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〇政權輪替,新舊雙方都發生角色轉換問題。前者是久處在野地位,執政仍改不掉「老實說」風格,說對話也變成說錯話,如「美豬可能擋不住」「有些慰安婦是自願」等。後者是久處執政地位,習慣頤指氣使,不知如何反對,如要求林全先簽署不讓痩肉精美豬進口承諾書,才准他上台施政報告,或號稱是豬農抗爭,卻變成國民黨帶頭抗爭等。以上雙方,即使執政者說話不夠「政治正確」,只要施政方向正確,基本上並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反對者。如果反對者不知如何反對,心目中沒有人民及國家方向,只知維護一小撮人利益,或把一味唱反調(報復)當做反對,在反抗運動極度發達、反抗意識極度清醒的廿、廿一世紀,他們就不配當反對者。
反對(運動及黨派)建立在為正義而反抗上,它的「我不同意」背後是「人民不同意」(民不從)。沒有「人民不同意」及「人民要什麼」的認識及自覺,反抗不易成功。民進黨及民主世界所有反對事業都經歷了「為民前鋒」這個過程。被視為廿世紀反抗聖經的卡繆《反抗者》一書如此描述反抗者:
反抗者是說「不」的人,要表達對方「太超過了」、「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反抗建立在一個斷然拒絕上,拒絕那種無法再忍受的「過分」;同時它相信自己及大家「有權」如此做,因為公眾的「善」(權益)遠高於個人及少數人利益。為了捍衛公眾權益,反抗者甚至不惜一死。當公眾權益可以置於個人生死之上,反抗者就等於是以所有人擁有或應該擁有的價值觀在行事。因此,反抗不必然只出現在被壓迫者身上,也可能出現在目睹他人受壓迫而挺身而出的人身上。他們也因認同自己與他人的共同價值觀而超越了自己。
卡繆的《反抗者》影響及教育了廿世紀六七〇年代世界的反對運動(特別是反共產極權運動),包括台灣的黨外運動。以知識份子為主導的台灣黨外運動,會堅定篤信民主、自由、法治、人權,走向反專制、反極權、反法西斯道路,而沒有受到多少「全體主義」、暴力革命或偏狹民族主義誘惑,就因許多人從這本書得到啓發,謹記暴力革命不是拯救社會良方,人類只能逐漸減少不義,「防止一切可防止的,補救一切可補救的」,沒有一勞永逸的正義。同時謹守愛的信仰,「反抗是一種愛,要為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而活,為那些被侮辱的人而㓉。反抗含有愛與建設性,若非如此,它便什麼也不是。」
林全內閣上任後,立即做出一個正義政府應有的決策及方針:政院撒告太陽花學運、教育部撤除微調課綱並新訂「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做為處罰依據」、新政府行政立法協調會報拍板「廢除紅十字會法」、文化部要辦公聽會討論中正紀念堂如何實踐轉型正義(但部長表示沒有「拆除」這個選項)、蔡英文赴圓山忠烈祠致祭「取消遙祭、未唸祭文」(亦即民主時代不維持封建儀式)。以上各項,皆是久遭社會詬病、明顯不公不義或不符民主時代的積習,新政府予以撤銷或改進,正是「從善如流」、「與時俱進」,值得鼓掌。相較之下,國民黨阻擋轉型正義,凡民進黨及新政府贊成的,國民黨大都反對。這恰好是為反對而反對,不知反抗為何物(逆大多數民意而行),也不知如何扮演反對黨(卡繆所說做為反抗基礎的「共同價值觀」、「公眾權益」、「太超過了」等,國民黨沒有一樣能說服人民)。綠媒對此批評自不待言。難能可貴的是,藍媒也有批評之聲。
例如一位碩士生林家興在《聯合報》寫〈國民黨的危機 棄守核心價值〉,說:「國民黨的危機,不在於缺乏行銷與包裝,而是產品品質低落與公司營運病入膏肓的惡性循環。如果還認為問題出在綠營網軍抹黑火力太強,花錢培訓網軍,加強辯護火力,而不願花力氣重新樹立核心價值,深耕確立政策路線,那麼即使身在街頭,也不可能拉近與這塊土地上民心的距離,遑論海內外支持者。」
國民黨最欠缺的,也許是「永遠的執政黨」薫習出來的永遠不知謙卑,以及如何扮演民主國家的忠誠反對黨。一九四〇年美國總統大選,威爾基落敗,發表《忠誠的反對黨》一文,懇勸同志及支持者:「競選過程中,對敏感問題有異常激烈爭論。人們變得尖刻,許多刻薄的話都說出口。但我們美國人知道這種刻薄是一種扭曲,並非我們內心真實原意。我內心沒有刻薄,希望你們也沒有。我們選出了富蘭克林·羅斯福,他既是你們的總統,也是我的總統。我們每個人都該尊重他,為了我們國家,盡自己之力全力支持他,引導他完成管理人民事務這一最高使命。」「我們雖然只差幾百萬票,成為少數黨。但我們不要因此偏激,為反對而反對。我們反對的目的不是要毀掉美國,而是要建設富饒、強壯的美國。因為只有富饒才能強壯,只有強壯才能自由。」
威爾基懇勸共和黨同志及支持者的話,也是適合國民黨及其支持者、適合所有民主國家反對黨的話。如果國民黨能成為忠誠反對黨,真誠執行忠誠反對黨應有的職責,國民黨就不會再落入「產品品質低落與公司營運病入膏肓的惡性循環」,也不會「不知反抗為何物」了。
作者/孫慶餘
經作者同意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