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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風俗的平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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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說:「法律支配日本人,道德支配斯巴達人,風俗支配中國人。」

風俗的作用在引導和介紹發生事件的意義,以因應當時環境的需要,久而久之漸漸形成當地人的一種習慣,習慣能使人從小習以為常的行為,以後即使發現是有缺陷,但是人會美化其事,外來人想破除這種民間的積習,非常困難。所以一般民間風俗不易改革,只要不涉及人命,執政者通常都會順從民情風俗,不會強力制止。史記記載:太公望封齊,上任簡化君臣之禮,尊重人民習俗,五個月就回京作施政報告;伯禽去魯,改變舊俗,指導三年喪禮,搞了三年才回。周公嘆日:「後魯必為齊之附庸。」

以前英國殖民地之所以成功,是尊重當地的習俗及利益和當地人共同分享,一艘客輪之事務採分工,僅有一個英國籍的船長,大副、二副、高級職員為葡萄牙或西班牙等國的人,再次等國的人為船員,印度人為僕歐,非洲黑人為苦力所組成;對比日本殖民有些地方,事後卻為殖民地人所痛恨,因為日本人強改當地的語言風俗,獨佔利益,像台北二十萬人口中,日本人就佔一半,職業搶光,上至總督下到藝妓、娼婦、僕傭,日本人都有包辦。

端午節屬於民間的風俗:一、在門口插艾草,榕樹的葉子。艾草可以避蚊虫,榕音「榮」,兩者都符合世俗追求平安和名利之心。二、端午當天喝雄黃酒,除濕避邪,取自許仙和白素貞人妖之間的相戀故事。白素貞因端午節喝雄黃酒,變出蛇的原形,嚇跑許仙。她們的戀情從此產生波折。世間人和人的相愛,很多沒有結局,何況是人和妖怪的戀情,可預期最後將以悲劇收場。西方安徒生也描寫人魚相戀的故事,魚化身為「美人魚」的童話,人魚公主給人之形象,純真、熱情、奔放,又善良,她在人類世界中生存,毫不矯飾,像白素貞一樣,沒有隱瞞,完全開放毫無保留給自己心愛的戀人,到頭來,卻被人類視為危險異端,而被她的魅力所吸引的王子,最後也因沒有真正理解她,而使她們之間的愛情枯萎,導致美人魚毀滅,和白素貞同是天涯淪落,被關壓在雷峰塔同樣以身殉情的下場。

然而,白素貞對許仙全然沒有妖怪的絕情,反而卻有人類的痴心,傻乎乎一廂情願「但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也許這是她千年修練以來初嚐戀愛的滋味,意亂情迷,沖昏了頭,失去理智了吧?妖怪不知人性的深淵不可測,理論上談人比談鬼還可怕,同時愛是隨著環境多變之原故,當她第一次墜入情網就踢到鐵板,宋詞「杏花吹滿頭 ,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將擬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她飽嚐愛情的苦果,是她始料未及!平庸沒趣的許仙,也如其他的凡夫俗子一樣,經不起愛情的試煉而變心,其實,不必等不食人間煙火的法海和尚出來干涉,他也會始亂終棄白素貞,何況在端午節的中午發現她只是一條蛇。

許仙和白素貞的愛情故事,被寫成白蛇傳,發生地點在杭州,十幾年前,我因經商要陪國外客戶從上海到紹興的工廠,途經該地,可是從商,有工作任務,沒有閒情遊興,路過西湖、錢塘江十幾次,過而不入。以前永鎮白蛇的雷峰塔,因鄉下人迷信塔磚放置家中,可避邪,逢凶化吉,結果被杭州人挖走,在一九二四雷峰塔已應聲而倒,這種情況和瀋陽清太宗皇太極的陵寢之命運一樣,當地人認為風水好,老百姓把祖先的靈骨遷來合葬,共產黨不得不用水泥把土墓封閉,從此皇太極不見天日;而現在新的雷峰塔已經重建矗立湖濱,「卻從塵外望塵中,無限樓臺煙雨蒙。山水照人迷向背,只憑孤塔認西東。」每當梅雨季節,若到西湖雷峰塔,如果有女子向你借傘,你可要心生警惕,那可能是白蛇的化身,不要像以前許仙中了蛇精化身的白素貞的仙人跳,許仙和西方的夏娃都禁不住蛇的誘惑,不同的是,蛇在西方被看成邪惡的撒旦,在東方卻是成為美顏的補品,以致今日台北市華西街,喝蛇湯吞蛇膽的嚐鮮客,仍然絡繹不絕於途。我二十年前假日,有時陪西洋客戶去那裡看殺眼鏡蛇,滿足他們的好奇,那也許是來自人類內心的恐懼。傳說西方的夏娃受蛇的誘惑,偷食智慧之果,背叛對上帝的誓言,被逐出伊甸園。其實蛇是人類內心慾望的象徵;人受蛇的誘惑,是人類服從內心慾望的驅使。因為,背叛另一層意義是不受擺佈,反抗要當家做主,是人類內心深處存在的慾念。

