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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李遠哲傳》:芝加哥大學治安這麼差要怎麼教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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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黃色葉片眩目無比的秋日九月,位於美國伊利諾州的芝加哥大學已有陣陣涼意,比起柏克萊加大或哈佛大學,這裡的氣溫低得多。亞熱帶臺灣的氣候型態已經離李遠哲一家四口越來越遠。

李遠哲全家從住了十八個月的劍橋市遷移過來,搬進芝大南邊的助理教授宿舍區。一位助理教授鄰居七月就搬來,稱讚道:「我芝大的聘期從八月才開始,我說我七月會搬過來,雖然到七月底才搬來,但是芝大從七月初起就給我薪水了,福利真好。」

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李遠哲聽了淡淡一笑。本來八月就要到芝大任職,但是答應赫許巴赫教授在哈佛大學多留一個月幫忙,就事先通知芝大會遲至九月才到任。陰錯陽差的是,後來哈佛只需要多幫忙到八月中旬,八月薪水沒有著落,但他仍需付清一整個月房租才能搬離劍橋市;而搬來芝大需支付八月全額房租,卻領不到芝大八月的薪水。搬家似乎總是讓李遠哲吃了些虧;儘管如此,他也沒想爭取什麼,泰然處之。 鄰居好心提醒他,學校安排他們住的宿舍位在貧民區,當中僅二%人口不是非洲裔,而這二%少數人口都是芝大教職員。

夜半,不遠處槍響驚醒了睡夢中的李遠哲,他起身到窗邊查看,紅亮亮的警車車燈一閃一閃射向漆黑的街道,是警察正在追逐嫌犯。「不能看!不能看!危險!」吳錦麗使勁欲將他拉離窗邊,深怕他被流彈射中。

白天,李遠哲開車載吳錦麗去買菜,開到市場的停車場時,一名手持長鐵棍的非洲裔男孩跑了過來,壓低聲音說:「先生,你有零錢嗎?」

李遠哲夫婦迅速交換眼神,到底該給錢還是不該給?給了錢,男孩就會離開,不給,等兩人離開車子去買菜時,男孩很可能砸車洩憤⋯⋯該怎麼做?

對於教育,吳錦麗自有一套原則:「縱使只是零錢也不能給。給了,他以後會養成搶劫的習慣,這不是好的教育。」她堅持由李遠哲留在車裡看守,自己下車去市場買菜。男孩沒有得逞,一會兒就不見蹤影。

從遷居芝大校區起,治安確實是李遠哲全家的隱憂。學校的一棟棟校舍被馬路隔開,與其他公私立建物共存於城市中,校區內不僅有師生,還有市裡各行各業的居民。

為了預防師生遭遇危險,芝大建議的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是要求每位教職員隨身口袋放十美元現鈔,萬一遭遇搶劫,就把十美元給對方以求保命。

李遠哲上班時就這麼做,倒是沒有發生過意外。而且,他晚上離開實驗室前,都會在窗內張望許久,確定門外無可疑人士才會離開,謹慎應對。不過,有一天,他的一位學生神色慌張進到教室,一問之下,是在路上遭一名少年搶劫,學生還沒把錢拿出來,又有一名青少年追過來警告少年:「我告訴你好幾次了,他看起來只是個窮學生,別跟他要錢。」學生因此脫困,驚魂甫定。

另一位學生的哥哥讀芝大時總說:「大家都說芝大不安全,其實不會的,我在這裡念了那麼多年,也沒有人向我要過錢。」不料,畢業後穿著西裝回到芝大就被搶了。

連來訪的外校教授也經歷了莫名其妙的遭遇。

曾有一位非洲裔教授前來芝大演講,下公共汽車後,因為沒帶手錶,主動詢問一位路過的老先生:「你知道幾點了嗎?」老先生當場脫下手錶就逃了。這位教授拿著手錶來到教授俱樂部(faculty club),無奈地說:「我剛才碰到一位老頭子,我問他時間,他居然給我這個⋯⋯」

由於李遠哲大多數時間都在學校,而吳錦麗每天上午、中午、下午都要步行接送五歲的李以群與兩歲半的李以欣往返幼稚園與托兒所,使得她總是提心吊膽。兩人商量後,決定留意新住處,等到一年租期過後就盡快搬離此區。


