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伊朗描述為「不按地緣政治理性行事」的論述之所以容易擴散,往往是因為它提供一個看似能解釋「高風險行為」的簡單模型:如果對手不是在做成本效益計算,而是在讀神學徵兆、追求末世使命,那麼傳統嚇阻與外交可能失靈。這類模型常以什葉派「馬赫迪回歸」敘事為核心,並進一步推測核能力可能被視為加速終局的工具。這一整段屬於解釋框架,能提供直覺,但本身不等於可驗證的政策動機。
「宗教化解釋」至少在外部政治語言中確實存在。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曾在公開場合使用「伊朗領導層做的是神學而非地緣政治決策」「其神學觀是末日性的」等表述。這類說法能被核查,並能證明:美方有人公開用末世框架描述伊朗,且多出現在闡述威脅判斷與政策正當性的語境裡。
在方法論上,這類引文最多支持「某些政策人物相信這套描述」或「這套描述有其政治訊息功能」,但不足以直接推出「伊朗內部決策一定以末世論驅動」。也就是說,它是外部觀點的可核查文本,不是伊朗動機的直接證據。
區域盟友的修辭也常把伊朗放進「極權威脅」的歷史類比。例如沙烏地王儲曾以「新希特勒」比擬伊朗最高領袖,並以歐洲綏靖作為警示。這同樣是可核查的政治語言。
但類比本身通常服務於「動員盟友、爭取支持」的政治目的,更多反映威脅感知與立場表態,而非可直接反推對方內部宗教動機。
伊朗政治人物在國際場合使用末世或回歸語彙亦可被核查。例如前總統艾哈邁內賈德在聯合國演講開場的祈禱文本,包含「加速馬赫迪到來」等句子。這可作為「宗教意象存在於政治語言」的證據之一。
但「語言使用」與「決策機制」之間仍隔著一段距離。演講祈禱能支持「末世敘事是政治資源」,卻不能直接推導「因此核武是加速終局的工具」,除非再補上更貼近政策層的文件、指令鏈或行為證據。
在知識層面,十二伊瑪目什葉派的隱遁(小隱遁/大隱遁)與回歸期待,確實是什葉派傳統的一部分;伊朗政體的法基赫監護制(velayat-e faqih)也確實把「伊瑪目缺席」與「由教法學家統攝治理」結合,作為政教合一正當性的論證資源。
因此較穩健的中性結論是:宗教在伊朗政治中「必然重要」,但重要的方式可能更像「合法性與動員語言」,而不是必然等同於「末世策略的政策指令」。若要把宗教比重推到「主導核政策」,需要額外、且更接近決策層級的證據鏈條。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