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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低迷的時局投入更多不安因子?—淺議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猝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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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今年正式打破該國過去行之有年的「黨與國家最高領導人,任期以2任10年為限」的慣例,進入異例的第3任期,躊躇滿志、想要做些什麼來證明自己獲得第3個任期的正當性,但不僅未能如願以償,反而因為其自身才智與認知有限、加上手法也不算高明等等的因素,結果反而為他自己與整個中國,從中國國內經濟的幾乎一切領域,再到中國國外的外交及軍事等方面,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泥淖與困局的這個時候,曾經與他共事10年,卻也在任內逐漸被各種小組架空,而成為弱勢總理的李克強,以對中國「正國級(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要人並不算太高壽的68歲之齡離世,基於李克強本身的過往及名聲、與習近平之間的對比,以及中國內外的當前局勢等等的因素,要完全不起波瀾,有相當程度的困難。

李克強是中國國務院歷屆總理中學歷最完整的一位,在該國北京大學法律系獲得學士學位,畢業後留校,就職於中國共產黨外圍團體「共青團」校團委、乃至於中央系統的同時,也在同校經濟系陸續獲得碩士及博士班學位,因此被視為是相對學有專精的共青團團派系統人士。從1998年到2007年,李克強歷任該國河南省省長,以及中共河南及遼寧2省的省委書記,累積領導一省的黨政經驗,也正是在擔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的期間,李克強訪問當時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雷德,不僅向雷德透露中國GDP數據的人為操弄與不可信性,更宣稱他會觀察鐵路貨運量、用電增減及銀行放款這3項數據,以作為判斷遼寧省、乃至於整個中國的景氣榮枯之用,為之後觀察並分析中國經濟局勢的學者、分析師及媒體提供更多啟發。

2007年10月起,李克強進入中國中央黨政人事的接班序列,先是在當時從中共中央委員,一躍而成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7的常委,2008年3月接任該國國務院首席副總理,2012年11月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僅居於習近平之下,次年2013年3月繼溫家寶後成為該國國務院總理,並在2018年獲得連任,直至2023年3月正式退休、完全交卸一切黨政權力為止。

但,如同上文所說,李克強擔任2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期間,面對習近平透過成立許多中共中央工作小組、並自任為這些小組的小組長,逐漸蠶食並架空國務院權力的手法,只能夠奉其意旨而行、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或反制;而習近平在2022年10月中共「20大」的會場上,將協助他度過接班前後最凶險一段時期、於他而言有相當恩情的前任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直接押走,展現作為作為當今赤色中華帝國天下第一人的架式時,李克強也依然束手無策,只能一臉驚惶地看著事情發生;今年3月任期結束前、在中國國務院向下屬發表告別談話時,也只能留下「人在做,天在看」之類的話,以不點名的方式暗諷習近平。李克強在3月退休後、直到10月27日在中國上海傳出死訊為止,可以說是深居簡出,很少公開露面或出席公開場合,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今年8月底前往該國甘肅省敦煌的莫高窟古蹟訪問。

對中國稍有基本認知的人,應該都知道一件事:自1949年以後,中國當局學習蘇聯制度,對於該國的現職或退休黨政官員,有一套涵蓋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特權體制,黨政官員在任時級別愈高,退休後所享有的待遇也愈好。先不論「這套體系每年要為中國當局消耗多少資金、在中國經濟進入實質全方位衰退的現在,又將為中國社會帶來多沈重的負擔」的問題,退休後的每一個「正國級」黨政領導人,不僅繼續享有以該國標準而言,可以說是最優質的各種特供飲食,並配有專屬的醫療團隊,透過密集的身體檢查,確實監控他們的健康狀況,並提供中國標準之下的各種最高級照護服務,傳聞,為了盡可能延長這些退休的前黨國最高領導人的壽命,中國當局甚至還能為這些退休要人,提供更換匹配器官及血液的服務。

而李克強作為納入中國上述機制的最新一位前正國級領導人,先前並沒有「退休待遇被削減」之類的傳聞,最後一次出現在公共場合時,該國民眾也普遍認為「李前總理的氣色不錯」,再加上某些中國黨政官方媒體的社群媒體帳號,疑似出現偷跑發布李克強死訊的情況,因此,中國當局有意無意透露的「李克強在入住上海官方招待所『東郊賓館』游泳時,心臟病突然發作,入院後搶救10幾個小時、並安裝人工心肺,但仍然不治身亡」的半官方傳聞,也就益加讓人懷疑其真實性。因此,在台北時間27日早上8點中國當局公佈李克強死訊後,第一時間內,在中國之外、不受該國網路審查機制控制的各個社群媒體上,不僅開始出現「懷疑李克強是『被』心臟病」的聲浪,更紛紛將李克強身亡的最大嫌疑指向習近平所為。

