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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何能?—馬英九為什麼成為藍白合關鍵推手,其廉恥心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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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登記起始日—11月20日的接近,論議持續8個月,但也因為作為在野主要政黨的中國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黨,基於對各自支持基盤的認知、以及因此而生的算計,進而對最初卻也最重要的問題—如何在2黨之間整合出1組總統人選,各持己見、相持不下,眼看就要拖到登記起始日,而台灣社會多數意見也逐漸產生「沒有意外應該是整合不起來,準備看藍白2黨各選各的」之類想法的時候,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在11月10日突然在個人臉書帳號發文,要在野藍白2黨,支持台灣民眾黨主席、同時也是該黨總統大選的被提名人—柯文哲所提出的「全民調」方案後,在旋即引來多方人馬響應的同時,也使得在野整合論議的軌跡與走向,出現超乎意料的巨大變化。

在「是不是『心口如一、真的支持所謂在野整合』可以再說,但至少沒有人想要被對方,冠上『整合失敗最大元兇』之名,所以無論如何還是應該做做樣子」的思考與心態驅使、以及其他可能無法對外人表的因素,多方參合的情況下,藍白2黨竟然在馬英九的撮合下,同意在11月15日禮拜三上午,在馬英九基金會的辦公室,舉行所謂藍白合第2次政黨協商會議,使馬英九由見證人而調解人的地位更加鞏固,也為之後的發展埋下伏筆。

到了會議當天,原本被認為是馬英九出聲支持全民調最大贏家,與幕僚沙盤推演到會議開始前最後一個小時、也決定好談判底線,進場時明顯走路有風的柯文哲,竟然在會議當中,遭遇到堪稱其個人政治生涯到目前為止的最大挫敗。

從目前已知的公開資訊,可以知道的是,當天會議開始時,已經有一些不太對勁的預兆,先是會議開始之初,事前商議好的「馬朱侯柯4人,每人可以各帶最多2名幕僚參加,在現場隨時提問、紀錄並兼見證」突然遭到推翻,所有幕僚都被請出會議現場,使得會議變成馬朱侯柯4人密談,而會議開始以後,馬英九也一反先前被認為「可能有利於柯文哲」的立場,轉為中立的態度,這也預示會議走向的不尋常。

而會議進行當中,柯文哲不知道是「沒有幕僚從旁幫忙控場,就什麼事情也做不好,任由對方在談判中予取予求」的情況發作,抑或在其間被其他3名與會者當中的誰,出示了「與他關聯極深、台灣社會至今仍無法掌握其全貌,但爆開後預期將對柯文哲的選情及社會名聲造成重創」的什麼資料,導致柯文哲從自以為勝券在握,轉為強烈的精神驚駭,並從那時開始任憑中國國民黨、特別是朱立倫一方,開出各種立場倒退大幅超出沙盤推演預期、對柯文哲相對更加不利得多的「馬朱柯3方各挑選1名民調專家,挑選本月7~17日期間所作、具有參考價值的民調」、「由民調決定侯柯積分、在誤差範圍內一律計為侯柯配」等條件。

而逾越事前推演所擬定防線、作出極大退讓的柯文哲,在談判後又得到什麼?他只得到精神上的巨大衝擊、會後馬英九「你有沒有想到你會有今天」的公然嘲諷,空洞不明的「取得政權後,民眾黨主監督制衡、國民黨主發展興利」,以及他因此而生的「到時候我可以以副總統的身份監督侯友宜」、「民眾黨可以取得法務部、財政部、金管會、NCC及主計總處等主司監督的部會」等不僅古怪,還嚴重脫離憲政體制與政治現實的幻想,說「柯文哲在會議結束後的情況,像是在月考、或者私中資優班之類的重大考試中搞砸,等待回家後被爸媽修理、被週邊鄰居親友與同學嘲諷,因此表情與心情同樣黯淡的小學生」,實在並不算過份,從柯文哲會後參加政論節目「新聞面對面」時,發言前言不對後語、被現場來賓加主持人聯合圍剿,到台灣民眾黨從柯營競選總幹事黃珊珊、與核心幕僚陳智菡等人,都一度傳出辭意,再到柯粉在網路上近乎精神崩潰、各種悲憤莫名的發言,可以證明筆者絕非虛言。

而馬英九在從柯文哲眼中主持公道的見證人,成功轉型為藍白整合的調人以後,由於藍白1115政黨協商會後決議當中,決定由馬、朱、柯3方各派1名民調專家,參與市面民調的徵別與評價作業,以致於馬英九從調人更上一層樓、晉升到決定侯柯誰主誰副的「造王者」地位,這可以說是馬英九自2016年總統任滿卸職以後,在台灣政治地位最為重要的一刻。

