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在這次的統刪預算，被刪減的地方補助款高達52億元，是六都中最高。但是，這並非行政院任意刪減，而是藍白兩黨在立法院聯手粗暴刪除中央政府總預算，導致行政院依法，必須符合立法院的決議，被迫必須依比例統一調整各縣市補助款，高雄卻因此首當其衝。 首先，必須要強調的是，這其實不是「地方被不公平對待」，而是中央預算遭到違反程序、無視政策計畫的任意刪除所引發的制度性災難。因為藍白統刪預算過多，甚至要求中央必須依照立法院決議，自行刪除900多億的預算，是史無前例的比例，更迫使中央不得不得自刪地方補助款。 但今天荒謬的是：藍白不僅在預算審查中亂砍預算，不去好好仔細檢視預算刪減的項目，導致中央為了要合法必須自行依照比例調整。但藍白，現在居然又反過來公開要求行政院「補回地方補助款」，實在是令人憤怒不解。藍白其實只要願意在預算審查上，稍多用心，其實就能避免悲劇發生。 再者，根據憲法第七十條規定：「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大法官釋字第391號也已經說明：「惟基於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尚不得比照審議法律案之方式逐條逐句增刪修改，而對各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以建立，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ㄥ」，立法院對預算僅有「刪減權」，不得增列預算或改變用途，且「統刪」預算的方式，有可能導致行政部門不了解立法部門真正希望刪減的單位或項目，導致責任政治難以建立。這是我國憲政體制下維護行政、立法分權原則的基本原則。 藍白的這種作法，已嚴重違反憲法，根本是立法院濫權刪減、再脅迫行政機關違法編列預算的政治勒索！甚至已構成制度性違憲。如果今天立法院可以先砍預算，再要行政機關私下補回，中央預算制度是否還具正當性？這會讓整個國家預算審議制度淪為政黨鬥爭的工具，徹底失控！ 還有更嚴重的問題是，藍白去年強推的《財政收支劃分法》版本中，對高雄的分配增幅僅49%，是六都最低，完全忽視南部長期發展落差，傷害的都是中南部的選民。現在藍白還提出「您是否同意第三核能發電廠經主管機關同意確認無安全疑慮後，繼續運轉？」的公投案，意圖讓屏東選民承受核能威脅，藍白不敢提出核一、核二廠延役，卻獨挑核三，擺明就是要讓南部難受！ 高雄市這次地方補助款減少52億，責任當然全在藍白。高雄立委並未參與預算亂刪，卻要承受最重的代價，這是對支持中央政策、依法行事縣市的懲罰。也是對高雄人最支持總預算、最支持建設的懲罰。 藍白的作法，明確違憲，已經沒有資格擔任立委。藍白意圖在立法院決議卸責，我相信高雄人也不會接受。如今，只有依靠大罷免，全力捍衛預算制度的法律底線，更請行政院應該支持聲請大法官釋憲，還財政制度一個公道。 作者：慎之

隨著三十一位進入罷免第二階段的區域立委們的態勢底定。這些立委們，有的跑回選區固樁，有的躲起來羞於見人。 然而，有位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翁曉玲大立委，依然繼續發言不遜，持續挑戰台灣人的底線。讓人不禁感嘆，為何不分區立委，像是有“免死金牌”一樣，可以隨便刺探國家機密，卻完全不用負責呢？ 這位翁上師，先是對陸委會的副主委，刺探是否曾到中國接受招待，更直接問，有覺得被統戰嗎？出乎意料的好笑，副主委直接說：有！中國就是藉由交流，來吸收台灣各領域的精英跟人才。這真是大大打臉了翁上師。 然而，這位上師卻彷彿握有不知‘’廉恥‘’的武器，越不堪的場面，她越要問，她越不該問的問題，越是要問。像是身負秘密任務一樣。可是，這似乎不再是陰謀，而是大家都看得懂的“陽謀”了！ 到底，翁上師開示了我們哪些重要訊息呢？到底，這些只為中國，不為台灣的問政，是要秀下限到什麼地步呢？底下，將從幾個不同面向來探討：「1. 清華大學必須徹查，養出翁曉玲這種教授，想必已經被滲透了；2. 朱立倫提名翁曉玲，成為中國統戰的關鍵棋子；3. 