坦白講,從習近平進入第3任期後,「非但沒有收斂頻繁更迭軍方人事的情況,更將他一手提拔、出任要職的黨政官員,列為清洗開刀的目標,以致於不僅整個解放軍戰略火箭軍,發生史無前例的人事大地震,連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及前外交部長秦剛,也都被拔除各自原本的國務委員及部長職務、下落不明,此外還有多名部長在10月底同遭罷官,眼看大清洗不知將伊於胡底」,以及「中國當局雖然一方面歡迎澳洲阿巴尼斯總理來訪,並且派遣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訪問美國,以為習近平在11月參加在美國加州舊金山舉行的APEC會議、並藉機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談,進行先行準備,以營造外交態度軟化的態勢;但另一方面卻也在中國週邊,針對美國、加拿大、日本、台灣及菲律賓等國家或自治實體,增強軍事挑釁的頻率及強度,絲毫沒有和緩軍事緊張的跡象,同時也在透過無預警搜索及逮捕外籍幹部的方式,增加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的不安定感,加速外資撤資並逃離中國的速度」的種種情況來看,可以合理推知的是,習近平對於自身處境的不安與焦慮感,有持續加劇的態勢,但,享有中國最高權力的他,在所知、所能與手腕都很有限的情況下,不僅各方面的行動無法取得一致或協調性,反而還會交相扞格,進而使中國的內外處境更加惡化,而這樣的處境惡化,又會使他的精神狀況更加糟糕,並促使他做出更多錯事。

經過以上的分析後,筆者的初步認定是,習近平在精神狀況持續惡化、處於極度焦慮,因此導致理智與判斷力顯著下降的背景下,面對一位與他共事10年,剛退休、在民間聲望比他好上不少,甚至有被黨內反對派重新擁立的可能性的前總理,確實有「使用一定的手段,動手將其殺害」的嫌疑,加上習近平已經陷入一個慢速、但傷害也相當確實的「塔西佗」陷阱,習近平在李克強身故一案的嫌疑,將會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揮之不去。

衡諸現代共產中國歷史,先不論這些人在歷史中的實際狀況如何,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曾經發生過2起「因為民望較佳的現任或前任『正國級』黨政領導人過世,因此引發全國性大規模群眾抗爭」的事件。

第1次是文革末期的1976年,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因膀胱癌死於任內,當年4月4日~5日期間,對文革末期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特別是他們的種種高壓措施、以及狂妄的言論深感不滿的中國民眾,以該國首都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為起點,藉哀悼周恩來過世、表達對周恩來的懷念之心,展開全國性的抗爭,抗爭雖然遭到彈壓,但卻構成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遭到推翻的遠因之一。

第2次是改革開放初期,雖然經濟狀況正在改善,但物價及官僚特權等問題卻也在持續惡化當中,中國社會因此持續累積不滿、升高對政治改革的訴求,而此般訴求更進一步被黨內不同派系利用,因此,1989年4月,被認為是開明改革派的前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後,在當時黨內部份派系的默許、甚至是變相提供後盾的情況下,該國民眾自發哀悼胡耀邦的事態,進一步擴大為以北京各大學院校為首的學運與市民抗爭,卒致控制該國軍權的鄧小平一派,對學生與市民展開武力鎮壓,也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在當前中國內外局勢窘迫,即使中國黨政當局如何試圖美化經濟數據,但實際的失業及外資撤離等問題依然未見好轉,整個社會氣氛益見兇惡暴虐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的整體狀況,已經出現類似1989年時,因為物價「闖價格關」及官僚特權套賣物資的「官倒」而引發該國社會不安浮躁的情境,這也難怪,習近平政權在李克強的官方死訊公佈後,為免在中國引發第3次類似事件的出現,並沒有開放太多讓該國民眾得以自主悼念李克強的空間,而是盡一切可能壓制網路及實體自發悼念活動的展開,連網路上轉傳相關訊息,都只能轉發官方媒體的新聞、中國共產黨為首各黨政部門的正式訃告,加註「紀念前總理」之類的有限字樣。

