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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三十六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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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前的今天,即1972年9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Kakuei Tanaka)訪華,就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略中國道歉,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竟感謝日本侵華!古今中外大部份國家都曾遭受過外敵入侵,但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會感謝敵人來侵略殘害自己同胞,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可恥的一刻,凡我中華兒女都不該忘記,中共當然不想人民記得這一段醜史,今天許多中國人都不曉得有這件事。

自甲午戰爭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侵略中國多年,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雖然幾十年過去,但每當中國人民想起日本侵略的歷史,依然義憤填膺,中共多年來都宣傳自己抗日,故不少人可能會懷疑,毛澤東真有說過感謝日本侵華嗎?

毛澤東多次感謝日本侵略。 圖片來源:大公網
毛澤東多次感謝日本侵略。 圖片來源:大公網

答案肯定有,而且不僅一次,起碼說過七次,這一點不容否認,因為連中共官方刊物都有記載,請哪些無知者多讀歷史,多研究一下中共的官方文件,以下是筆者整理出來,有關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材料,如有其他補充,敬請各位朋友電郵指正:


一)早在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便說過:「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侵華),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以上是根據內地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由王俊彥著的《大外交家周恩來》上,第210頁所披露。)


二)1960年6月21日,毛澤東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時就說過: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指中共在抗日時期的歷史),其中一部份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以上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38頁中提到)


三)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的談話:

當時黑田壽男及淺沼稻次郎作為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與毛澤東談到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毛澤東談及1956年時,接見日本日中輸出入組理事長南鄉三郎時的談話內容:

「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斗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以上據《毛澤東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斗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一文(現時內地人民網尚有該文,大家可以點擊超連結細閱該文)


四)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又再談及南鄉三郎:

「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佔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

(以上內容來自《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一文,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現時內地人民網尚有該文,大家可以點擊超連結細閱該文)


五)差不多同一段時間,在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文中有三個部份提到感謝日本侵華,以下用a、b、c列出)

…..
a)主席: 「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

b)佐佐木:「今天聽到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講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主席:「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佐佐木:「謝謝。」

c)主席:「……。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甚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以上內容來自《毛澤東思想萬歲》 原文復刻,1969年 (716頁版本) p.532 -545
,值得一提,中國大陸當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有多個版本,但只有716頁的詳盡版本才有披露上述言論,估計當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不同派別的中共官僚互鬥,對消息發放的標準不一所致。))
(有關的圖書可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參考圖書室查閱得到)


六)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老朋友《西行慢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

「…..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以上內容,請參閱中國近代名家著作選粹《毛澤東卷》中,第六篇:與著名美國記者,《西行慢記》作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該書編者:姜義華,出版者: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年2月第一次出版內容)


七)至於1972年9月27日晚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面時,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這是最嚴重最惡劣的一次,因為這是兩國最高領導人會面,堂堂中國國家主席竟向日本首相說出,這些出賣國家民族的話,令中國人民無地自容。

不過,據筆者研究,中共官方文件迄今未有披露,這次毛澤東與田中角榮會談的詳細內容,網上傳聞《毛澤東外交文選》有刊登,但筆者查閱過《毛澤東外交文選》,並未發現有關內容,事實上,這類《毛澤東外交文選》屬官方文獻,只偶一失手才會洩露中共的賣國機密,而且該書是文選,太敏感的內容都不會刊登。

筆者也翻查過,當時香港主要幾份報章,發現當時的新聞,只有報導毛澤東與田中角榮會面,並無披露會談詳情。但據一些前輩談及,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的消息,從當時專供幹部閱讀的報章《參考消息》、《大參考》中有披露出來,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或者會有些印象。

今天互聯網上,也能搜尋到一些,毛澤東與田中會面的材料,據現時內地網站「北方網」記錄,當時毛澤東接見田中角榮的時代背景與過程大致如下:

(1972年9月27日晚,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和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在一個小時的會見中,話題涉及政治、歷史、文化、哲學、生活,氣氛友好。會見結束時,毛澤東主席將一部《楚辭集注》作為禮物,贈送給田中角榮。)

除此以外,內地電視台鳳凰衛視節目《周末大放送》,曾推出一個叫「中日建交秘聞」的特輯,也從側面,提供了這段歷史的背景材料:

(田中與毛會談,即毛澤東的接見為9月27日晚上8時至9時半,為時1小時左右。這次日本方面被接見的只有田中、大平、二階堂三位,沒有翻譯員和書記員。日本方面沒有詳細的記錄。

會談後的9月27日晚上10點多鐘,二階堂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會談從8時30分開始舉行,地點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住處。當田中首相抵達中南海時,在門口,總理周恩來、外交部長姬鵬飛和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滿面笑容地出來迎接。會見在毛主席的書房進行約一個小時。此間,田中首相毫不拘謹,也絲毫沒有感到緊張,他與毛主席談話就好像是在與一位早已熟知的前輩進行談話。)

當然上述內地網站內容,並提及沒有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有的話早就會被網警刪掉!

