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十年，這座法院反覆被推上台灣憲政衝突的第一線。如今，被上鎖的，正好也是這個機構。這就是為什麼《憲法訴訟法》修正案放在總統直選三十年的時間軸上，份量完全不同：它試圖破壞的是，台灣憲政體制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道防線。
一個民主體制被衝撞之後能否自我修復，取決於憲法變遷的管道是否暢通——修憲或憲法解釋。然而眾所週知，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門檻全球罕見，2022年，十八歲公民權修憲案在朝野幾乎毫無異議的條件下仍未通過複決——當一個不具政治爭議的案子都無法跨越門檻，正式修憲作為制度調適的工具便已名存實亡。剩下還能運作的管道，便是憲法解釋，而有權作成憲法解釋的，只有憲法法庭。台灣的憲政韌性，實際上繫於這一個機構的持續運作。它一旦被封鎖，體制便失去自我修復的能力，沒有備援。
1996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民主轉型剛站穩腳步，體制內的舊勢力隨即發動反撲。國民大會利用修憲的機會夾帶私貨，試圖將自身任期延長，把原本應該限縮的權力反向膨脹，修憲權被用來服務修憲者自身的存續利益。大法官則透過釋字第499號解釋拉出憲政秩序的底線：修憲也有界限，即便是修憲機關，也不能透過修憲動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根本原則。這是台灣的憲法法庭第一次明確宣告：憲法有一塊不可觸碰的核心，任何權力都不行。
政黨輪替之後，威脅的形態改變了。核四停建案、真調會案，行政與立法激烈碰撞，朝野衝突隨時可能外溢成體制危機，大法官一次又一次被推上前台充當壓力閥，把政治對立導入法律論辯的軌道。2017年的釋字第748號同性婚姻案展現的是另一種能力：政治部門因為選票壓力遲遲不願就同性婚姻立法，憲法法庭一肩扛起了保障少數權利的責任，在多數沉默的時刻替少數確保了基本人權。
球來就打？
到了2024年，威脅再次變形，而且這一次的形態最難辨認。攻擊來自民主體制內部：民選政治人物用立法程序，去拆解維繫體制運作的不成文規則。哈佛法學教授 Tushnet 稱這種行為為憲政硬球（Constitutional Hardball）——這些行為未必經得起違憲審查，但它們被精心包裝在程序合規的外殼裡，刻意打破長期支撐政黨互信與自我約束的慣例。驅動硬球的燃料是恐懼——對手一旦得逞，自己的政治位置可能被永久壓制，所以不惜把遊戲規則本身當作武器。
當年10月25日，憲法法庭對國民黨和民眾黨主導的「國會改革法案」做出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宣告大部分核心條文違憲。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斥責大法官是「綠色大法官」，表態拒絕配合修法；翁曉玲立即加速推動《憲法訴訟法》修正案，稱這是「給憲法法庭扣上安全鎖」。判決打不掉立法議程，那就把做出判決的機構鎖起來。
維繫憲政機關的正常運行，本身就是一項憲法義務。大法官在釋字第632號中宣告立法院拒絕行使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權的「消極不作為」違憲——如今，同樣的邏輯適用於憲法法庭自身：一個機關不能以行使自己權力為由，去癱瘓另一個機關的運作。此概念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長期發展的「憲法機關忠誠原則」（Organtreue）一脈相承。《憲法訴訟法》修正案踩中的正是這條線——用立法權的行使去封鎖釋憲權的運作，把憲法機關忠誠這道維繫體制運轉的前憲法理解，變成硬球賽局中第一個被犧牲的規則。
更糟的是，憲政硬球一旦開局，對手就被迫跟進。一方撕掉默契之後，另一方被逼進一個兩難：按照舊規矩走，等於被單方面繳械；跟著升級，就一起加速規範崩解。民進黨最後走上了升級的路。2025年12月，行政院長卓榮泰在面對同樣具有高度爭議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時，選擇拒絕副署，理由是立法院已經讓憲法法庭失去弭平憲政爭議的能力，行政部門除此之外別無制衡手段。副署權在中華民國憲政慣例中從未被用作實質否決工具，歷任行政院長即便對法案有所保留，也從未拒絕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卓榮泰打破的是這條長達數十年的慣例。
