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民運的時勢造就江澤民時代,而李登輝則因野百合學運更成功地穩固政權。
1989年春夏之交是個歷史糾結,中國已歷經改革開放後十寒暑的歷程,社會面臨變遷與適應的困難,官員的貪腐與共產黨的統治失靈,經濟的通貨膨脹達到新高,政治上保守派與自由派的爭權奪利,一場弔念開明的胡耀邦的學生活動,燃起全國反革命的遍地烽火。
北大校園舉辦一場民主沙龍,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抗爭」的訴求,以罷課爭取民主,但廣場上的學生也產生領導與決策上的矛盾,筆者特別關注王丹六四學運所扮演的角色,鑑於歷次學生運動失敗歸咎於無強力的領導,王丹等學運領袖以廣場學生的支持為後盾,宣布廢除北大學生會,並成立籌委會而協調各校的「團結協會」,這是文革以來最大一次的群眾聚集,北京宣佈戒嚴在即。
保守且強硬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戒嚴,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發了戒嚴令,趙紫陽對學運態度的軟化導致政治失勢,總體發展態勢愈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大為不利。在人民英雄碑的學生廣播站,成為學潮各派系發動政變與佔據之地,學生領袖與李鵬見面的結果卻是不歡而散,北京當局此時敲敲地調集軍隊,決定清除廣場,高壓且快速的打擊迅速地瓦解這場學生運動。
六四事件的結果卻是餘波蕩漾,不僅使北京當局在國際情勢上面臨困境,經濟改革的推進也受到延遲,直到鄧小平南巡談話,才繼續維繫中國持續改革開放的道路,左派受到壓抑也加速了中南海政治領導的換血。從當時國際情勢之視野而言,適逢社會主義國家尋求民主化的「蘇東波」政治動盪,波蘭的團結工聯在6.4當日取得執政權,推翻社會主義與共產體制,之後東歐各國前仆後繼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戲劇性地宣告解體。
這場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暴雖說是弔唁去世的「胡耀邦」,死滅地卻是「趙紫陽」的政治前途,賠上得是「民運世代」應該對中國改革產生可更深遠的影響。筆者對此當時現象充滿著一項疑慮:若無這場「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暴」,中國現今是走著什麼道路?畢竟六四事件後的最大政治特徵,北京當局竟然是「假反右,真防左」。
北京當局對六四事件的評價,看似輕描淡寫,但每年的春夏之時,中南海政治中樞所在地卻頓時成為北京圍城;但六四事件由下而上的政治意義,影響其實深遠,民運人士與自由派學者卻急著翻案,89年的六四天安門並非單純且真空的孤立事件,正值法國大革命200年、中國五四運動70週年、中共建政40週年,當時全國人大會議亦提出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與經濟改革融合,社會是有醞釀政治改革的動能。總得來說,六四的起因或許突發,但背後有深遠的時代刻劃因素,北京下令鎮壓的決策因素與執行環節,是否理性?抑或即興?
六四天安門事件雖涉及共產黨政治高層的派系紛爭,因北京當局的下令鎮壓所導致的國際不利局勢,時時警惕在台北的國民黨當局,特別在「野百合學運」的處理上,中正紀念堂陣陣傳來要求廢除國民大會與追求民主改革的訴求上,國民黨採取了緩和學運與參採意見的合謀策略,導致兩岸的大規模的學運事件,連帶甚深,但結果和境遇卻大為不同。兩場學運的交錯反映在不同當局在特定時空環境下所為決策的認知,六四民運的時勢造就江澤民時代,而李登輝則因野百合學運更成功地穩固政權。
作者 / 林士清,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