不過,未來短期內,台灣仍然必須要注意的是,習近平政權會不會藉開放民眾及各界悼念李克強的機會,藉機引出黨內殘存的反習派系、同情中共較開明人物的各界人士,以及對現政權不滿的一般民眾,將這些反對勢力一網打盡,並將原本僅存在於政權中上層的大清洗現象,向社會其他領域擴展,以為肅清反對意見、加速進入戰時共產主義式的軍事管理體制做準備。而在習近平的精神狀態很可能正在顯著惡化,以致於行事既不協調、同時也逐漸不顧後果的情況下,台灣更應該為中國突如其來的局部或甚至全面戰爭—前者例如閃電襲擊金門或馬祖等地、後者則是對台灣發動戰爭,從心防到具體的物資及物質層面,做好萬全的準備,而「台灣人在明年總統.立委大選,將會選出什麼樣的新總統及立法委員」這件事,也將會成為台灣能否有效應對中國興釁、甚至發動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務請各位慎重選擇,千萬不能選出心向中國、或如變色龍般搖擺不定,並具有縱容中國滲透及腐蝕台灣傾向的總統,也不能讓阻礙台灣發展並強化自我防衛能力的任何政黨,在新一屆立院取得足以影響此般進程的席次。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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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0 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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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國會眾議院於2月8日進行提前改選投票,由高市早苗率領的自民黨以壓倒性得票勝出,睽違5年重新取回國會單獨過半的絕對多數地位。 根據《NHK》、《全日本新聞網》(ANN)與《日本新聞網》(JNN)分別進行的出口民調,在眾議院總席次465席中,自民黨有望取得300席以上。若再加上目前聯盟執政的日本維新會,高市早苗內閣將可望跨越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的關鍵門檻,不僅使首相在立法程序上取得足以略過參議院的絕對執政優勢,也讓自民黨2012年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內閣以來,再度取得啟動修憲可能的機會之窗。 在確定自民黨篤定取得眾議院過半多數後,原本在首相官邸等待結果的高市早苗,也在日本時間8日晚間9點30分進入自民黨總部並接受媒體採訪。高市早苗表示,儘管勝選的結果讓人鬆一口氣,但目前暫時沒有內閣人事改組的必要與規劃,她強調自民黨仍希望繼續與維新會聯合執政,並表示「自民黨內部也已對修憲有具體構想」,之後將在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中,同其他政黨一同作更全面的討論與審議。 儘管自民黨目前在日本國會參議院並未取得過半席次(248席中僅有101席),且無法提前解散的參議院,最快也得等到2028年才會改選。然而,在日本的兩院制設計之下,即便法案遭到參議院杯葛或否決,法案只要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再次表決仍可生效。因此,一旦能穩定掌握日本國會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門檻,高市內閣實際上也將重返對一般立法擁有絕對的主導權。 改選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有198席,加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高市早苗內閣232席的勉強過半地位。但截至台灣時間8日晚間8點30分為止,《NHK》的出口民調顯示:自民黨已篤定能突破261席的「絕對安定執政」門檻(眾議院過半,並能取得所有委員會的主席與多數席次),且有機會取得300席以上。至於選前最大的在野黨──由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所組成的中道改革聯合,則從選前合計的167席,驟跌至50席以下。 在中道改革聯合的崩潰式敗北的同時,國民民主黨、參政黨等在野的右翼政黨則避免了「高市吸票」的困境,預計席次將與選前持平;換言之,這場選舉已確定會成為日本泛右翼與保守派陣營的全面勝利。 聲勢仍在高點,高市提前改選國會「超短期決戰」的政治豪賭 2026年1月30日,日本秋田縣下雪的街道上,一塊選舉公告牌上張貼著候選人的海報。 本次日本眾議院選舉,自1月23日正式解散國會至2月8日投開票,前後僅有16天──這不僅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為期最短的一場選戰,高市早苗選擇在1月分解散國會的時機之大膽,也因此被政壇輿論稱作「超短期決戰」。 在內閣制的政治體制之下,提前舉行大選向來被視為新任總理取得民意授權的必要程序。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並接掌內閣總理大臣職務後,其內閣執政尚未經歷眾議院大選,因此政界各方早有預期,高市內閣勢必得在2026年春季前後解散國會、重啟大選。 然而,這場原本被視為「預料之中」的超短期決戰,仍引發日本社會的批評與質疑。根據《NHK》2月2日公布的全國民調,在宣布提前大選之後,儘管高市內閣的支持度仍維持在58%的過半水準,卻有高達49%的國民「不認同首相此時解散國會是恰當的決定」,此一數字也較支持解散、認可選舉的民意多出14個百分點。 