正因李遠哲全神貫注於科學研究,理家育兒責任都由吳錦麗一肩扛起。

每天晚上,李遠哲回家陪妻兒吃完晚飯就趕回實驗室,凌晨過後才返家就寢;他上午八、九點起床時,孩子們已經上學了。於是,孩子在家或學校成長的點點滴滴,大半是吳錦麗在就寢前或早餐時轉述,他可以說是個「不常在場」的父親。

「半夜到凌晨四點之間是一天唯一能讓我獨自安靜思考的時間,一些創新的想法、做不完的工作都在這段時間做,然後才去睡。等到睡醒時,孩子已經去上學了,所以,我常覺得我很自私。」李遠哲自承。

為此,吳錦麗想盡辦法增進父子間的相處機會與感情。

例如週末時,吳錦麗會為孩子們準備小小的便當,讓孩子們帶到李遠哲的實驗室。李以群喜歡在實驗室角落閱讀,而李以欣則模仿李遠哲畫設計圖、拿鐵鎚與板手敲敲打打,非常逗趣;吳錦麗也偶爾幫忙整理雜亂的室內。

當研究工作越來越忙碌時,李遠哲也不見得能帶孩子去實驗室了。有時候他答應週末帶孩子出門,不料實驗室儀器出了問題,他非得趕到學校親自解決,惹得孩子們滿臉盡是失望。「這樣不好,孩子們會覺得父親是一個不可信的人,」吳錦麗於是準備一個口袋妙計,每次李遠哲失約,她就帶孩子們去附近的科學與工業博物館(The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館內有許多小工具和自己動手做(Do it yourself, DIY)的小實驗,孩子們總是玩得很開心。


耶誕節時,吳錦麗按照孩子們向耶誕老公公許下的願望購買了需要DIY的禮物,等到李遠哲從實驗室忙碌整天回到家,她就趁孩子入睡時拿給李遠哲組裝。他總是拿出零件組裝成機械小汽車等禮物,熬夜完成後放在耶誕樹下,第二天清晨就會聽見如小鳥般蹦跳雀躍的孩子們喊著:「爸爸!媽媽!真的有耶誕老公公呢,祂昨天晚上把我們許願的禮物送來耶誕樹下了!」

其實,李遠哲與孩子們相處的時光,遠多於父親李澤藩當年花在每個孩子身上的時間,但是吳錦麗仍覺得不足,她很羨慕赫許巴赫教授親自教導孩子所花的心思,「赫許巴赫教授的小孩要學習太陽系,他就把家裡房間布置成太陽系,還掛上月亮與九大行星,一個個教孩子認識;孩子學小提琴,他也跟著學。」

然而,充滿濃厚社會主義情懷的李遠哲卻認為,「教育很重要,而且,別人孩子的教育與自己孩子的教育一樣重要;別人把他的孩子交給我,我也必須盡教育的責任來好好培養他。」

雖說如此,教育畢竟是百年大計,無論如何,李遠哲再忙都會和吳錦麗討論孩子們的文化、教養、人格培養和教育方針等,一起作主。

有時候,李以群在家裡會翻轉地球儀,找到太平洋西岸那座形似番薯的小島後興奮地說:「這裡就是臺灣!」這舉動總讓李遠哲又驚又喜。李以群在幼稚園裡也會這麼做,老師驚嘆地問吳錦麗:「五歲多的孩子竟然會認地球儀!」

李以群常跟同學說:「我的爸爸是修理匠(fixer man)!」同學們紛紛開心地帶故障的玩具或機器到校,要李以群帶回來讓李遠哲修理。而李遠哲除了找不到合適零件無法修理的玩具或機器之外,也果真修理好了大半數,讓李以群帶到學校還給同學。每想及此,他總是莞爾:「我確實是一個fixer man啊!」

至於不滿三歲的李以欣,才上托兒所不久。一天,吳錦麗對李遠哲說:「園長希望你能請假和我一起去學校談談。」 這對困惑的夫婦來到所內,所長興奮相迎,驚喜地對他們說:「你們的孩子真叫我驚訝!」

這對夫婦仍摸不著頭緒。

所長滔滔不絕說:「前幾天啊,教室的一把椅子壞掉了。以欣向來是我的小幫手,我叫他去工具箱幫我拿起子來修椅子。他竟然問我是要平頭還是十字頭的起子,讓我大吃一驚,這不是三、四歲孩子會做的事吧?」語畢又追問:「他年紀這麼小怎麼懂?你們是怎麼教他的?」

