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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低迷的時局投入更多不安因子?—淺議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猝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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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今年正式打破該國過去行之有年的「黨與國家最高領導人,任期以2任10年為限」的慣例,進入異例的第3任期,躊躇滿志、想要做些什麼來證明自己獲得第3個任期的正當性,但不僅未能如願以償,反而因為其自身才智與認知有限、加上手法也不算高明等等的因素,結果反而為他自己與整個中國,從中國國內經濟的幾乎一切領域,再到中國國外的外交及軍事等方面,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泥淖與困局的這個時候,曾經與他共事10年,卻也在任內逐漸被各種小組架空,而成為弱勢總理的李克強,以對中國「正國級(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要人並不算太高壽的68歲之齡離世,基於李克強本身的過往及名聲、與習近平之間的對比,以及中國內外的當前局勢等等的因素,要完全不起波瀾,有相當程度的困難。

李克強是中國國務院歷屆總理中學歷最完整的一位,在該國北京大學法律系獲得學士學位,畢業後留校,就職於中國共產黨外圍團體「共青團」校團委、乃至於中央系統的同時,也在同校經濟系陸續獲得碩士及博士班學位,因此被視為是相對學有專精的共青團團派系統人士。從1998年到2007年,李克強歷任該國河南省省長,以及中共河南及遼寧2省的省委書記,累積領導一省的黨政經驗,也正是在擔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的期間,李克強訪問當時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雷德,不僅向雷德透露中國GDP數據的人為操弄與不可信性,更宣稱他會觀察鐵路貨運量、用電增減及銀行放款這3項數據,以作為判斷遼寧省、乃至於整個中國的景氣榮枯之用,為之後觀察並分析中國經濟局勢的學者、分析師及媒體提供更多啟發。

2007年10月起,李克強進入中國中央黨政人事的接班序列,先是在當時從中共中央委員,一躍而成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7的常委,2008年3月接任該國國務院首席副總理,2012年11月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僅居於習近平之下,次年2013年3月繼溫家寶後成為該國國務院總理,並在2018年獲得連任,直至2023年3月正式退休、完全交卸一切黨政權力為止。

但,如同上文所說,李克強擔任2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期間,面對習近平透過成立許多中共中央工作小組、並自任為這些小組的小組長,逐漸蠶食並架空國務院權力的手法,只能夠奉其意旨而行、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或反制;而習近平在2022年10月中共「20大」的會場上,將協助他度過接班前後最凶險一段時期、於他而言有相當恩情的前任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直接押走,展現作為作為當今赤色中華帝國天下第一人的架式時,李克強也依然束手無策,只能一臉驚惶地看著事情發生;今年3月任期結束前、在中國國務院向下屬發表告別談話時,也只能留下「人在做,天在看」之類的話,以不點名的方式暗諷習近平。李克強在3月退休後、直到10月27日在中國上海傳出死訊為止,可以說是深居簡出,很少公開露面或出席公開場合,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今年8月底前往該國甘肅省敦煌的莫高窟古蹟訪問。

對中國稍有基本認知的人,應該都知道一件事:自1949年以後,中國當局學習蘇聯制度,對於該國的現職或退休黨政官員,有一套涵蓋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特權體制,黨政官員在任時級別愈高,退休後所享有的待遇也愈好。先不論「這套體系每年要為中國當局消耗多少資金、在中國經濟進入實質全方位衰退的現在,又將為中國社會帶來多沈重的負擔」的問題,退休後的每一個「正國級」黨政領導人,不僅繼續享有以該國標準而言,可以說是最優質的各種特供飲食,並配有專屬的醫療團隊,透過密集的身體檢查,確實監控他們的健康狀況,並提供中國標準之下的各種最高級照護服務,傳聞,為了盡可能延長這些退休的前黨國最高領導人的壽命,中國當局甚至還能為這些退休要人,提供更換匹配器官及血液的服務。

而李克強作為納入中國上述機制的最新一位前正國級領導人,先前並沒有「退休待遇被削減」之類的傳聞,最後一次出現在公共場合時,該國民眾也普遍認為「李前總理的氣色不錯」,再加上某些中國黨政官方媒體的社群媒體帳號,疑似出現偷跑發布李克強死訊的情況,因此,中國當局有意無意透露的「李克強在入住上海官方招待所『東郊賓館』游泳時,心臟病突然發作,入院後搶救10幾個小時、並安裝人工心肺,但仍然不治身亡」的半官方傳聞,也就益加讓人懷疑其真實性。因此,在台北時間27日早上8點中國當局公佈李克強死訊後,第一時間內,在中國之外、不受該國網路審查機制控制的各個社群媒體上,不僅開始出現「懷疑李克強是『被』心臟病」的聲浪,更紛紛將李克強身亡的最大嫌疑指向習近平所為。

