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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要打倒的「搶救國文」腐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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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五四運動的革新精神

作者 / 費文侯

中國北京在1919年五月4日這天,發生了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學運:五四運動,學生與許多民眾上街遊行,表達對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北洋政府的不滿,運動的領導者,像是傅斯年、羅家倫,後來都成為赫赫有名之輩。

五四運動的浪潮席捲社會,超乎開始時的政治層面,陳獨秀、魯迅等人帶頭的「新文化運動」隨之展開,熱血愛國青年們為了救中國,提倡「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新文化運動中,一個相當引人注目,也影響後世十分深遠的項目是由胡適領軍的「白話文運動」,出於更容易普及知識的立場,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白話文優於文言文。

對某些台灣人而言,五四運動是外國事務,不需關切,然而不可否認,目前台灣的語言、文化、教育體系,皆與中國文化息息相關,發生在近百年前中國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影響力都或多或少延續到現代的台灣。

換個角度想,五四運動與其一連串的衍生活動,精神都出自對落伍舊習的改革,把不實用的老派觀念,替換為更能適應新時代的新文化,這個概念不分國界、年代,在人類歷史上不斷重複上演,而五四運動當年要打倒的反動保守勢力,也在各個時空屢屢改頭換面。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在五四這天召開記者會。 圖片來源:更生日報

如今台灣離五四運動發生的時空背景相當遙遠,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早已成為日常用語,每年五月4日這天,台灣社會也多半不會有什麼特殊感觸。然而今年五月4日似乎特別不同,因為有個叫做「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的團體,選在對白話文別有意義的這天,大張旗鼓招開記者會,呼籲教育要增加古文課程。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大部分是由已經退休的社會賢達、國學大師組成,例如余光中、張曉風,這些人自己的專業、文學成就可能沒話講,但對教育就不是這麼熟悉,講出來的話也不是很好理解。

摘錄一段:「東吳大學名譽教授劉源俊痛批,台灣文化目前是空心文化,社會也是「四無」—無禮、無義、無廉、無恥;年輕一代也是「六沒有」—沒有認同、沒有自信、沒有耐性、沒有願景、沒有志向、沒有主張,擔憂台灣將變成下一個菲律賓。」這段話講真的很難駁斥,因為根本抓不到邏輯。

那段話也許要採用尊敬的洪蘭教授獨到的「超譯」法才能翻譯,試譯如下:「不讀文言文會變成沒文化的其他蠻夷之邦,多讀文言文才能養成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認為國文教育是國族文化生存命脈的關鍵,主張多讀古文有助於學習中華文化,為什麼要學習中華文化?因為中華文化可以讓你……反正就是好棒棒,不要多問,做個榮耀的炎黃子孫、華夏傳人不是很好嗎?

先替莫名奇妙中槍的菲律賓道個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有精華、有糟粕,對非我族類的歧視正是早該淘汰的糟粕,古文讀很多,其他現代知識欠缺的老先生、老太太們,顯然毫無這層認知。近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為暮氣沉沉的老邁中華文化注入新時代的活水,看看今天的台灣,五四運動是有意義的,胡適的努力沒有白費。

白話文運動當年對抗的幽靈,如今改頭換面再度來襲。《除了歷史和公民,你知道國文課綱也被調了嗎?》提到,馬英九政府這回課綱微調除了歷史與公民(可參考《拒絕落伍50年的歷史課綱霸凌台灣》),國文也往更保守的方向調整。

不是老的一定保守,胡適比張亞中、張曉風等人更老,但積極進取的精神遠勝這些在五四運動紀念日這天出來不知所云,滿口怨懟的後輩。要講傳統文化,何不多學胡適的改革精神?推廣古文運動,搞清楚韓愈古文運動的背景再說。