李遠哲想一想,說:「或許是因為他看我在學校做實驗,很好奇拿工具把玩,我教他怎麼使用的吧。」

臨走前,所長鄭重表示:「我也很好奇你們夫妻怎麼教育以欣的,我會注意以欣日後的成長和成就!」

一九六九年五月,李家第三個孩子出生,是個女孩,取名李以旋;適合育兒的住居問題越來越急迫。半年後,李遠哲在芝大東邊鄰近密西根湖的區域找到適合育兒的公寓二樓,舉家遷往,夫妻倆安心多了。

搬到新環境,李遠哲把以欣送去就讀美國哲學家暨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一八五九∼一九五二)創辦的芝加哥大學附屬實驗學校附設幼稚園,每天早上九點到十二點上學。但是一段時間之後,校方就向吳錦麗表示,希望李遠哲也能一同來商討重要的事。

夫婦兩人去到幼稚園。園長表示,李以欣放學回家之前會把玩具、書本等歸回原處擺放整齊,其他同學則是亂丟一地就走了。「依照兒童的發展,這個年紀的小孩不應該會像以欣有這麼大的責任感,這表示他受到太大的壓抑。」園長提醒他們注意教養方式,不要過度訓練小孩。

李遠哲很詫異,他表示,孩子的行為舉止往往是模仿而非訓練而來。「我太太的家務整理井井有條,一塵不染,這是她的習慣;而且,她也不會要求孩子仿效,更不會以此處罰小孩。」儘管如此,園長仍要求他們「讓孩子亂一點,像一般的孩子一樣。」

於是,在家裡,吳錦麗看到李以欣玩完玩具,就會示意「不要收回去,亂一點是可以的。」一段時間之後,李以欣的行為雖然稍有「改亂」,園長仍不滿意,這使吳錦麗苦惱不已。

搬遷到較安全的環境之後,吳錦麗常帶李以欣到家附近的公園打棒球。起初李以欣很喜歡,後來卻鬧彆扭不肯再去了,喊著:「沒有人在跟媽媽打棒球的啦!(因為大家都是跟爸爸打棒球)」

李遠哲想了想,既然不能大白天陪孩子打球,晚上用餐後,就將自家房屋的隔間走道充當練球室。他站在一頭,讓兩兄弟站在另一頭;他振臂投球,孩子就接球,反覆練習。

李遠哲沒有時間帶孩子們出去露營,於是他會帶著孩子爬進睡袋裡,睡在客廳地毯上,關掉電燈,想像父子們正睡在夜空下,「我們都稱之為『露營』,那是父子最親密的時刻之一,」李以群說,「我也很喜歡看爸爸修東西,手錶停了他會修,老電視壞了,他會把真空映像管和重要零件拿出來,到電器行(Radio Shack)教我們怎樣一個個測試出故障的,再買新的回來換裝。」


不只李以欣,李以群的學校教育方針也曾讓李遠哲夫婦傷透腦筋。

李遠哲的芝大同事都把孩子送到芝大附屬實驗學校就讀,當中大半學生是芝加哥的權貴子弟或芝大教授子女,原本李以群也就讀同一所學校。但是,當耶誕節假期將近,李以群放學回到家卻問:「媽媽,我們這次要去摩納哥還是亞斯本的滑雪勝地度假?」吳錦麗大為咋舌,也才知道李以群很多同班同學都前往歐洲滑雪度假。

李以群曾聽同學說家裡有兩臺彩色電視,回家就問:「媽媽,我們為什麼沒有兩臺電視?為什麼不是彩色的?」而九月初的猶太新年當天,李以群到校上課時,班上只剩四位同學,另外二十一人都去猶太教堂;他回到家又問:「媽媽,我可以去念希伯來學校嗎?」

「我們覺得不對,小孩應該平民化,更接近真實社會。」吳錦麗認為。而向來講求人人平等,不希望孩子有階級之分的李遠哲判斷,私立學校的同學也許家境較富裕,卻已讓孩子對社會與自身產生錯誤認知。學期終了,夫妻倆就將李以群轉入附近的公立小學,讓孩子習慣社會的真實樣貌。李以群在學校裡很快就認識新朋友,不少是非洲裔,且不少好朋友也是非洲裔,「他不會以膚色來看人,選擇朋友,」吳錦麗甚感欣慰。李遠哲也認為,公立學校才是融入真實美國社會生活的途徑。可以說,為了孩子的教育,夫妻兩人煞費苦心。