三、划龍船、吃粽子:今人把粽子是在紀念屈原,但有人對屈原有不同的看法,屈原不隨波逐流,眾人皆醉我獨醒,今人解釋為他的人際關係和社交手腕不成熟的遁詞。被放逐未能深切反省自己挫敗的緣由,反而怪同事是奸臣陷害他,最後因恐懼,怕被放逐,無奈、無力、心中不甘願、充滿困惑,以致跳水了斷殘生,實因於:一、觀察力不足,無法預料對方的反應。二、欠缺同理心,自視太高,不把同僚當團隊的一份子,吝惜將自己的功勞與人分享,自然不易與人溝通共事。三、 與二位楚王的互動品質不佳,君臣雙方言語無味,話不投機。有人以為屈原是患反應性受挫憂鬱症者,他的懷才不遇,飲恨九泉,很多不是客觀的環境造成,而是個人主觀的疏誤。荀子說:人有三不祥,幼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屈原應是倚老賣老,沒人緣。

至於有關端午節傳說,華人喜歡將風景和習俗捕風捉影,穿鑿附會歷史人物典故,其實都是子虛烏有。古代農業社會,傳統以米食為主,每碰到新的節氣變一些花樣,是自然的事。例如元宵節吃湯圓;端午節時,竹葉盛青採來包煮粽子;中秋月明,換成作糕餅;新年蒸年糕…每隔一季,適時舉辦節慶活動,使單調的農耕生活得到調劑,有助社會的穩定,利於帝王的統治。

粽子多吃會傷腸胃,我偏愛小時鄉下水煮粽子,內包河溝裡撈的小魚、炒蔭豆、花生、蔥頭,每家小孩把剛煮好的粽子綁好鹹草,連結兩個掛在胸脯,到處炫耀,宋陸遊詩:「端午數日間,更約同解粽。白白糍粽美,青青米果新。」然而,現在不說河畔已經沒有撈魚的人,我幼小認識的包粽子的人都全不在人間,連溝渠也因土地重劃而消失;即使存在,溝裡的魚也受不了工業污染而絕跡。同時粽子也商業化,隨時可買到,此物就不足貴。

唐朝文秀(端午)詩:「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汨羅江原本是一條河水,默默無聞,因屈原投水而聲名大噪,無端引來後代詩人恥笑,無法洗清屈原的冤屈,真是名成而毀至,功就而謗來。唐詩人李白則認為人有冤屈,要到汨羅江傾訴,「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這樣子比較不會得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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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7 楊鴻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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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豪賭、抑或政權長期化的第一步? —淺議日本高市首相決定解散國會眾院、提前大選

