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上提出一句話：「美國曾經是我們的恩人，但中國大陸是我們的親人」，並主張台灣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這一句簡短的比喻迅速引發激烈討論與反彈，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理性外交的務實表述，有人則批評這種說法背離歷史與台灣人的集體意識。      「美國是恩人，中國是親人」這類說法，乍聽之下溫和而試圖去政治化，彷彿只是對歷史情誼的回顧，實則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敘事。若將國家關係比擬為人際關係，便更應嚴格檢視；所謂「親人」是否在關鍵時刻給予庇護，抑或反覆施以威脅；而「恩人」究竟只是權宜之計的利益往來，還是實質上塑造了今日的生存條件。        回到歷史本身，國共關係從來不是「失散親人」的溫情故事，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競逐。1945年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不久，旋即陷入全面內戰，最終在 1949 年敗退來台。此一結果並非「兄弟鬩牆後的誤解」，而是兩個政權在制度、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上無法共存的必然產物。內戰結束後，中共政權從未將台灣視為可以平等對話的「家人」，而是始終定位為尚未統一的政治版圖。從砲擊金門、長期軍事對峙，到今日的飛彈部署與法律化的武力威嚇，這段關係更接近高壓控制與持續威脅，而非任何可稱為親情的互動。        反觀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雖然起點並非情感，而是冷戰現實，卻在歷史發展中實質影響了台灣的生存條件。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介入台海，提供安全保證，使台灣免於被即時納入共產陣營；隨後的經濟援助、制度輸入與技術轉移，奠定了台灣戰後工業化與出口導向發展的基礎。即便在 1979 年斷交後，美國仍以《台灣關係法》維持安全承諾，並在關鍵時刻持續影響台海戰略平衡。這些作為固然源於美國自身利益，卻客觀上構成台灣得以發展民主、累積國力的外部條件。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在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其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力之一，正是來自台商的大規模西進投資。換言之，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部分建立在台灣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之上。若要談「恩」，歷史角色的對調反而更為合理。        因此，將中國簡化為「親人」、將美國僅視為「恩人」，本質上是一種大中國意識的延續性投射，而非對台灣歷史經驗的忠實反映。該言論忽略台灣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意識，也忽略地理鄰近並不必然帶來安全感，血緣文化更不足以抵銷制度衝突與武力威脅。        歷史從來不是用來安撫情緒的修辭工具，而是檢驗現實的座標。若真要以人際關係作為隱喻，那麼台灣作為戰後國府遷台避難處，台灣人與大陸來台居民早已血融於水，卻心向欲撕裂台灣之強鄰，比起對岸，台灣方是國民黨羈絆最深的親人，試問除了李登輝時代外，藍營可有真心融入這塊小島？ 作者 / 風林火山

