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部分藍營政客提案，要求政府基於「國際法」立場，譴責美國對委內瑞拉總統採取的強制行動，並進一步主張我國不應「逢迎美國」，甚至暗示應向中國等反美國家靠攏。此一論述表面披著法治與道德的外衣，實則在國際關係理論、實證事實與台灣自身安全處境上，均存在嚴重錯置，值得嚴肅檢驗。
從學理出發，國際法的效力從來無法脫離權力結構而獨立運作。自現實主義觀點以降，國際秩序的穩定並非僅靠規範本身，而是仰賴具備能力與意志的主導國提供公共安全與威懾功能。即便在自由制度主義框架下，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執行，也高度依附於強權支持。換言之，抽離權力背景、單就某一行動是否「違法」進行譴責，本身即是一種理論上的簡化，甚至是選擇性失明。
委內瑞拉事件所揭示的核心，不只是法理爭議，而是當代軍事與戰略能力的真實差距。美國能迅速鎖定、拘捕他國元首，反映的是長期累積的情報整合、精準打擊與全球投射能力。相較之下，長年自詡「反美軸心」的中俄，雖在話語與軍費上高調，卻難以對此形成有效制衡。這一結構性現實，對台灣而言並非遙遠新聞，而是直接關係到「誰有能力提供安全保證」的冷峻問題。
然而，正是在此背景下，藍白卻在國內政治上聯手杯葛軍購、質疑防衛投資，並對美國行動高舉道德審判。此種立場在邏輯上形成明顯矛盾：一方面承認強權決定國際現實，另一方面卻刻意削弱台灣自身的防衛能力，甚至對主要安全夥伴展現政治敵意。若依現實主義標準衡量，這不僅非理性，更可能被解讀為錯誤訊號，降低台灣的戰略可信度。
再者，若從國際秩序的歷史演進觀之，美國的行動是否完全合乎國際法，固然可以討論，但其效果卻不容忽視。二戰後以美國為核心所建構的秩序，雖非完美，卻成功抑制大規模國家間戰爭，並為中小型民主政體提供相對安全的發展空間。台灣正是在此架構下，得以鞏固民主制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忽略這一結構性受益關係，僅以道德化語言指控盟友，無異於否認自身發展的制度前提。
更為嚴重的是，部分論者竟進一步聲稱，中國可「比照美國」對台實施斬首行動，並將此作為政治論證的一環。此種說法在學理上混淆「秩序維持行動」與「侵略威嚇」的本質差異。美國行動置於盟友體系、責任政治與國內制衡機制之中；中國對台的斬首威嚇，則明確違反自決原則，並以武力否定台灣的民主選擇。將兩者相提並論，不僅是概念錯亂，更是在公共論述中正常化對總統與國家安全的威脅。
總之，這場譴責案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可以討論國際法，而在於其選擇性運用與政治目的。當「國際法」被用來否定盟友、削弱防衛、淡化威權威脅時，已不再是規範工具，而是政治修辭。對台灣而言，真正負責任的立場，應是結合法理與權力現實，清楚辨識秩序的支撐者與挑戰者。否則，看似高舉原則，實則動搖的，正是台灣最根本的安全與民主基礎。
作者 / 劍藏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