在一些海外英文網站,也有記載毛澤東接見田中首相時,感謝日本侵華的內容。例如
“Mirrors of History ” On a Sino-Japanese Moment and Some Antecedents
by Geremie R. Barmé
網址:(http://www.danwei.org/nationalism/mirrors_of_history.php)

該文章提及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內容如下;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主席會見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的談話摘要:
毛主席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當田中角榮就”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們添了很大麻煩”的說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毛主席說:那就好了,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說法就這樣解決了?田中角榮說:我們打算按照中國的(語言)習慣改(通過姬鵬飛外長和大平正芳外相的進一步會談,在最後的公報中改成”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嚴重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主席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嘛”。)

See Dangdai Zhongguo waijiao ziliaozu, ed., Xin Zhongguo waijiao yu
lingshi gongzuo, ziliao juan san (Beijing: 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1987), pp.127-8; and Mao Zedongde guoji jiaowang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1995), p.41.
該文作者引述毛感謝日本侵華的消息來源,在注釋(7)部份,但由於該注釋用漢語拼音表達,筆者一時間也搞不清是來自哪一本中文刊物,敬請知道的讀者告之。

筆者手頭上最肯定毛澤東向田中首相表示感謝日本侵華,乃根據1994年,台灣時報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作者李志綏,該書是研究毛澤東權威作品,該書第三篇
(1965年~1976年)第543頁及544頁的內容提及,毛澤東在1972年二月與美國總統尼克森會面,其後同年9月接見田中角榮。

以下摘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書中543頁的內容:

(毛還多次談到日本。他說,我們(中共)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發展,最後取得政權。好多日本人見到我們,都要賠禮、請罪。毛說:「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這就是壞事變成好事。)

以下摘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書中544頁的內容:

(日本內閣首相田中角榮和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在九月二十五至三十日訪問中國,發表了聯合聲明,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毛接待田中首相的禮遇,一如接待尼克森。毛並認為,他與田中的交談,較之尼克森更為融洽。當田中為日本大戰期間的侵華罪行道歉時,毛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


中共自知無法否定毛澤東說過感謝日本侵華,中共的御用文人唯有改變策略,為毛狡辯說,感謝日本侵華,並非毛的真正意思,而是毛澤東的幽默,這是毛說反話的風格等等。

毛澤東性格無賴,向來放言無忌,公然說自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全中國只有毛澤東有言論自由,可以暢所欲言,為所欲為,凡研究過抗日歷史的人都會明白,毛澤東所說感謝日本侵華,絕對是真心話。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奮勇抗敵,厥功至偉,中共卻趁國難當前,「一分抗日、兩分妥協、七分擴張」。據台灣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在1985年由何應欽著,在台灣出版的《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第455頁,抗日時期為國捐軀的國軍將領有206位,而按1994年內地出版《共產黨抗戰英傑》一書,真正抗戰前線打日軍犧牲的團級以上幹部,只有5位英烈,包括左權、謝家慶、葉成煥、丁思林、郭征及盧海濤,若計入東北抗聯的楊靖宇和趙尚志,最多只不過7位。此外,1994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血祭太陽旗》一書,該書375-378頁,附錄二有中「華斃命日軍將領錄」統計,死在中國的日本將領有129名,死在與中共戰鬥的只有3名。以上數字告訴大家,究竟誰在抗日。

國軍在前線犧牲保衛國家,中共卻坐收漁人之利,擅於宣傳蠱惑人心的中共,抗戰時期間,宣傳自己在抗日,還信誓旦旦向人民許下眾多民主承諾,不少愛國青年被騙了加入中共,結果為虎作倀,加上中共又得到蘇聯大力支持。正如毛澤東所說,「由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因此抗戰結束後,中共打敗國民政府,成為抗戰的最大贏家。

中共上台後大肆竄改歷史,說中共自己領導抗日,在長年來黨化教育,對歷史缺乏認識的民眾都備受蒙蔽,還以毛為民族救星,抗戰領袖,還好無恥的毛澤東親口感謝日本侵華,教中共宣傳機器難以辨駁。

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僥幸逃過亡國災難,卻陷入另一場大劫災中,毛澤東統治中國期間,害死的中國人比死在抗日戰爭的中國人還要多。據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在《毛澤東專政始末》一書,台灣遠流出版,第131頁所說,單是在大躍進餓死那麼多人,約4,000萬至6,000萬之間。餓死這麼多人(在中華五千年通史中,所有暴君所殺的人,加在一起的總和,恐怕也達不到這一數目呢?)

古今中外恐怕都找不到比毛澤東更邪惡的人,今天仍崇拜毛澤東的,不是無知便是無恥。雖然今天中共專制政權仍在,但中國人早晚會清算這個禍國殃民的大魔頭,總有一天,九月二十七日會定為中國的國恥日,十月一日會定為暴政殉難同胞悼念日。

柏新 2008.9.27

原文出處:*民主必勝* 2009年1月21日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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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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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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