自9日晚間讀賣新聞首先獨家報導「高市首相有意在23日國會眾議院(定員465席)『通常國會』(國會常設會期)開議時,宣佈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為新的一年的日本政界投下震撼彈開始、延續超過1個禮拜的猜測與論議,終於在19日傍晚,以高市首相親自公開宣佈「23日解散、27日公告,2月8日投開票」日程的方式劃上句號。 君主立憲—議院內閣制的日本,國會眾院每屆任期法定最長為4年,在憲政體制與實務交互影響下,業已確立「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首相專屬權限」的憲政慣例,晚近的幾位自民黨首相,就任後面對「是否提前大選」課題的態度與作法,大致上有效率派與慎重派2種,不過視當時內外處境及局勢,這2種作法與大選的勝負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連帶關係。 高市首相之所以最後決定提前大選,其直接理由在於為財政、安保等幾方面國家大政的變動,訴諸公民的審判、爭取新的民意授權;也因此,高市首相在將決定勝敗的標準,定在相對穩健的「執政聯盟自民黨與維新會2黨,是否取得過半的233席」的同時,也承諾恢復遭石破前首相一度中斷的「若未達成目標就辭職下台」的黨內慣例,可以說是下了重注。 而高市首相此一決策的深層原因,則是為日本政局重新開機。 2024年10月石破茂就任首相後,旋即宣佈提前大選,但此一決定不啻是石破結合一吐「身為黨內左派,自認遭安倍首相為首的保守派長期打壓」的私怨、以及「寧願折損席次,也要壓制黨內保守派再起」的算計,於是才有將選戰主軸設定為「決算政治與金錢問題」,以及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對政治資金漏未申報、不乏安倍派清和會成員的黨內議員,復施加不予提名、或者不重複登錄於區域比例代表名單(以剝奪惜敗復活可能性)的處分。 選後石破如願以償,不僅自民黨席次從選前穩定過半的261席,重挫到只剩191席,即使加上公明黨的24席仍不足過半,為了維持少數執政,石破不僅違反「黨總裁國政選舉敗選後必須下台」的慣例,更在國會眾院的人事安排上,將預算委員長讓給立憲民主黨,使預算審議與成案與否的大權,旁落到左翼在野陣營,為後來的高市首相留下難題;其後石破在無力妥善處理對中、在日外國人及米價飆漲等課題的同時,其態度與作法也明顯與都市青壯自發保守層背道而馳,於是才有去年的東京都議會、以及國會參院(定員248席)定期改選的連嘗敗績,與其後黨內保守勢力在麻生太郎前首相支持下重新集結,循黨章程序發動倒石運動、石破不堪倒石聲浪終於宣佈將辭職,使高市早苗能夠在黨總裁補選中,擊敗獲得黨內左派勢力支持的小泉進次郎農水相,成為自民黨首位女性黨總裁、與內閣制度實施140年以來首位女首相的一連經過。 高市首相上任前後,黨政人事兼顧派系平衡與知人善任,獲得社會廣泛好評;上任後犧牲睡眠時間戮力從公,推出「廢除燃料重複課稅」及「研議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免稅額」等政策,也確實有意減輕民生壓力,復以在台灣有事相關發言後,毅然應對中國叫囂與侵擾,加上積極處理在日外國人諸般問題,各方面政策都切中民眾關注與所需,於是在各大媒體的民調中,支持度穩定維持在6~7成有餘的高水準。 但,石破時代的國會格局也依然困擾高市內閣,即使執政聯盟的友黨,從不滿高市保守路線、因此拆夥的公明黨,換成有相當共識與共同目標的維新會後,新的自維執政聯盟在國會眾院僅保持233席的微弱多數,在國會參院更只有120席、距過半還差5席,雖然參院無法半途解散,但所幸日本國憲法在國會兩院的權力配比,採「眾院優位主義(法案在眾院通過後,即使在參院未能通過,只要眾院再度表決有2/3以上贊成,仍可正式成為法律)」原則,也因此取得眾院穩定多數,成為高市首相的當務之急。雖然高市首相有嘗試過「將國民民主黨納為執政聯盟第3黨」的方案,但由於國民民主黨玉木雄一郎黨首的個人盤算、以及該黨支持基盤等因素而未果,於是在個人支持率維持高水位、但國會眾院已達「非改選無以穩定執政推動政策」處境,且有黨內民調數據支持的情況下,高市首相宣佈提前大選、以此作為尋求自身執政長期化的第一步,也就成為勢所必然。 不過,高市首相的此一決策,卻也遭到黨內外的挑戰,黨內有論者以「此舉與豪賭無異」、「影響4月起新財政年度所需的預算審議、以及配套的民生經濟對策」為由,表達反對的意見,岸田與石破2位前首相的黨內左派勢力也蠢蠢欲動;黨外則有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無視於雙方政策差異、為選舉算計(特別是公明黨背後的創價學會宗教組織票,決定勝敗的可能性)而苟合組成的新政黨「中道改革連合」,在某些親中色彩濃厚的傳統媒體,以2024年10月眾院大選自民黨重挫、與公明黨支持層流向的推算為基礎,所作成的預估中,看起來似乎有技壓自民黨、實現政黨輪替的可能性,也無法令人就此輕鬆以對。雖然執政聯盟2黨內部、週刊文春等媒體,以及保守派的言論人,仍然普遍看好自維2黨選情,甚至樂觀評估「自民黨自身就能夠拿下過半或更多席次」,但距離2月8日還有2個禮拜多,中間是不是會再有什麼變化,對於高市首相與自維執政聯盟而言,無疑需要謹慎應對、穩紮穩打,「小心駛得萬年船」。 作者:吳哲文

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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