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〇政權輪替，新舊雙方都發生角色轉換問題。前者是久處在野地位，執政仍改不掉「老實說」風格，說對話也變成說錯話，如「美豬可能擋不住」「有些慰安婦是自願」等。後者是久處執政地位，習慣頤指氣使，不知如何反對，如要求林全先簽署不讓痩肉精美豬進口承諾書，才准他上台施政報告，或號稱是豬農抗爭，卻變成國民黨帶頭抗爭等。以上雙方，即使執政者說話不夠「政治正確」，只要施政方向正確，基本上並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反對者。如果反對者不知如何反對，心目中沒有人民及國家方向，只知維護一小撮人利益，或把一味唱反調（報復）當做反對，在反抗運動極度發達、反抗意識極度清醒的廿、廿一世紀，他們就不配當反對者。

反對（運動及黨派）建立在為正義而反抗上，它的「我不同意」背後是「人民不同意」（民不從）。沒有「人民不同意」及「人民要什麼」的認識及自覺，反抗不易成功。民進黨及民主世界所有反對事業都經歷了「為民前鋒」這個過程。被視為廿世紀反抗聖經的卡繆《反抗者》一書如此描述反抗者：

反抗者是說「不」的人，要表達對方「太超過了」、「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反抗建立在一個斷然拒絕上，拒絕那種無法再忍受的「過分」；同時它相信自己及大家「有權」如此做，因為公眾的「善」（權益）遠高於個人及少數人利益。為了捍衛公眾權益，反抗者甚至不惜一死。當公眾權益可以置於個人生死之上，反抗者就等於是以所有人擁有或應該擁有的價值觀在行事。因此，反抗不必然只出現在被壓迫者身上，也可能出現在目睹他人受壓迫而挺身而出的人身上。他們也因認同自己與他人的共同價值觀而超越了自己。

卡繆的《反抗者》影響及教育了廿世紀六七〇年代世界的反對運動（特別是反共產極權運動），包括台灣的黨外運動。以知識份子為主導的台灣黨外運動，會堅定篤信民主、自由、法治、人權，走向反專制、反極權、反法西斯道路，而沒有受到多少「全體主義」、暴力革命或偏狹民族主義誘惑，就因許多人從這本書得到啓發，謹記暴力革命不是拯救社會良方，人類只能逐漸減少不義，「防止一切可防止的，補救一切可補救的」，沒有一勞永逸的正義。同時謹守愛的信仰，「反抗是一種愛，要為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而活，為那些被侮辱的人而㓉。反抗含有愛與建設性，若非如此，它便什麼也不是。」

林全內閣上任後，立即做出一個正義政府應有的決策及方針：政院撒告太陽花學運、教育部撤除微調課綱並新訂「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做為處罰依據」、新政府行政立法協調會報拍板「廢除紅十字會法」、文化部要辦公聽會討論中正紀念堂如何實踐轉型正義（但部長表示沒有「拆除」這個選項）、蔡英文赴圓山忠烈祠致祭「取消遙祭、未唸祭文」（亦即民主時代不維持封建儀式）。以上各項，皆是久遭社會詬病、明顯不公不義或不符民主時代的積習，新政府予以撤銷或改進，正是「從善如流」、「與時俱進」，值得鼓掌。相較之下，國民黨阻擋轉型正義，凡民進黨及新政府贊成的，國民黨大都反對。這恰好是為反對而反對，不知反抗為何物（逆大多數民意而行），也不知如何扮演反對黨（卡繆所說做為反抗基礎的「共同價值觀」、「公眾權益」、「太超過了」等，國民黨沒有一樣能說服人民）。綠媒對此批評自不待言。難能可貴的是，藍媒也有批評之聲。

例如一位碩士生林家興在《聯合報》寫〈國民黨的危機 棄守核心價值〉，說：「國民黨的危機，不在於缺乏行銷與包裝，而是產品品質低落與公司營運病入膏肓的惡性循環。如果還認為問題出在綠營網軍抹黑火力太強，花錢培訓網軍，加強辯護火力，而不願花力氣重新樹立核心價值，深耕確立政策路線，那麼即使身在街頭，也不可能拉近與這塊土地上民心的距離，遑論海內外支持者。」

國民黨最欠缺的，也許是「永遠的執政黨」薫習出來的永遠不知謙卑，以及如何扮演民主國家的忠誠反對黨。一九四〇年美國總統大選，威爾基落敗，發表《忠誠的反對黨》一文，懇勸同志及支持者：「競選過程中，對敏感問題有異常激烈爭論。人們變得尖刻，許多刻薄的話都說出口。但我們美國人知道這種刻薄是一種扭曲，並非我們內心真實原意。我內心沒有刻薄，希望你們也沒有。我們選出了富蘭克林·羅斯福，他既是你們的總統，也是我的總統。我們每個人都該尊重他，為了我們國家，盡自己之力全力支持他，引導他完成管理人民事務這一最高使命。」「我們雖然只差幾百萬票，成為少數黨。但我們不要因此偏激，為反對而反對。我們反對的目的不是要毀掉美國，而是要建設富饒、強壯的美國。因為只有富饒才能強壯，只有強壯才能自由。」
威爾基懇勸共和黨同志及支持者的話，也是適合國民黨及其支持者、適合所有民主國家反對黨的話。如果國民黨能成為忠誠反對黨，真誠執行忠誠反對黨應有的職責，國民黨就不會再落入「產品品質低落與公司營運病入膏肓的惡性循環」，也不會「不知反抗為何物」了。

作者/孫慶餘

經作者同意轉載，原文出處：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