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台美雙方正式達成關稅談判協議，從簽約儀式的細節觀察，雙方關係已出現重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中國對此類進展慣常的強烈叫囂在本次事件中相對沈默，其中的外交角力與層級提升值得深入剖析。 一、 從國內法規範到協議簽署：斷交後的法律困境 台美斷交四十多年來，雙方缺乏正式官方接觸。為了維持互動，美方成立「美國在台協會（AIT）」作為國務院的白手套，而台灣駐美外館則定名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多年來，兩國在外交、軍事與經濟事務上，美方始終避免簽署正式雙邊合約，而是採取「國內法」形式規範。例如，外交事務依循《台灣關係法》，軍事合作則透過《國防授權法》；至於經貿事務，過去多是在達成共識後，由雙方各自立法執行，而非共同簽約。 二、 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初步的行政突破 在蔡英文政府任內達成的「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雖是台美斷交後簽署的第一份協議，但其性質仍屬於「行政協議」。當時是透過 AIT 與台北駐美代表處簽署，現場未見高階官員出席，因此在形式上尚不具備明確的「國對國」法律效力。 三、 台美對等貿易協議：具備「國對國」實質意義的四項突破 上週正式簽署的「台美對等貿易協議」，雖然名義上仍由 AIT 與駐美代表處簽約，但在外交實務上已展現出強烈的「國對國」主權意涵： 行使國家主權： 協議核心涉及「關稅界定」，而關稅的課徵屬國家主權行使。美方簽署此協議，等同在經貿領域公開承認台灣的國家主權。 高階官員親自出席： 簽約現場包括美方商務部長、貿易談判代表，以及台方行政院副院長、政務委員。此等層級的官員現身，正式宣示了合約的官方性質。 打破外交禁忌： 這是斷交以來最高層級的官方接觸，不僅打破過去的限制，更為未來台美高層常態化交流鋪平道路。 官方管道公開發布： 儀式結束後，美方罕見由官方機構「貿易談判代表署（USTR）」直接發布照片與新聞稿，而非僅透過 AIT 處理，外交層級顯著提升。 四、 分析與展望：化整為零的「自由貿易之實」 從上述突破可以分析台美關係的進化路徑： 蔡政府階段： 完成「二十一世紀經貿倡議」，屬於未觸及主權關稅的行政協議。 […]

現代空戰的面貌為聯合作戰體系，戰機、地面雷達／防空飛彈系統、空中預警機形成一股完美的偵測／擊殺鏈。台灣面對解放軍空軍持續性的威脅，我空軍已陸續針對三型主力戰機、防空飛彈系統進行更新與採購。客觀來說，目前空軍的戰力已有十足的進步，然而我國空軍現役六架E-2K預警機，第一批四架E-2T預警機於一九九五年抵台服役；第二批兩架E-2K預警機於二〇〇五年抵台服役，無論是首批或第二批，經性能提升後全數為E-2K預警機，服役時間均超過廿五年，機隊確實已達升級、需要採購的階段。 根據媒體報導，二〇二五年我空軍已向美方提出採購六架E-2D預警機的需求，該款預警機是E-2系列中最新款，配備AN／APY-9有效偵蒐範圍達五五〇公里，飛行航程超過二千五百公里，並且具備偵測匿蹤戰機的能力。 然而，美方目前以「不符合不對稱作戰」需求予以婉拒，軍方雖持續努力爭取，但目前美方反而傾向以美商L3 Harris公司提供灣流G550民航機為基礎所開發出EA-37B呼叫羅盤（Compass Call）新型電戰機作為替代方案。該款電戰機具備速度快、航程遠的優點，同時配備兩具勞斯萊斯公司生產的BR710 C4-11渦輪噴射發動機，最遠航程超過一萬公里，和E-2系列預警機的差異在於，EA-37B機體兩側安裝陣列天線，在飛行途中較E-2系列預警機更為平順，並能配合戰機擔負「防空制壓任務」。 雖然EA-37B的機身側邊雷達無法直接偵測到匿蹤戰機的訊號，但仍能透過雷達偵測到匿蹤戰機的電磁訊號，因此嚴格而言，對於中共新一代殲20／殲35匿蹤戰機，EA-37B仍舊能偵測到電磁訊號，將相關資訊傳遞給我方戰機。 持平來說，EA-37B因配備渦輪噴射發動機，在維修、飛行時所具備的能力優於E-2系列預警機，但對於空軍而言屬於全新的機種，軍方未來若順利引進，仍需在後勤、保養上重新建立一條屬於EA-37B的後勤線，對於操作近卅年E-2K預警機的空軍來說，將會是一項挑戰。 無論美方最終選擇售予何種預警機給予我國，台灣將持續提出採購相關裝備的需求，縱然E-2D預警機為我國空軍熟悉的機種，但若未來採購到的機種為EA-37B預警機，於空中預警、指揮鏈路的傳遞與偵測匿蹤戰機的電磁訊號上，仍能發揮關鍵角色，成為我國空防不可或缺的要角，繼續偕同戰機、地面雷達和防空部隊鞏固我國的空優。 文章來源：自由評論網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743603 作者：宋磊（作者是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自幼親歷「文革」，彭麗媛於「黑五類」家庭環境中長大。18歲那年（1980）她第一次參軍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20歲時（1982），彭麗媛首度在第一屆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登台獻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夕成名。這首歌原本是歌頌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變化，充滿了樂觀、向上、豐收的意象。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此曲又被用來歌頌中國發展的成就。由於習近平曾在農村插隊（梁家河經歷），這類帶有泥土氣息且兼具宏大敘事的歌曲，完美契合了習近平「從群眾中來」的親民形象，以及中共帶領人民脫貧致富的政治績效。 