但他的邏輯有其結構性的基礎：當憲法法庭已被癱瘓，司法審查這條常規的制衡路徑不復存在，行政部門面對它認為違憲的立法，除了動用從未啟動過的副署否決權，確實沒有其他體制內的選項。這正是硬球最具破壞力的地方：當一方把體制推到極限，另一方的每一個回應，包括打破慣例，都開始顯得「合理」，而規範的底線就在這種相互合理化中持續下移。
自力更生的台灣司法
憲法法庭如果在風口浪尖上選擇沉默，等於默認立法部門可以用程序手段封鎖司法審查，而且不需要承擔任何規範後果。所幸回顧歷史，台灣的憲法法庭在其體制延續的過程中，總能透過「司法自力更生」（judicial bootstrapping）找到出路。
林子儀等人的分析指出，這座法院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靠解釋求生的故事。1948年大法官會議在內戰中遷台，人數不足法定門檻，1952 年 4 月，靠著修改內規，將基準改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大法官」，讓自己活了過來。此後數十年，從替萬年國會延命的釋字第31號，到最終推翻該號解釋、為萬年國會找到合憲退場路徑的釋字第261號，憲法法庭反覆證明：它能在法律的灰色地帶裡替自己創造繼續運作的空間。
大法官這次在人事缺口未補、政治壓力未退的條件下再次發動了自力更生，從程序正當性到權力分立全面宣告修法違憲，並畫出一條線：釋憲權的行使是憲政機關對憲法的義務，不是立法者可以片面關閉的選項。然而，這一次的自力更生卻面臨難以迴避的循環論證。
判決書第39段寫道：「系爭規定二既成為本件違憲審查的標的，從法律適用的邏輯而言，當然不能再作為審查系爭規定二是否違憲的程序規範，否則將因系爭規定二，同時扮演程序規範與審查標的的雙重角色，造成系爭規定二自我審判的循環論證或自我矛盾的荒謬結果。」
這段話的意思，說得白話一點是：我們要審判這條評議門檻規定是否違憲，所以不能用這條規定本身來決定我們是否有資格開庭審判它。這在邏輯上確有一定道理：如果被告同時擔任法官，審判結果當然不可信。
問題在於，如果說法庭拒絕適用系爭規定是為了避免「被告兼任法官」的悖論，批評者則指出另一個難以迴避的悖論：法庭先預設了自己有權審判，才得出這條限制自身的法律違憲的結論——而「有權審判」這個前提，卻是法院試圖透過審判來確立的。
三名拒絕參與評議的大法官蔡宗珍、楊惠欽與朱富美，以非正式的意見書宣告本號判決「當然無效」，理由正是憲法法庭組成不合法。在她們看來，不能因為法律是審查對象，就擅自拋棄它作為程序規範的效力，否則任何大法官都可以主張任何對自己不利的程序規定是審查標的，藉此規避法律限制，司法機關的程序正當性將蕩然無存。
多數意見為了維持憲政運作的作法，在缺乏政治共識的當下，無可避免地引發了極大的社會與政治爭議。不過憲政秩序的維繫，從來不只取決於論證的無懈可擊，它同樣取決於制度在被衝撞之後，還能不能繼續產生作用。也就是說，憲法法庭究竟有沒有真正「復活」，取決於這份判決的精神 —— 法院必須照常營業、恆常運作 —— 能否在真實的政治場域中成為共識。這恰恰是制度效力的核心問題，法律論證本身無法自行解決。
憲法法庭擋不住所有的倒退。但它持續運作能發揮一種減速丘的功能，替其他力量的集結爭取時間，替社會抵抗提供法律上站得住腳的理由。台灣這次的公民反應確實印證了這個效果：上百位律師和學者發起《守護憲法遊行》，兩千多人走上街頭；廢止憲訴法修法的公投連署快速擴散，自然人憑證的申請量在短期內明顯拉高。一個公民願意為了投一張公投票去辦數位憑證——這個看似微小的行為，背後是對憲政參與權的主動認領。
三十年的總統直選，證明的不是台灣的民主已經安全，而是它仍然身處壓力測試之中。114年憲判字第1號說明憲法機制在極端壓力下還能啟動防衛——但這份防衛暴露的恰恰是體制的結構性脆弱。修憲門檻的僵固讓制度修補幾乎無從進行，憲法變遷的所有壓力都匯聚在憲法解釋這唯一的管道上，而這條管道的開關掌握在一個隨時可能被癱瘓的機構手中。憲法法庭能做的是減速，不是止損。但減速丘終究不是防火牆。只要拆掉司法審查比接受它更划算，就會有人繼續拆。
真正能提高韌性的，不是讓法庭變得更強大，而是讓「法院不能停」這件事，從大法官自己必須論證的命題，變成政治社群不需要論證就共同承認的前提。三十年走下來，台灣的民主留下了一個仍然懸而未決的問題——有沒有足夠的政治行為者，願意把憲法法庭的持續運作當作不可跨越的底線，而不只是下一輪賽局中隨時可以犧牲的籌碼？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作者：楊貴智
作者為法律白話文運動站長兼內容長、律師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