       近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內政部新住民發展署組織法》，正式在內政部增設 新住民發展署 為中央專責次級機關，此舉象徵政府在多元共融與人權保障上跨出重要一步。該機關將統籌新住民相關政策、制度與服務，發揮教育、就業、照顧、培力與跨部會協調功能，預計明年正式成立，規劃約百名編制與約新台幣7億元預算以支持運作。       該機關成立，並非簡單政府組織再造，而是政府對新住民議題從「邊緣照顧」走向「制度整合」的重大轉向，是台灣民主深化與社會結構調適的重要里程碑。新住民發展署的立法與即將設立本身就是政府重視新住民的明確表態。過去政策多由不同部會片段處理新住民之教育、就業、社福等需求，導致需求分散、權責不清；如今透過專責機關加以整合與統籌，不僅提升效率，也顯示政策制定者從制度層面正視新住民在台灣社會的存在與需求。       從社會面而言，新住民已深刻融入台灣社會生活與家庭結構。根據內政部統計，新住民配偶加上第二代家庭人口已突破百萬人，有效緩和少子化與人口結構老化的壓力。新住民家庭帶來的語言、生活習俗、文化餐飲等多元元素，已成為地方社區文化生活的日常風景，不僅豐富了本土文化，也培養出跨文化互動能力與國際視野。       在經濟方面，新住民及其家庭成員廣泛參與基層勞動市場與中階職涯，包括長照、服務業、製造業等勞動密集產業。在勞動力供給緊縮的現實壓力下，他們穩定的就業參與對維持產業運作與社會經濟韌性具有實質貢獻。此種經濟參與不應被簡化為廉價勞力差額，而是可視為台灣勞動市場多元化與彈性形成的一部分；政治參與方面，新住民逐漸從被動的政策接受者轉向公共議題的倡議者。隨著新住民有機會參與地方自治、公共審議與社會運動，他們正將個人經驗與聲音帶入台灣民主的實踐。這種由內而外的政治能動性，是多元民主實質深化的象徵。      然而，縱新住民的社會貢獻日益明顯，制度上仍存在需強化之處。在法制架構方面，目前新住民權益的保障，主要是透過《新住民基本法》及相關部會的協作措施，涵蓋生活適應、教育、就業保障與語言環境等面向。但現行政策雖涵蓋範圍廣泛，卻仍呈現橫向分散、縱向欠缺強化長效落實的治理風險。例如，目前新住民發展署是內政部的次級機關，其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與協調，缺乏獨立決策與對跨部會運作的實質制衡能力。若能將新住民發展署提升至獨立委員會，能夠強化其跨部會協調權與政策主導性，深化制度保障新住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渠道。      法制與組織革新固然重要，但文化層面的變革是最深遠的挑戰。真正的包容不僅是制度性接納，更是從日常生活到公共話語中，逐步消弭「他者」與「我們」之間的想像界線。此急需學校教育、媒體敘事與公共空間的共同努力，營造一種「多樣即正常」的社會認同與文化實踐。當新住民身份不再被視為邊緣族群，而是台灣多元社會建構的基本單元，這個社會才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與共同治理。       總之，新住民發展署的成立意味著台灣進入多元民主深化的新階段，是制度性肯認新住民作為台灣社會共同成員的政治宣示。未來若能進一步強化制度參與、保障法律落實，並在文化層面深化包容，台灣將不僅成為尊重多元的民主國家，更能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多元人權實踐與共同治理。 作者 / 劍藏鋒

曾經登高一呼，率領數萬民眾上凱道「反紅媒」的網紅館長與黃國昌，他們反對紅色媒體中天的各種親中行為，並大聲疾呼反抗中共侵台，因此一度成為台派眾望所歸的政治領袖。當時的英雄形象是那麼的鮮明，沒想到卻在利益與權力誘惑之下，竟然變節投向敵營。叫當年的支持者情何以堪？ 中共整天對台灣文攻武嚇的事實難道是假的嗎？館長與黃國昌當年振振有詞要抗中保台依舊言猶在耳，這幾年我們卻看到館長為了賺錢，臭罵民進黨，並高調赴中帶貨直播，甚至荒謬地稱讚中國、高喊自己是中國人等等。當年在網路上自稱台灣人、捍衛民主自由台灣的館長儼然成為見錢眼開的賣國賊。實在令人不剩唏噓。 另一邊，黃國昌因為在時代力量混不下去，竟然投奔民眾黨，為了權力，不惜與當年的敵人國民黨沆瀣一氣，完全將過去的自己拋諸腦後。這不僅是政治誠信歸零，更是公然愚弄大眾；一個曾經反共的政客，為了延續政治生命，不惜和親中舔共的國民黨合作。任何一個記憶力與邏輯思考能力正常的人，都不會接受這樣的變色龍吧。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台灣位處中共擴張的第一線，種種文攻武嚇和認知作戰都日益嚴峻。此時，竟然還可以看到為了利益，背棄自我價值也背棄支持者的政客與網紅，實在是民主社會的恥辱。館長與黃國昌當年攜手登上反紅媒舞台的那刻，是多麼讓人感動，現在他們荒謬舔共、與國民黨合作修法要讓中天復台的嘴臉就有多麼令人作嘔。 