彭麗媛的許多名曲，諸如〈父老鄉親〉、〈白髮親娘〉、〈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詞往往從微觀的「家」、「母親」、「土地」、「村莊」切入。這些歌曲將對親人、對故鄉的自然情感，無縫轉化為對抽象「祖國」和具體「黨」的忠誠。在她的演唱中，「母親」往往既是生母，也是「祖國母親」；「父老鄉親」既是鄰居，也是「人民群眾」。這種情感連結毋寧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提供了感性基礎：黨是家鄉的守護者，愛家即愛國，愛國即擁黨。彭麗媛溫婉、大器的形象，強化了國家機器中「慈母」的一面，柔化並傳播了剛性的政治意識形態。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共宣傳系統極其擅長利用這種「家國同構」（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State）的心理結構。 彭麗媛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 圖片來源：作者收藏翻拍 除此之外，彭麗媛演唱的「民歌」（Folk Song）亦包含大量歌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歌曲（如〈珠穆朗瑪〉、〈西藏高原〉、〈新疆好〉、〈高山青〉等）。在這些歌曲中，少數民族的音樂元素（旋律、樂器）被保留，但經過了「學院派」的改良與標準化。歌詞內容強調邊疆地區乃是「祖國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透過漢族歌唱家（或代表國家的歌唱家）以高亢、宏大的美聲／民族唱法演繹藏族或維吾爾族風格的歌曲，象徵著中央政權對邊疆文化的「包容」與「統合」。這在政治上強化了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的敘事，消解了分離主義的潛在認同。 作為解放軍文工團出身的藝術家，彭麗媛的身份原本就帶有濃厚的「紅色血統」色彩。她演繹過大量經典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英雄讚歌〉）。這些歌曲不僅承載著中共建政的歷史合法性（革命敘事），同時也隱喻日後的習近平政權對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的繼承，並且連接了過去的「革命勝利」與現今的「強國復興」。 簡言之，彭麗媛的「中國民族聲樂」風格（宏亮、圓潤、華麗），本身就對應著中國極力宣揚所謂「盛世」的美學。整個歌聲聽起來富足、和諧、沒有雜音，彷彿在聽覺上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與「太平盛世」的烏托邦想像，這正是官方宣傳所需要的社會氛圍。 聆聽世界各國領袖「第一夫人」的聲音政治 自2013年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之後，身為中共政權近年備受矚目的「第一夫人」，彭麗媛的演唱絕不僅僅是單純的藝術表現，她的歌聲儼然構建了一種「聽覺上的國家儀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大一統、紅色江山、民族復興）最標準、最完美的聲音載體。她的藝術形象與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政治光譜上是高度重合且互為表裡的。 相較於此，同為亞洲共產國家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在成為第一夫人之前，乃是北韓著名的「銀河水管弦樂團」歌手。她出身於藝術世家，受過專業聲樂訓練，這與彭麗媛的背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與金正日時代隱秘的正宮角色不同，李雪主頻繁公開亮相。她的時尚打扮和藝術氣質，經常被用來展示金正恩體制的「開放」與「現代化」，試圖以此對內軟化獨裁形象，對外營造「正常國家」的氛圍。她的歌唱背景使她在北韓宣傳機器中更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母親」或「文藝指導者」，這與社會主義國家重視文藝宣傳的傳統一脈相承。 類似「同中求異」的事例，則是見諸2019年美國導演勞倫・格林菲爾德（Lauren Greenfield）拍攝紀錄片《The Kingmaker》的女主角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作為統治菲律賓長達二十年的獨裁者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遺孀，鏡頭前她總是一身華服、作風豪奢。雖然不是職業歌手，但她年輕時是選美冠軍，擁有一副好歌喉，且極度熱衷於在政治集會上唱歌，甚至灌錄過專輯。 馬可仕獨裁統治期間，伊美黛經常在公眾場合和外交活動中突然高歌一曲（如著名的菲律賓情歌《Dahil Sa Iyo》）。這種行為將嚴肅的政治場域轉化為娛樂秀，利用個人的魅力（Charisma）來麻痺民眾對戒嚴令的不滿。她的歌聲與美麗毋寧也是馬可仕政權「美麗與強大」敘事的一部分，用來粉飾太平，掩蓋獨裁政權背後的貪腐與暴力。 在1986年馬可仕政權被革命推翻、逃亡海外數年之後，斐迪南逝世，高齡九十歲的伊美黛帶領家族成員一步步重返菲律賓政壇。2022 年，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當選菲律賓第十七任總統。 對照歐洲民主國家的社會體制，則又是另一番景況。法國前總統薩科齊 […]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