從制度層面正視新住民在台灣社會的存在與需求。       從社會面而言，新住民已深刻融入台灣社會生活與家庭結構。根據內政部統計，新住民配偶加上第二代家庭人口已突破百萬人，有效緩和少子化與人口結構老化的壓力。新住民家庭帶來的語言、生活習俗、文化餐飲等多元元素，已成為地方社區文化生活的日常風景，不僅豐富了本土文化，也培養出跨文化互動能力與國際視野。       在經濟方面，新住民及其家庭成員廣泛參與基層勞動市場與中階職涯，包括長照、服務業、製造業等勞動密集產業。在勞動力供給緊縮的現實壓力下，他們穩定的就業參與對維持產業運作與社會經濟韌性具有實質貢獻。此種經濟參與不應被簡化為廉價勞力差額，而是可視為台灣勞動市場多元化與彈性形成的一部分；政治參與方面，新住民逐漸從被動的政策接受者轉向公共議題的倡議者。隨著新住民有機會參與地方自治、公共審議與社會運動，他們正將個人經驗與聲音帶入台灣民主的實踐。這種由內而外的政治能動性，是多元民主實質深化的象徵。      然而，縱新住民的社會貢獻日益明顯，制度上仍存在需強化之處。在法制架構方面，目前新住民權益的保障，主要是透過《新住民基本法》及相關部會的協作措施，涵蓋生活適應、教育、就業保障與語言環境等面向。但現行政策雖涵蓋範圍廣泛，卻仍呈現橫向分散、縱向欠缺強化長效落實的治理風險。例如，目前新住民發展署是內政部的次級機關，其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與協調，缺乏獨立決策與對跨部會運作的實質制衡能力。若能將新住民發展署提升至獨立委員會，能夠強化其跨部會協調權與政策主導性，深化制度保障新住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渠道。      法制與組織革新固然重要，但文化層面的變革是最深遠的挑戰。真正的包容不僅是制度性接納，更是從日常生活到公共話語中，逐步消弭「他者」與「我們」之間的想像界線。此急需學校教育、媒體敘事與公共空間的共同努力，營造一種「多樣即正常」的社會認同與文化實踐。當新住民身份不再被視為邊緣族群，而是台灣多元社會建構的基本單元，這個社會才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與共同治理。       總之，新住民發展署的成立意味著台灣進入多元民主深化的新階段，是制度性肯認新住民作為台灣社會共同成員的政治宣示。未來若能進一步強化制度參與、保障法律落實，並在文化層面深化包容，台灣將不僅成為尊重多元的民主國家，更能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多元人權實踐與共同治理。 作者 / 劍藏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