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今年正式打破該國過去行之有年的「黨與國家最高領導人，任期以2任10年為限」的慣例，進入異例的第3任期，躊躇滿志、想要做些什麼來證明自己獲得第3個任期的正當性，但不僅未能如願以償，反而因為其自身才智與認知有限、加上手法也不算高明等等的因素，結果反而為他自己與整個中國，從中國國內經濟的幾乎一切領域，再到中國國外的外交及軍事等方面，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泥淖與困局的這個時候，曾經與他共事10年，卻也在任內逐漸被各種小組架空，而成為弱勢總理的李克強，以對中國「正國級（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要人並不算太高壽的68歲之齡離世，基於李克強本身的過往及名聲、與習近平之間的對比，以及中國內外的當前局勢等等的因素，要完全不起波瀾，有相當程度的困難。

李克強是中國國務院歷屆總理中學歷最完整的一位，在該國北京大學法律系獲得學士學位，畢業後留校，就職於中國共產黨外圍團體「共青團」校團委、乃至於中央系統的同時，也在同校經濟系陸續獲得碩士及博士班學位，因此被視為是相對學有專精的共青團團派系統人士。從1998年到2007年，李克強歷任該國河南省省長，以及中共河南及遼寧2省的省委書記，累積領導一省的黨政經驗，也正是在擔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的期間，李克強訪問當時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雷德，不僅向雷德透露中國GDP數據的人為操弄與不可信性，更宣稱他會觀察鐵路貨運量、用電增減及銀行放款這3項數據，以作為判斷遼寧省、乃至於整個中國的景氣榮枯之用，為之後觀察並分析中國經濟局勢的學者、分析師及媒體提供更多啟發。

2007年10月起，李克強進入中國中央黨政人事的接班序列，先是在當時從中共中央委員，一躍而成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7的常委，2008年3月接任該國國務院首席副總理，2012年11月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僅居於習近平之下，次年2013年3月繼溫家寶後成為該國國務院總理，並在2018年獲得連任，直至2023年3月正式退休、完全交卸一切黨政權力為止。

但，如同上文所說，李克強擔任2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期間，面對習近平透過成立許多中共中央工作小組、並自任為這些小組的小組長，逐漸蠶食並架空國務院權力的手法，只能夠奉其意旨而行、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或反制；而習近平在2022年10月中共「20大」的會場上，將協助他度過接班前後最凶險一段時期、於他而言有相當恩情的前任中國黨政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直接押走，展現作為作為當今赤色中華帝國天下第一人的架式時，李克強也依然束手無策，只能一臉驚惶地看著事情發生；今年3月任期結束前、在中國國務院向下屬發表告別談話時，也只能留下「人在做，天在看」之類的話，以不點名的方式暗諷習近平。李克強在3月退休後、直到10月27日在中國上海傳出死訊為止，可以說是深居簡出，很少公開露面或出席公開場合，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今年8月底前往該國甘肅省敦煌的莫高窟古蹟訪問。

對中國稍有基本認知的人，應該都知道一件事：自1949年以後，中國當局學習蘇聯制度，對於該國的現職或退休黨政官員，有一套涵蓋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特權體制，黨政官員在任時級別愈高，退休後所享有的待遇也愈好。先不論「這套體系每年要為中國當局消耗多少資金、在中國經濟進入實質全方位衰退的現在，又將為中國社會帶來多沈重的負擔」的問題，退休後的每一個「正國級」黨政領導人，不僅繼續享有以該國標準而言，可以說是最優質的各種特供飲食，並配有專屬的醫療團隊，透過密集的身體檢查，確實監控他們的健康狀況，並提供中國標準之下的各種最高級照護服務，傳聞，為了盡可能延長這些退休的前黨國最高領導人的壽命，中國當局甚至還能為這些退休要人，提供更換匹配器官及血液的服務。

而李克強作為納入中國上述機制的最新一位前正國級領導人，先前並沒有「退休待遇被削減」之類的傳聞，最後一次出現在公共場合時，該國民眾也普遍認為「李前總理的氣色不錯」，再加上某些中國黨政官方媒體的社群媒體帳號，疑似出現偷跑發布李克強死訊的情況，因此，中國當局有意無意透露的「李克強在入住上海官方招待所『東郊賓館』游泳時，心臟病突然發作，入院後搶救10幾個小時、並安裝人工心肺，但仍然不治身亡」的半官方傳聞，也就益加讓人懷疑其真實性。因此，在台北時間27日早上8點中國當局公佈李克強死訊後，第一時間內，在中國之外、不受該國網路審查機制控制的各個社群媒體上，不僅開始出現「懷疑李克強是『被』心臟病」的聲浪，更紛紛將李克強身亡的最大嫌疑指向習近平所為。