呼籲所有選民與閱聽人，應該用選票與點閱率抵制、制裁這些投機政客與網紅。讓他們知道，台灣人的溫柔善良不應留給這些可恥的背骨仔！他們不僅背棄了支持者，也背棄了當年的自己！   曾經登高一呼，率領數萬民眾上凱道「反紅媒」的網紅館長與黃國昌，他們反對紅色媒體中天的各種親中行為，並大聲疾呼反抗中共侵台，因此一度成為台派眾望所歸的政治領袖。當時的英雄形象是那麼的鮮明，沒想到卻在利益與權力誘惑之下，竟然變節投向敵營。叫當年的支持者情何以堪？   中共整天對台灣文攻武嚇的事實難道是假的嗎？館長與黃國昌當年振振有詞要抗中保台依舊言猶在耳，這幾年我們卻看到館長為了賺錢，臭罵民進黨，並高調赴中帶貨直播，甚至荒謬地稱讚中國、高喊自己是中國人等等。當年在網路上自稱台灣人、捍衛民主自由台灣的館長儼然成為見錢眼開的賣國賊。實在令人不剩唏噓。   另一邊，黃國昌因為在時代力量混不下去，竟然投奔民眾黨，為了權力，不惜與當年的敵人國民黨沆瀣一氣，完全將過去的自己拋諸腦後。這不僅是政治誠信歸零，更是公然愚弄大眾；一個曾經反共的政客，為了延續政治生命，不惜和親中舔共的國民黨合作。任何一個記憶力與邏輯思考能力正常的人，都不會接受這樣的變色龍吧。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台灣位處中共擴張的第一線，種種文攻武嚇和認知作戰都日益嚴峻。此時，竟然還可以看到為了利益，背棄自我價值也背棄支持者的政客與網紅，實在是民主社會的恥辱。館長與黃國昌當年攜手登上反紅媒舞台的那刻，是多麼讓人感動，現在他們荒謬舔共、與國民黨合作修法要讓中天復台的嘴臉就有多麼令人作嘔。   呼籲所有選民與閱聽人，應該用選票與點閱率抵制、制裁這些投機政客與網紅。讓他們知道，台灣人的溫柔善良不應留給這些可恥的背骨仔！他們不僅背棄了支持者，也背棄了當年的自己！ 作者：向陽之花

我是一名土生土長的宜蘭子弟，對這片土地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長久以來，宜蘭以「文化立縣」自許，這並不只是寫在政策文件中的一句口號，而是一種累積於生活之中的治理態度──在推動開發之前，願意多想一步；在做出決定時，試著多聽一些不同的聲音。也因此，當重大工程與文化保存產生衝突時，許多人難免會想知道，宜蘭是否仍記得自己一路走來所珍惜的選擇？ 近期引發討論的舊蘭陽橋去留問題，正好觸及這個關鍵的核心。主張拆除的一方，強調橋樑老舊，擔憂防洪與結構安全風險；關心保存的一方，則不斷提醒，這些橋不只是鋼筋混凝土構成的設施，而是許多世代共同走過、看過、記住的所在。這場爭論表面上是在談工程，實際上卻是在追問：當安全與文化同時擺在眼前，我們是否真的只能選擇其中之一？ 沒有人會否認安全的重要性。涉及防洪與結構穩定，政府本就有責任謹慎以對。問題在於，安全是否只能透過「拆除」來達成？對橋梁進行局部改造、降低使用強度，或重新檢視整體工程配置，是否都曾被完整評估與公開說明？如果每當「安全」被提出，討論便很快被引導至既定結論，難免讓人質疑，文化是否真正被納入決策的核心。 文化保存也不只是情感層面的堅持。保存的目的，並非讓城市停留在過去，而是讓歷史仍有機會存在於當代生活之中。許多地方的經驗早已顯示，只要願意多花一些心力，工程建設與文化保存，並非只能二擇其一。關鍵差別在於，文化究竟是從一開始就被視為必要條件，還是往往等到工程啟動後，才被當作附帶條件？ 宜蘭過去最令人稱道的，正是那種願意慢一點、想多一點的治理態度。多問一句「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多花一些時間溝通，看似繞了遠路，卻讓公共決策更經得起檢驗。這樣的過程，本身正是「文化立縣」真正的內涵，而不只是對外宣傳的標語。 這件事，其實也不只關乎宜蘭。今天是舊蘭陽橋，明天或許輪到其他城市的老街、老校舍或老市場。如果每一次爭議的結論都迅速指向拆除，留下的歷史記憶終將逐步消失。 文化一旦消失，便難以回復。因此，握有決定權的一方，本就有責任說得更清楚、做得更周全，讓人們知道，各種可能的選項都曾被認真思考過，而不是讓文化在決策過程中被排除在外。 推動建設，與重視文化，從來不是彼此對立的選擇。真正的考驗在於，我們是否仍願意為那些短期內看不見效益、卻形塑地方靈魂的價值，多保留一些空間。這或許不是最快的道路，卻正是讓宜蘭之所以成為宜蘭的重要原因。 作者：魏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