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民運的時勢造就江澤民時代，而李登輝則因野百合學運更成功地穩固政權。
1989年春夏之交是個歷史糾結，中國已歷經改革開放後十寒暑的歷程，社會面臨變遷與適應的困難，官員的貪腐與共產黨的統治失靈，經濟的通貨膨脹達到新高，政治上保守派與自由派的爭權奪利，一場弔念開明的胡耀邦的學生活動，燃起全國反革命的遍地烽火。
北大校園舉辦一場民主沙龍，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抗爭」的訴求，以罷課爭取民主，但廣場上的學生也產生領導與決策上的矛盾，筆者特別關注王丹六四學運所扮演的角色，鑑於歷次學生運動失敗歸咎於無強力的領導，王丹等學運領袖以廣場學生的支持為後盾，宣布廢除北大學生會，並成立籌委會而協調各校的「團結協會」，這是文革以來最大一次的群眾聚集，北京宣佈戒嚴在即。
保守且強硬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戒嚴，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發了戒嚴令，趙紫陽對學運態度的軟化導致政治失勢，總體發展態勢愈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大為不利。在人民英雄碑的學生廣播站，成為學潮各派系發動政變與佔據之地，學生領袖與李鵬見面的結果卻是不歡而散，北京當局此時敲敲地調集軍隊，決定清除廣場，高壓且快速的打擊迅速地瓦解這場學生運動。
六四事件的結果卻是餘波蕩漾，不僅使北京當局在國際情勢上面臨困境，經濟改革的推進也受到延遲，直到鄧小平南巡談話，才繼續維繫中國持續改革開放的道路，左派受到壓抑也加速了中南海政治領導的換血。從當時國際情勢之視野而言，適逢社會主義國家尋求民主化的「蘇東波」政治動盪，波蘭的團結工聯在6.4當日取得執政權，推翻社會主義與共產體制，之後東歐各國前仆後繼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戲劇性地宣告解體。
這場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暴雖說是弔唁去世的「胡耀邦」，死滅地卻是「趙紫陽」的政治前途，賠上得是「民運世代」應該對中國改革產生可更深遠的影響。筆者對此當時現象充滿著一項疑慮：若無這場「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暴」，中國現今是走著什麼道路？畢竟六四事件後的最大政治特徵，北京當局竟然是「假反右，真防左」。
北京當局對六四事件的評價，看似輕描淡寫，但每年的春夏之時，中南海政治中樞所在地卻頓時成為北京圍城；但六四事件由下而上的政治意義，影響其實深遠，民運人士與自由派學者卻急著翻案，89年的六四天安門並非單純且真空的孤立事件，正值法國大革命200年、中國五四運動70週年、中共建政40週年，當時全國人大會議亦提出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與經濟改革融合，社會是有醞釀政治改革的動能。總得來說，六四的起因或許突發，但背後有深遠的時代刻劃因素，北京下令鎮壓的決策因素與執行環節，是否理性？抑或即興？
六四天安門事件雖涉及共產黨政治高層的派系紛爭，因北京當局的下令鎮壓所導致的國際不利局勢，時時警惕在台北的國民黨當局，特別在「野百合學運」的處理上，中正紀念堂陣陣傳來要求廢除國民大會與追求民主改革的訴求上，國民黨採取了緩和學運與參採意見的合謀策略，導致兩岸的大規模的學運事件，連帶甚深，但結果和境遇卻大為不同。兩場學運的交錯反映在不同當局在特定時空環境下所為決策的認知，六四民運的時勢造就江澤民時代，而李登輝則因野百合學運更成功地穩固政權。
作者 / 林士清，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