輿論疑慮的爭議點在於,高市早苗選擇在2026年度國會常會的開議首日宣布解散──會期才剛開始便宣告終結,直接導致事關民生經濟、必須在4月新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的「2026年度總預算案」被迫停擺。 此外,本回選舉也是日本眾議院時隔36年再度出現的「1月解散」。在政治傳統上,日本過往多會迴避在1、2月舉行大選,一方面是因為新年伊始,各行各業忙於開工,各級學校也集中在此時舉辦入學考試,候選人此時不僅難以即時動員支持者,拉票活動也容易招致「擾民」批評;同時,日本的1~2月正逢隆冬雪季,常見的大雪不僅經常封鎖交通、癱瘓社會日常運作,更嚴重干擾基層選務工作,甚至大幅影響選民外出投票的意願。 另一方面,僅有16天的超短選戰時程,也在朝野政壇引發批評聲浪。在自民黨內,不少身處艱困選區,或從政資歷尚淺的參選人,都抱怨過於倉促的選戰節奏讓他們「來不及充分備戰」;在野陣營則集中火力批評高市內閣,為了選舉操作竟寧可延誤國家總預算。 但對高市早苗而言,這場政治豪賭背後卻有著極其現實的理由。選前的自民黨雖然仍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在參、眾兩院的席次皆未能跨越過半門檻,不僅必須仰賴拒絕入閣的日本維新會進行政治結盟以維持執政,在重大政策的推動與國會攻防上,也面臨不小的政治阻礙。考量到高市內閣自就任以來就一直維持民調過半的高支持率,為了避免夜長夢多、趁著聲勢仍在高點時提前改選國會,也就成為高市內閣選擇提早發動超短期決戰的主因。 自民黨全勝的「高市旋風」: 壓倒性的年輕選民好感度、迴避具體政見對決的釜底抽薪之策 2026年2月7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右)抵達東京礫川公園,在發表競選演講前向民眾鞠躬致意。高市早苗的「超短期決戰」策略,搭配內閣選前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讓她在選戰期間占盡主動優勢。首先,僅16 天的選戰時程,極大化地壓縮了對手政黨的應變空間,使其難以在短時間內凝聚反攻能量,或提出足以挑戰現任政府、且具備選民吸引力的政見亮點。 其次,高市早苗居高不下的支持率,成功轉化為帶動自民黨選情的「火車頭」效應。 過去,高市早苗的政壇形象以保守、強悍著稱,甚至被認為略顯固執,她當選自民黨總裁之初,政壇一度質疑自民黨恐將走向極右化,並進一步流失社會主流與年輕選民。然而,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的形象卻明顯轉向親民與柔和,在30歲以下年輕選民中,更取得超過8成支持度,形成壓倒性優勢。 日本《朝日新聞》與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皆指出,高市早苗之所以深受年輕選民歡迎,關鍵在於她在就任首相後,成功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新舊融合感」。 一方面,高市早苗作為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其政策論述風格俐落、易於理解,塑造出勤奮務實、與大眾站在一起的新鮮形象;另一方面,過去30年來,日本社會對「國際地位快速下滑」的焦慮愈發強烈,民間普遍瀰漫著一種期待大刀闊斧改革前進的情緒──但這種「改革」期待,未必指向社會價值與政治制度的進步,而更著重於安全、富足、讓國家重新變強的傳統實力。在此背景下,做事認真、決策果斷,且能在黨內有效領導男性保守派的高市早苗,便被投射為一種足以帶領國家向前的「力量」象徵。 但在質疑者眼中,高市早苗所營造的「新舊融合」,更像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包裝,其政見本身並未提出足以稱之為「改革」的實質藍圖。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便指出,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但在涉及女性權益與社會價值等議題時,其政治路線反而呈現出「比男人更男人」的行事傾向。 上野指出,「當少數者試圖打入多數派集團時,往往會變得比多數派更像多數派。」而在她看來,高市早苗與其政治偶像──被稱為「鐵娘子」的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相似之處,正在於對「強勢」風格的高度追求。在此邏輯下,高市早苗的「改革形象」實際就是保守派復興,除口號之外,並沒有帶領自民黨真的在政治、價值觀上有任何明顯而具體的改變。 然而,來自學界與媒體的質疑雖然嚴厲,卻絲毫未能動搖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超高人氣。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自民黨採取了極為有效的「閃電戰」策略──透過「超短期決戰」大幅壓縮選舉節奏,並刻意模糊化實質政見的交鋒。為期16天的選戰中,在野陣營除了針對高市個人與自民黨的右傾化提出廣泛批評之外,幾乎無法就具體政策論述找到任何有效施力的選情突破點,反而被牢牢鎖入自民黨所設定的節奏之中,讓這場選戰進一步被簡化成一場圍繞高市早苗個人政治魅力的「好感度投票」。 公明黨與立憲民主黨「老老結盟」成效不佳,席次大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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