翁上師的開示，其實不斷在說，中國北京正在指揮台灣政府。」 首先，清華大學必須徹查，養出翁曉玲這種教授，想必已經被滲透了。從清華大學禁止罷免團隊入校宣傳，到有罷團物品被破壞，都一再顯示，清華大學甘願作為中國統戰的馬前卒。那麼，會有翁曉玲這種教授，一點都不意外了。雖然說，很多大學被滲透，早就不是新聞，但像翁上師這樣，明目張膽的，可是少見。也因此，強力徹查翁曉玲有無中國身份證，以及清華大學其他教授們，有無相同狀況，進行除籍跟學術計畫終止，這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做得每件事，都在戕害台灣的民主與未來！ 再者，朱立倫提名翁曉玲，成為中國統戰的關鍵棋子。翁曉玲作為朱立倫的愛將，才足以成為立法委員。但，種種強力舔中的言行，成為國民黨的毒藥。這層關係，可以想像，中國北京的黑手，正在挾持國民黨，讓國民黨徹底共產黨化。而這個關鍵，如果沒有說出來，讓更多民眾了解，我想台灣會持續陷入艱難與險境。就好比，翁上師要全台的戰時糧食分布地圖，很顯然就是利用職務之便，要把台灣的糧食地圖，送給中國。這種立委，應當拒絕她，並且公諸於世！ 最後，翁上師的開示，其實不斷在說，中國北京正在指揮台灣政府。翁曉玲在立法院的意義，最關鍵正是，中國北京黑手深入台灣，正在指揮台灣政府。就如同她自陳的，她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這種中國立委，應當回去中國，不是在台灣坐領乾薪，還不能被罷掉。令人氣結呀！ 從上師開示的大翻車現場不斷上演看翁曉玲們，可以發現：「養出翁曉玲這種教授，想必已經被滲透了，教育部必須好好徹查才是；中國統戰的關鍵棋子，正是朱立倫提名的翁曉玲們；中國北京正在指揮台灣政府，正是翁上師胡言亂語的真正惡意。」 作者：黃宗玄

日前，高齡駕駛者無故衝撞路機車騎士及路邊學童，新聞畫面著實令人不勝唏噓，臺灣輿論關於高齡駕駛者與交通意外事故的相關議題也沸沸揚揚，交通部臨時提出的改方向也被民團批評「治標不治本」，至於如何廣納民團政策建議讓交通通研擬改進方案能「治標又治本」，考驗現任交通部長的專業、耐心與智慧。 倘若交通部長不具備政務官該有的政策協調及政務領導能力，畢竟出現重大交通意外事故的課責對象本事「交通部長」，若部長缺乏專業能力建議宜辭職下台以謝國人，讓更具交通事務專業者出來善後。然而，高齡駕駛者與交通意外事故是否具有一定之因果關係，有待檢警持續調查以持續地釐清案情，但輿論認為高齡駕駛者與交通意外事故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並非必然的直接因果關係。 以下是一些觀點和數據支持：首先，身體機能衰退與駕駛能力下降，隨著年齡增長，許多駕駛者可能會面臨視力、反應速度和身體機能下降等問題，這些因素可能會影響駕駛安全性；再者，事故風險增加，根據統計數據高齡駕駛者參與的交通事故的機率通常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這也受到駕駛者個人的健康狀況、駕駛技能以及是否遵守交通規則等因素的影響；最後，綜合評估的重要性，許多國家和地區通常會實施駕駛者健康檢查、驗光檢查和定期駕駛能力測試等措施，以確保高齡駕駛者的駕駛安全性。 至於交通部提出的改革方案為何會受到民團的批評，檢視交通部提出臺灣交通部提出的改革方案包括：首先，加強駕駛者健康檢查，提高高齡駕駛者的駕駛健康檢查頻率和覆蓋率；再者，修訂駕駛證核發標準：可能會調整高齡駕駛者駕駛證的核發標準，例如更新的駕駛技能測試或更嚴格的駕駛能力評估。然而，上述交通部提出的改革方案被批評為「治標不治本」的原因可能在於，雖然這些措施可以改善高齡駕駛者的駕駛能力檢測，但未能直接解決高齡駕駛者與交通事故之間的深層次問題，例如社會文化、交通設施的配套措施和公共運輸的完善等。 交通部應重視民團提出的更激進改革方案及可行性，一些民間團體可能提出更激進的改革方案，例如：強制性駕駛能力測試：不僅對高齡駕駛者進行定期的駕駛健康檢查，還可能要求高齡駕駛者參加更頻繁的駕駛能力測試，以確保他們的駕駛技能仍然符合安全標準；抑或行駛限制，對特定年齡段的高齡駕駛者實施駕駛時段、路段的限制，以減少交通事故發生的機率。