只是,在馬英九這1個禮拜多以來,政治地位近乎於飛躍、大有鹹魚翻生之勢的背後,台灣社會卻也對馬英九「為什麼要在藍白陷入停滯的時候,以贊成採全民調的方式來打破僵局」、「為什麼可以從提供建議及見證人式的角色,先是變成調解藍白的公親、而後更變成造王者,政治地位轉瞬即變、扶搖直上」,「泛藍頭人竟然沒有多少人對他的變化產生疑問、甚至還接受他的介入與調停」,以及「為什麼決定人選的機制,會由一開始他所主張的全民調,被置換為『經統計當前市面可信民調,決定最終正副人選』」等異象,開始出現某種型態的質疑與疑問,特別是想到馬英九自從卸任以來,整個人無論是國家本位、抑或是評價公共議題好壞是非等等的立場,不僅無不與台灣社會多數意見南轅北轍,更令人質疑「他到底是中華民國的前總統,還是中國在台灣的另類代言人」,以及「馬英九在被解除前總統的出境管制以後,以近乎迫不及待的姿態,無論當時金溥聰等人再怎麼無法諒解、出聲勸阻,也還是要在今年3月底到4月初,帶著他所謂「大九學堂」的門生弟子,前往中國進行所謂文化交流兼其個人家族掃墓之旅,並且即使承受中國各級黨政當局對他的各種明暗羞辱與刁難,也在所不惜、心向中國」的種種經過,更讓人不免懷疑這其中到底有什麼因素,在驅使馬英九的這一連串行動。

果不其然,在某媒體爆出「馬英九辦公室要角—蕭旭岑於11月初,以參加所謂國際重要學術研討會的名義,前往中國首都北京訪問多日,期間更疑似與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會面」,回台後不過幾天馬英九就發聲倡議「中國國民黨應該贊成採取柯文哲的『全民調』」的事情被貫串於一以後,台灣社會的質疑也有了更確實的依據,雖然蕭旭岑在該媒體揭發後,否認曾經與宋濤會面,但,如今來看,馬英九的這一連串動作,很有可能是在中國當局的授意或甚至指使下所為,是中國當局繼以「調查富士康在中國稅賦及土地利用狀況」等手段,逼使郭台銘自大選退場以後,第2度採取大動作來介入2024年的中華民國總統大選,旨在強行動用規格外的手段,促使在野陣營整合出單一的正副總統候選人。而「中國當局與其在台灣的馬英九等僕從,這一系列的所作作為,竟然發生在傳聞美國拜登總統嚴詞警告中國習近平政權『切莫介入台灣2024年大選』以後」,更加深事情的嚴重性。

恕筆者直言:

一.以2008至2016年期間,台灣不僅儼然中國傀儡僕從、經濟凋敝、民生蕭條及軍備不振等敗象不說,更幾度因為中國因素而陷入險境的種種情況而言,正常人如果是犯下這麼多錯事的國家元首、廉恥之心尚未泯沒,照理講,在退職以後,應該要就此退隱、自我節制,盡量不對台灣社會狀況大發厥詞,但馬英九很顯然不是這樣的人,他退職後,不僅用各種宛如來自平行世界的發言,一邊持續突顯自己的存在感、一邊不斷刺激台灣人保持對他的憤恨,更屢屢與中國當局遙相場和,他在台灣的地位與角色,實在與出逃到俄羅斯前的烏克蘭前總統—亞努柯維奇,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二.而蔡英文就任總統後,檢警調當局並沒有採取類如馬英九當年上台後,施加於前朝陳水扁總統般的種種手段,來調查馬英九自擔任台北市長以來,從放任富邦銀行對台北銀行以小吃大所涉及的貪污等罪嫌,到出售「三中」及「革命實踐研究院原址土地」等案的法律問題,再到疑似與中國當局暗通款曲、損害台灣利益等等近乎於通敵叛國的情況,以致於馬英九至今依然逍遙法外,這不僅是蔡英文政府對馬英九與其朋黨的婦人之仁與縱容,同時也是台灣至今為止國本定位依然模糊於中華民國台灣的曖昧樣態、未能明確化台灣與中國之防等等國安不彰情狀的具體象徵之一。

三.而中國當局近期對馬英九的一連串運用,或許可以理解為政治意義上的「資源回收再利用」舉措,以致於一個已經被台灣多數民意唾棄、僅因為現政府當局的縱容而還能繼續活躍的親中派中華民國前總統,竟然還能成為中國當局強行介入台灣2024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的一座重要橋頭堡,不能不說中國當局很有可能是已經覺悟到「以中國當前與未來的經濟力發展趨勢、以及因此而引發的連帶效應,這次很有可能會是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當中,對台灣最後一次有意義的介入大選」、以及「中國當前經濟體制的破敗,已經嚴重到需要從外界大量輸血來挽救危局,所以需要對台灣能騙就騙、能拐就拐」,所以才會出此計策。

四.只是,在分析完前因後果與各方因素以後,筆者還是非常想問:請問馬先生您何德何能,能夠出來調停藍白之間的爭端齟齬?您難道都沒有任何一點廉恥之心,甚至滿足於中國當局明暗直接間接所賦予您的角色、以之作為自身生命史晚期的一大光榮?還是您當台灣人真的都沒有記憶,都沒有人記得您這幾十年來的任何所作所為,或者台灣與台灣人,依然只是您自以為能夠成就自身歷史定位的工具?這樣的行當是能夠做多少次、持續多久?希望您能夠捫心自問、好自深省。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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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9 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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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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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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