然而,在芝加哥生活近兩年,治安仍是不定時炸彈,讓吳錦麗備感壓力。

有一回,李以群和同學去書店,突然出現三個年紀較大的非洲裔少年,「我們又矮又瘦,同學的錢就被他們搶走了。」李以群說。還有個上午,李以群和同學們騎腳踏車到附近的公園,忽然有個大男孩要搶車,他們挺身就和對方扭打起來,對方後來見情勢不妙逃跑,但他們也掛了彩。

「媽媽,我們打贏了!我們打贏了!我保住我的腳踏車了!」李以群返家後驕傲地說。吳錦麗看到孩子受傷,雖心疼卻不能稱讚孩子;因為,她既無法鼓勵孩子為了保住腳踏車拿命來拚,也不能鼓勵孩子為求保命而把腳踏車交給對方,這樣的教育問題很兩難;類似的情況在芝加哥不時上演。

有一天,李遠哲赴美國東岸參加研討會,只有吳錦麗和三個孩子在家。

吳錦麗送兩個兒子上學之後,趁著小女兒還在搖籃裡酣睡,趕忙到附近的郵局繳費。飄雪的冰冷天氣,地上覆滿積雪,陽光照射白色的雪地,反射的白光照得她睜不開眼。

她走進熟悉的郵局大門,由於內外光線的對比太強,使她看進郵局的視線一片漆黑。才踏進室內就覺得不對勁,平時人聲鼎沸,此刻卻鴉雀無聲。好不容易適應室內光線,看見櫃檯後方的人都舉起雙手,地上也有人趴著,眾人都盯著她看。此時,有個男人大喊:「站著不許動!否則我要開槍了!」一個男人的斥喝聲嚇得她幾乎魂飛魄散。

遇到搶匪的吳錦麗腦海一片空白,隨後想起出差在外的李遠哲,心繫著可能甫睡醒哭著找媽媽的李以旋、正在學校上課的李以群與李以欣,此刻自己卻生死操之於人。

當搶匪得手現金轉身逃走,劫後餘生的吳錦麗已驚懼得四肢麻木。經歷這場生死交關,對於身處的生活環境,她有了更清晰的體認。事後,她對李遠哲說:「你把孩子交給我照顧,但是萬一孩子出事,我該怎麼對你負責呢?你要給我一個安全的環境。」

李遠哲跟吳錦麗商量:「芝大的助理教授不是終身職,是三年一聘;既然這裡這麼不安全,大家生活得這麼辛苦,等三年期滿前,我就換去其他學校教書。」 兩人取得共識,只是,這個計畫是否真能如願?

書籍介紹

《李遠哲傳(上/下)》,圓神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藍麗娟

文章來源:關鍵評論網

本書為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唯一授權、最翔實的人生傳記。作者透過對相關人士大量訪談,收集與梳理相關史料、報導,勾勒描繪出李遠哲八十年傳奇人生中曲折起伏的生命歷程,以及他立定志向、成為具人文關懷的偉大科學家的夢想之路。