坦白講,從習近平進入第3任期後,「非但沒有收斂頻繁更迭軍方人事的情況,更將他一手提拔、出任要職的黨政官員,列為清洗開刀的目標,以致於不僅整個解放軍戰略火箭軍,發生史無前例的人事大地震,連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及前外交部長秦剛,也都被拔除各自原本的國務委員及部長職務、下落不明,此外還有多名部長在10月底同遭罷官,眼看大清洗不知將伊於胡底」,以及「中國當局雖然一方面歡迎澳洲阿巴尼斯總理來訪,並且派遣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訪問美國,以為習近平在11月參加在美國加州舊金山舉行的APEC會議、並藉機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談,進行先行準備,以營造外交態度軟化的態勢;但另一方面卻也在中國週邊,針對美國、加拿大、日本、台灣及菲律賓等國家或自治實體,增強軍事挑釁的頻率及強度,絲毫沒有和緩軍事緊張的跡象,同時也在透過無預警搜索及逮捕外籍幹部的方式,增加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的不安定感,加速外資撤資並逃離中國的速度」的種種情況來看,可以合理推知的是,習近平對於自身處境的不安與焦慮感,有持續加劇的態勢,但,享有中國最高權力的他,在所知、所能與手腕都很有限的情況下,不僅各方面的行動無法取得一致或協調性,反而還會交相扞格,進而使中國的內外處境更加惡化,而這樣的處境惡化,又會使他的精神狀況更加糟糕,並促使他做出更多錯事。

經過以上的分析後,筆者的初步認定是,習近平在精神狀況持續惡化、處於極度焦慮,因此導致理智與判斷力顯著下降的背景下,面對一位與他共事10年,剛退休、在民間聲望比他好上不少,甚至有被黨內反對派重新擁立的可能性的前總理,確實有「使用一定的手段,動手將其殺害」的嫌疑,加上習近平已經陷入一個慢速、但傷害也相當確實的「塔西佗」陷阱,習近平在李克強身故一案的嫌疑,將會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揮之不去。

衡諸現代共產中國歷史,先不論這些人在歷史中的實際狀況如何,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曾經發生過2起「因為民望較佳的現任或前任『正國級』黨政領導人過世,因此引發全國性大規模群眾抗爭」的事件。

第1次是文革末期的1976年,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因膀胱癌死於任內,當年4月4日~5日期間,對文革末期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特別是他們的種種高壓措施、以及狂妄的言論深感不滿的中國民眾,以該國首都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為起點,藉哀悼周恩來過世、表達對周恩來的懷念之心,展開全國性的抗爭,抗爭雖然遭到彈壓,但卻構成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遭到推翻的遠因之一。

第2次是改革開放初期,雖然經濟狀況正在改善,但物價及官僚特權等問題卻也在持續惡化當中,中國社會因此持續累積不滿、升高對政治改革的訴求,而此般訴求更進一步被黨內不同派系利用,因此,1989年4月,被認為是開明改革派的前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後,在當時黨內部份派系的默許、甚至是變相提供後盾的情況下,該國民眾自發哀悼胡耀邦的事態,進一步擴大為以北京各大學院校為首的學運與市民抗爭,卒致控制該國軍權的鄧小平一派,對學生與市民展開武力鎮壓,也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在當前中國內外局勢窘迫,即使中國黨政當局如何試圖美化經濟數據,但實際的失業及外資撤離等問題依然未見好轉,整個社會氣氛益見兇惡暴虐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的整體狀況,已經出現類似1989年時,因為物價「闖價格關」及官僚特權套賣物資的「官倒」而引發該國社會不安浮躁的情境,這也難怪,習近平政權在李克強的官方死訊公佈後,為免在中國引發第3次類似事件的出現,並沒有開放太多讓該國民眾得以自主悼念李克強的空間,而是盡一切可能壓制網路及實體自發悼念活動的展開,連網路上轉傳相關訊息,都只能轉發官方媒體的新聞、中國共產黨為首各黨政部門的正式訃告,加註「紀念前總理」之類的有限字樣。

不過,未來短期內,台灣仍然必須要注意的是,習近平政權會不會藉開放民眾及各界悼念李克強的機會,藉機引出黨內殘存的反習派系、同情中共較開明人物的各界人士,以及對現政權不滿的一般民眾,將這些反對勢力一網打盡,並將原本僅存在於政權中上層的大清洗現象,向社會其他領域擴展,以為肅清反對意見、加速進入戰時共產主義式的軍事管理體制做準備。而在習近平的精神狀態很可能正在顯著惡化,以致於行事既不協調、同時也逐漸不顧後果的情況下,台灣更應該為中國突如其來的局部或甚至全面戰爭—前者例如閃電襲擊金門或馬祖等地、後者則是對台灣發動戰爭,從心防到具體的物資及物質層面,做好萬全的準備,而「台灣人在明年總統.立委大選,將會選出什麼樣的新總統及立法委員」這件事,也將會成為台灣能否有效應對中國興釁、甚至發動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務請各位慎重選擇,千萬不能選出心向中國、或如變色龍般搖擺不定,並具有縱容中國滲透及腐蝕台灣傾向的總統,也不能讓阻礙台灣發展並強化自我防衛能力的任何政黨,在新一屆立院取得足以影響此般進程的席次。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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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0 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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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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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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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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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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