聯合報新聞《學者批:年輕人缺文化素養 恐成菲律賓》

朱宥勳文章《除了歷史和公民,你知道國文課綱也被調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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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白話文 胡適
2015-05-05 費文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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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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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秋季亞錦賽在平潭落幕,中華隊順利奪下前三名,中國隊卻在對戰中展現罕見的韌性。投手球速提升、守備精準、戰術執行度提高,讓這支中國成棒隊已與過去印象不同。 據傳,這些進步背後,有不少台灣教練與專業團隊的協助。就在這股進步的氣氛下,中國官方隨即宣布成立「中國職業棒球城市聯賽」(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簡稱 CPB),預計 2026 年開打。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更像是一場牽動「國球未來」的新賽局。若台灣棒球界仍抱著「純體育交流」的浪漫想像,恐怕將重蹈產業被吸空,因此筆者提出四項策略思維供台灣棒壇參考: 一、CPB仍處不確定階段,棒協與中職須先做好風險控管 中國並非首次推行職業化棒球。早在 2002 年就有「中國棒球聯賽」,後來改名「中國棒球超級聯賽」,但都因缺乏市場化基礎與商業模式而草草收場。此次推出的CPB,採城市聯賽制與跨境球員制度,允許台、港、澳與外籍選手加盟,乍看更具國際化格局。然而,這也意味著台灣可能成為主要的人才來源。若依官方規劃,每隊可納入約十名台灣球員,每隊共可吸納數十人。 台灣棒協與中職聯盟必須及早協調,釐清球員赴中參賽的資格認定、轉隊規範與合約保障,避免出現「雙掛號」、「黑箱挖角」等亂象。更重要的是,政府與體總應設定原則:台灣球員參與 CPB 不得影響國家代表隊權益,並應納入勞動與安全保障。若台灣連基本制度都沒立好,就貿然任由人才外流,後果恐非體育層面可收拾。 二、防止「棒球統戰」滲透,政府須居安思危 職業棒球看似體育賽事,實則政治操作空間極大。中國推動職業聯賽,本身就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若CPB主打「兩岸共同推動棒球夢」的敘事,再以高薪吸引台灣教練、球員、裁判與行銷人員赴中工作,極可能成為文化統戰的載具。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體育問題,更是國家認同的議題。棒球長年被視為「國球」,象徵著台灣人在國際賽場上不屈的精神。 一旦中國以「共同發展」之名包裝成「兩岸棒球一家親」的形象工程,對年輕球迷與運動員的心理影響不容小覷。體育部與教育部必須儘早擬定指引,針對台灣球員赴中執教、參賽的情況,建立透明審核與安全評估機制。更要強化公眾教育,讓民眾理解「體育交流」不等於「政治歸屬」。居安思危,不是反對交流,而是防止被統戰。 三、台灣職棒球團應強化CSR,守護國球價值 在中國職棒蠢動的時刻,中華職棒各球團也該自省。近年來,台灣職棒愈來愈商業化,但若企業只追求票房與行銷、忽略社會責任,終將失去「國球」的社會支持。球團除了經營戰績,更應承擔培育新秀、深耕社區、推廣棒球文化的使命。這是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核心。 面對CPB的潛在吸力,若中職球團願意投入更多資源於基層棒球,建立與地方學校、業餘球隊的合作鏈,年輕球員自然能看見留在台灣的發展前景。政府亦應提供誘因,例如稅務減免或贊助媒合,鼓勵企業參與基層認養計畫,形成「從少棒到職棒」的完整發展路徑。當棒球真正成為全民文化,而非少數職業的舞台,任何外來聯賽的誘惑都難以撼動。 四、從防禦到共榮:台灣必須掌握主動權 若CPB真能落地實施,中國棒球的實力或許十年內可見成效,但同時也將改變海峽兩岸的體育生態。台灣不能只是被動應對,而應主動塑造「自主而開放」的體育政策,鼓勵民間企業、學界與體協合作,輸出專業與品牌,而非被動輸出人才。關鍵不在於「要不要與中國交流」,而在於「如何不被吸收」。唯有建立穩固的國內制度、完善的保障與文化自信,台灣棒球才能在全球化與政治競逐中站穩腳步。 筆者回想起黑鷹事件的教訓,到今天CPB的挑戰,台灣棒球一次又一次被迫面對抉擇。這一次,棒球迷該問的不只是下一場球誰會贏,而是:當國球成為統戰的標靶時,台灣還能守住純粹棒球的靈魂嗎? 作者:林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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