事實上，交通部提出的改革方案不宜閉門造軍，雖然民團倡議上述的激進的交通改革方案可能會引起社會和政府的廣泛討論，但其實施可行性和對整體社會的影響需要綜合考量。 在國際上，筆者參照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實施了針對高齡駕駛者的相應政策和措施：首先，駕駛能力測試：定期進行駕駛能力測試是常見的做法，以確保高齡駕駛者的駕駛能力符合安全要求；駕駛證更新要求：許多國家要求高齡駕駛者在一定年齡後進行更頻繁的駕駛證更新和健康檢查；交通安全宣導：通過宣導活動和教育來提高駕駛者和社會大眾對高齡駕駛者安全駕駛的重視程度。 國際上處理高齡駕駛者交通事故的做法及對臺灣的啟示，或許可以借鑒國際上成功的管理實踐和政策措施，同時考慮臺灣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特殊需求，制定適合當地情況的高齡駕駛者管理政策，以提升交通安全和公共安全，不讓三峽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上演，徒增輿論對臺灣現行交通的不滿情緒。 作者：林真心

教育部最近公佈了一項新規定，針對高中以下學生在學校使用手機的管理方式。對於高中生，教育部建議應由老師、學生和家長一起討論，找出最適合的管理方法。對此，民進黨立委吳沛憶和其他立委舉辦記者會表示支援。不過他們也建議，除了由學校統一保管或各班管理外，還可以加入其他彈性做法，比如讓學生把手機放在個人保管袋中，或關機後放進抽屜儲存，讓管理方式更有彈性也更符合實際需要。 在數位時代下，手機幾乎成了青少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科技的滲透進入校園，如何妥善管理學生在校的手機使用，一直是學校、家長與學生之間的拉鋸議題。近期教育部公告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原則》草案，引起各界關注。此次草案中，不僅明定國中小採集中保管、高中則需召開由師生與家長共同參與的會議來制定規則，更首度明文要求學生代表須佔全體三分之一以上。這不只是管理上的修正，更是一場教育現場中民主制度實踐的重要嘗試。 一直以來，校園規範多由教師與行政主導，學生往往被視為受規範的物件，缺乏參與制度設計的機會。然而在民主社會中，制度的建立應當仰賴公共討論與多方共識。這次手機管理辦法的設計，嘗試將「使用者參與治理」的觀念帶入學校治理機制中，賦予學生實質的討論與決策權利。透過讓學生參與規則的擬定，不僅強化學生對規則的認同，也提供學生學習公共協商與民主程式的真實情境。這是台灣教育環境中，少見地將「學生是公民」落實在制度細節中的具體行動。 制度的設計是一回事，能否落實又是另一回事。許多學生反映，儘管會議中學生佔了三分之一，但最終決議仍須經校務會議通過，而在多數學校中，學生在校務會議中所佔比例遠低於此，甚至僅為8%。這讓學生擔心，前期參與淪為過場，實質決策權仍掌握在大人手中。此外對於如何保管手機，學生也有更多彈性期待，如個人保管袋、關機抽屜等選項，也盼望不要將違規行為列入懲處記錄。這些聲音反映出學生渴望不只是被諮詢，更希望成為規則形成過程中的真正一份子。 然而即使仍有不足，此次改革仍為台灣民主教育帶來了值得肯定的契機。當制度首次要求學生進入規則制定的現場，他們得以在真實情境中學習如何表達意見、尊重多元、傾聽異見，並透過協商尋找折衷方案。這些過程正是民主社會所需的核心素養。更重要的是，這也讓學生從小理解到「我可以參與、我有責任參與」，不再把公共事務視為與己無關的遙遠議題。當學生在校園中經歷民主參與的實作，未來在面對選舉、公共政策或社會運動時，將更具備判斷、表達與行動的能力。這不僅是管理一項科技工具的政策調整，更是台灣民主向下紮根、向前深化的具體一步。透過這次契機，台灣的學校不只是培養知識的場所，更將成為訓練未來民主公民的溫床。 作者：潘威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