坦白講，從習近平進入第3任期後，「非但沒有收斂頻繁更迭軍方人事的情況，更將他一手提拔、出任要職的黨政官員，列為清洗開刀的目標，以致於不僅整個解放軍戰略火箭軍，發生史無前例的人事大地震，連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及前外交部長秦剛，也都被拔除各自原本的國務委員及部長職務、下落不明，此外還有多名部長在10月底同遭罷官，眼看大清洗不知將伊於胡底」，以及「中國當局雖然一方面歡迎澳洲阿巴尼斯總理來訪，並且派遣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訪問美國，以為習近平在11月參加在美國加州舊金山舉行的APEC會議、並藉機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談，進行先行準備，以營造外交態度軟化的態勢；但另一方面卻也在中國週邊，針對美國、加拿大、日本、台灣及菲律賓等國家或自治實體，增強軍事挑釁的頻率及強度，絲毫沒有和緩軍事緊張的跡象，同時也在透過無預警搜索及逮捕外籍幹部的方式，增加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的不安定感，加速外資撤資並逃離中國的速度」的種種情況來看，可以合理推知的是，習近平對於自身處境的不安與焦慮感，有持續加劇的態勢，但，享有中國最高權力的他，在所知、所能與手腕都很有限的情況下，不僅各方面的行動無法取得一致或協調性，反而還會交相扞格，進而使中國的內外處境更加惡化，而這樣的處境惡化，又會使他的精神狀況更加糟糕，並促使他做出更多錯事。

經過以上的分析後，筆者的初步認定是，習近平在精神狀況持續惡化、處於極度焦慮，因此導致理智與判斷力顯著下降的背景下，面對一位與他共事10年，剛退休、在民間聲望比他好上不少，甚至有被黨內反對派重新擁立的可能性的前總理，確實有「使用一定的手段，動手將其殺害」的嫌疑，加上習近平已經陷入一個慢速、但傷害也相當確實的「塔西佗」陷阱，習近平在李克強身故一案的嫌疑，將會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揮之不去。

衡諸現代共產中國歷史，先不論這些人在歷史中的實際狀況如何，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曾經發生過2起「因為民望較佳的現任或前任『正國級』黨政領導人過世，因此引發全國性大規模群眾抗爭」的事件。

第1次是文革末期的1976年，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因膀胱癌死於任內，當年4月4日～5日期間，對文革末期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特別是他們的種種高壓措施、以及狂妄的言論深感不滿的中國民眾，以該國首都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為起點，藉哀悼周恩來過世、表達對周恩來的懷念之心，展開全國性的抗爭，抗爭雖然遭到彈壓，但卻構成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遭到推翻的遠因之一。

第2次是改革開放初期，雖然經濟狀況正在改善，但物價及官僚特權等問題卻也在持續惡化當中，中國社會因此持續累積不滿、升高對政治改革的訴求，而此般訴求更進一步被黨內不同派系利用，因此，1989年4月，被認為是開明改革派的前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後，在當時黨內部份派系的默許、甚至是變相提供後盾的情況下，該國民眾自發哀悼胡耀邦的事態，進一步擴大為以北京各大學院校為首的學運與市民抗爭，卒致控制該國軍權的鄧小平一派，對學生與市民展開武力鎮壓，也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在當前中國內外局勢窘迫，即使中國黨政當局如何試圖美化經濟數據，但實際的失業及外資撤離等問題依然未見好轉，整個社會氣氛益見兇惡暴虐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的整體狀況，已經出現類似1989年時，因為物價「闖價格關」及官僚特權套賣物資的「官倒」而引發該國社會不安浮躁的情境，這也難怪，習近平政權在李克強的官方死訊公佈後，為免在中國引發第3次類似事件的出現，並沒有開放太多讓該國民眾得以自主悼念李克強的空間，而是盡一切可能壓制網路及實體自發悼念活動的展開，連網路上轉傳相關訊息，都只能轉發官方媒體的新聞、中國共產黨為首各黨政部門的正式訃告，加註「紀念前總理」之類的有限字樣。

不過，未來短期內，台灣仍然必須要注意的是，習近平政權會不會藉開放民眾及各界悼念李克強的機會，藉機引出黨內殘存的反習派系、同情中共較開明人物的各界人士，以及對現政權不滿的一般民眾，將這些反對勢力一網打盡，並將原本僅存在於政權中上層的大清洗現象，向社會其他領域擴展，以為肅清反對意見、加速進入戰時共產主義式的軍事管理體制做準備。而在習近平的精神狀態很可能正在顯著惡化，以致於行事既不協調、同時也逐漸不顧後果的情況下，台灣更應該為中國突如其來的局部或甚至全面戰爭—前者例如閃電襲擊金門或馬祖等地、後者則是對台灣發動戰爭，從心防到具體的物資及物質層面，做好萬全的準備，而「台灣人在明年總統．立委大選，將會選出什麼樣的新總統及立法委員」這件事，也將會成為台灣能否有效應對中國興釁、甚至發動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務請各位慎重選擇，千萬不能選出心向中國、或如變色龍般搖擺不定，並具有縱容中國滲透及腐蝕台灣傾向的總統，也不能讓阻礙台灣發展並強化自我防衛能力的任何政黨，在新一屆立院取得足以影響此般進程的席次。

作者：江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