作者耗費多年心力,以既熱情又冷靜俐落的報導文學筆觸。寫下一個時代下少年的奮鬥故事,生動刻畫出李遠哲一路成長,勇敢挑戰不可能、絕不妥協的堅毅身影。她引領讀者一窺李遠哲在每個得來不易的成就,以及對深愛的臺灣篳路藍縷的付出背後,那始終如一的理想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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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哲 社會
2017-01-15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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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日晚間讀賣新聞首先獨家報導「高市首相有意在23日國會眾議院(定員465席)『通常國會』(國會常設會期)開議時,宣佈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為新的一年的日本政界投下震撼彈開始、延續超過1個禮拜的猜測與論議,終於在19日傍晚,以高市首相親自公開宣佈「23日解散、27日公告,2月8日投開票」日程的方式劃上句號。 君主立憲—議院內閣制的日本,國會眾院每屆任期法定最長為4年,在憲政體制與實務交互影響下,業已確立「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首相專屬權限」的憲政慣例,晚近的幾位自民黨首相,就任後面對「是否提前大選」課題的態度與作法,大致上有效率派與慎重派2種,不過視當時內外處境及局勢,這2種作法與大選的勝負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連帶關係。 高市首相之所以最後決定提前大選,其直接理由在於為財政、安保等幾方面國家大政的變動,訴諸公民的審判、爭取新的民意授權;也因此,高市首相在將決定勝敗的標準,定在相對穩健的「執政聯盟自民黨與維新會2黨,是否取得過半的233席」的同時,也承諾恢復遭石破前首相一度中斷的「若未達成目標就辭職下台」的黨內慣例,可以說是下了重注。 而高市首相此一決策的深層原因,則是為日本政局重新開機。 2024年10月石破茂就任首相後,旋即宣佈提前大選,但此一決定不啻是石破結合一吐「身為黨內左派,自認遭安倍首相為首的保守派長期打壓」的私怨、以及「寧願折損席次,也要壓制黨內保守派再起」的算計,於是才有將選戰主軸設定為「決算政治與金錢問題」,以及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對政治資金漏未申報、不乏安倍派清和會成員的黨內議員,復施加不予提名、或者不重複登錄於區域比例代表名單(以剝奪惜敗復活可能性)的處分。 選後石破如願以償,不僅自民黨席次從選前穩定過半的261席,重挫到只剩191席,即使加上公明黨的24席仍不足過半,為了維持少數執政,石破不僅違反「黨總裁國政選舉敗選後必須下台」的慣例,更在國會眾院的人事安排上,將預算委員長讓給立憲民主黨,使預算審議與成案與否的大權,旁落到左翼在野陣營,為後來的高市首相留下難題;其後石破在無力妥善處理對中、在日外國人及米價飆漲等課題的同時,其態度與作法也明顯與都市青壯自發保守層背道而馳,於是才有去年的東京都議會、以及國會參院(定員248席)定期改選的連嘗敗績,與其後黨內保守勢力在麻生太郎前首相支持下重新集結,循黨章程序發動倒石運動、石破不堪倒石聲浪終於宣佈將辭職,使高市早苗能夠在黨總裁補選中,擊敗獲得黨內左派勢力支持的小泉進次郎農水相,成為自民黨首位女性黨總裁、與內閣制度實施140年以來首位女首相的一連經過。 高市首相上任前後,黨政人事兼顧派系平衡與知人善任,獲得社會廣泛好評;上任後犧牲睡眠時間戮力從公,推出「廢除燃料重複課稅」及「研議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免稅額」等政策,也確實有意減輕民生壓力,復以在台灣有事相關發言後,毅然應對中國叫囂與侵擾,加上積極處理在日外國人諸般問題,各方面政策都切中民眾關注與所需,於是在各大媒體的民調中,支持度穩定維持在6~7成有餘的高水準。 但,石破時代的國會格局也依然困擾高市內閣,即使執政聯盟的友黨,從不滿高市保守路線、因此拆夥的公明黨,換成有相當共識與共同目標的維新會後,新的自維執政聯盟在國會眾院僅保持233席的微弱多數,在國會參院更只有120席、距過半還差5席,雖然參院無法半途解散,但所幸日本國憲法在國會兩院的權力配比,採「眾院優位主義(法案在眾院通過後,即使在參院未能通過,只要眾院再度表決有2/3以上贊成,仍可正式成為法律)」原則,也因此取得眾院穩定多數,成為高市首相的當務之急。雖然高市首相有嘗試過「將國民民主黨納為執政聯盟第3黨」的方案,但由於國民民主黨玉木雄一郎黨首的個人盤算、以及該黨支持基盤等因素而未果,於是在個人支持率維持高水位、但國會眾院已達「非改選無以穩定執政推動政策」處境,且有黨內民調數據支持的情況下,高市首相宣佈提前大選、以此作為尋求自身執政長期化的第一步,也就成為勢所必然。 不過,高市首相的此一決策,卻也遭到黨內外的挑戰,黨內有論者以「此舉與豪賭無異」、「影響4月起新財政年度所需的預算審議、以及配套的民生經濟對策」為由,表達反對的意見,岸田與石破2位前首相的黨內左派勢力也蠢蠢欲動;黨外則有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無視於雙方政策差異、為選舉算計(特別是公明黨背後的創價學會宗教組織票,決定勝敗的可能性)而苟合組成的新政黨「中道改革連合」,在某些親中色彩濃厚的傳統媒體,以2024年10月眾院大選自民黨重挫、與公明黨支持層流向的推算為基礎,所作成的預估中,看起來似乎有技壓自民黨、實現政黨輪替的可能性,也無法令人就此輕鬆以對。雖然執政聯盟2黨內部、週刊文春等媒體,以及保守派的言論人,仍然普遍看好自維2黨選情,甚至樂觀評估「自民黨自身就能夠拿下過半或更多席次」,但距離2月8日還有2個禮拜多,中間是不是會再有什麼變化,對於高市首相與自維執政聯盟而言,無疑需要謹慎應對、穩紮穩打,「小心駛得萬年船」。 作者:吳哲文

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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