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台灣政壇浮現出一種令人擔憂的政治溝通模式：「凡事賴給對手」與「惡意貼標籤」的現象屢見不鮮。面對外界質疑或社會反對聲音時，藍白兩黨的政治人物往往不針對問題本身進行實質對話，而是習慣性地將異見者貼上「青鳥」標籤，甚至將責任全數推給民進黨、「賴」給賴清德總統。這種「遇事就找假想敵」的心態，不僅無助於解決市政與社會問題，更讓人不禁反思：抱持這種拒絕傾聽、一味激化對立的心態，真的能當好一位包容全民的「父母官」嗎？ 首先，我們可以從地方首長與政治人物的具體行徑，看出這種排斥異音的傲慢與標籤化策略的氾濫。台北市長蔣萬安競選團隊推出的「病樹清除隊」遊戲中，將代表特定公民聲音的「青鳥」比喻為阻礙施政的關卡障礙；或是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在造勢場合上面對不同意見者，情緒激昂地怒罵「恁幹譙國民黨係咧幹譙什麼意思的」。 更嚴重的是，藍營部分政治人物在輿論攻防中，甚至會使用「蟑螂」、「老鼠」等非人化的貶抑詞彙來辱罵對手與反對派網民，或是用文字遊戲將政壇上的「洋流」曲解辱罵為「下流」、「佯瘤」。這些行徑都鮮明地顯示，當面對不順耳的聲音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貶低、敵化與情緒性飆罵，而非展現民主社會應有的溝通誠意。 其次，這種「轉移焦點」與「訴諸外部敵人」的政治操作，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涉貪爭議中也如出一轍。回顧案件脈絡，柯文哲的弊案明明是由國民黨籍市議員鍾小平按鈴告發，進而掀起後續的司法調查。然而，在面對這場由藍營民代發動的法律與道德檢驗時，民眾黨與柯文哲卻選擇無視客觀事實，依然將砲口全面對準民進黨，怒斥執政黨政治迫害。這種硬要將責任推給「頭號假想敵」的作法，儼然成為政治人物迴避實質檢驗、快速鞏固基本盤最廉價的脫身之計。 最後，政治的本質在於解決眾人之事，而民主社會的基石建立在對話與究責。若政治人物長期沉溺於「找敵人」的泥淖中，習慣將所有逆耳忠言或司法檢驗，都抹黑為敵對陣營的惡意操作，甚至動輒以非人化的詞彙辱罵反對者，不僅無法展現出承擔責任的首長格局，更會持續加劇社會的撕裂。 面對這種屢見不鮮的卸責與仇恨動員手法，選民應具備更高的識讀能力，回歸對政見實質內容的檢驗。一個真正合格的「父母官」，需要的是面對檢驗的勇氣與包容異見的胸襟，而非永遠將過錯推給別人、甚至口出惡言的膝反射式防禦。 作者：秦靖  

立法院長韓國瑜日前再度批評行政院不副署法案及大罷免等政治爭議，甚至以台灣民主「腎虛」、需要服用六味地黃丸作為比喻，引發輿論議論。身為國會議長，韓國瑜的發言不僅代表個人政治立場，更牽涉立法院的制度形象與憲政責任。當國會與行政部門陷入嚴重對立，立法院長究竟應扮演協調者，還是持續以政治語言加深朝野衝突，值得社會深思。 立法院長雖然具有政黨背景，但在主持國會議事時，理應超越黨派利益，維護議事公正與憲政秩序。然而，近年立法院在國民黨與民眾黨合作下，從中央政府總預算、國防經費、教育文化及社會福利支出，到國會職權修法與重要人事同意權，均引發激烈爭議。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政黨間的政治競爭，更關係國家治理能否正常運作。 預算審查是立法院的重要職權，立委當然有責任監督政府支出，刪減不合理的預算。然而，監督權力不應脫離公共利益與政策實際需求。當國防、教育及社會福利預算受到重大調整時，國會必須提出充分理由，清楚說明刪減依據及可能影響，而非讓預算審查淪為政治攻防的工具。尤其面對台海安全情勢與國際局勢變化，國防資源配置更需要審慎評估，避免政黨對立影響國家安全。 另一方面，立法院對司法院大法官人事案的審查，也涉及憲政機關能否有效運作。立法院依法享有人事同意權，但當朝野長期無法形成共識，導致大法官缺額持續存在，憲法審查制度便可能受到影響。國會行使制衡權力的同時，也應考慮憲政機關維持正常運作的必要性。 行政院不副署法律的爭議，同樣反映台灣憲政制度面臨的權力衝突。美國總統依憲法享有否決國會法案的權力，國會須經參眾兩院各三分之二同意，才能推翻總統否決。台灣採行不同的憲政制度，行政院得依憲法增修條文提出覆議，而行政院長的副署權則涉及憲法第三十七條的解釋及適用。 因此，不能直接以美國總統的否決權類比台灣行政院長的不副署權。然而，當立法權與行政權發生重大衝突時，究竟應如何維持權力制衡，避免任何一方過度擴張，確實是台灣憲政發展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近年國會改革、國安法制、立委助理費及相關財政制度的修法爭議，也使社會對立法院的監督功能與立法品質產生疑慮。國會多數固然具有民主正當性，但多數決並不意味可以忽略少數意見、憲法界限及程序正義。任何涉及人民權利、國家財政或憲政權力分配的法律，都應經過充分審議，並接受社會檢驗。 大罷免運動所呈現的政治動員，也反映部分民眾對國會運作的不滿。無論支持或反對罷免，人民透過憲法與法律所保障的政治參與方式表達意見，都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政治人物不應僅以選舉或罷免結果作為否定不同民意的理由，更應理解其中反映的社會分歧。 韓國瑜過去擔任高雄市長期間，曾因施政爭議遭到市民投票罷免。這段政治經歷正好說明，民選公職的權力來自人民，也必須持續接受人民監督。無論擔任地方首長或立法院長，都不能將選舉授權視為不受限制的政治權力。 台灣民主的發展歷經戒嚴、黨禁、報禁、政治迫害及長期社會運動，才逐步建立今日的自由選舉與憲政制度。相較於過去威權統治時期，今日台灣人民享有更完整的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與政治參與權利。國際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長期將台灣列為自由國家，肯定其民主制度與公民自由的發展成果。 然而，民主成就並不代表制度已經完善。國會議事衝突、行政立法僵局、政黨惡性競爭及社會政治極化，都是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台灣民主是否需要以戲謔語言形容，而是政治人物能否以符合憲政精神的方式處理分歧。 立法院長作為國會的主持者，肩負維護議事秩序、保障不同政黨參與及促進國會正常運作的重要責任。即使對行政院或總統的政策有所批評，也應以制度論述與具體事實為基礎，避免使用容易引發對立的政治修辭。 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價值，在於任何掌權者都必須受到監督，任何政治多數都不能凌駕憲法。台灣不需要行政權獨大，也不應容許立法權失去制衡。唯有各憲政機關尊重權力分立、依法行使職權，才能避免政治衝突持續侵蝕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 韓國瑜身為立法院長，更應理解其職位所承擔的歷史與制度責任。台灣民主得來不易，國會議長應成為維護憲政秩序的力量，而不是讓國會成為政黨對抗的延伸戰場。這不僅是對韓國瑜個人的要求，更是台灣社會對所有國會領導者應有的共同期待。 作者：蔡文邦

隨著年底九合一選舉逼近，國民黨的各種步數層出不窮。最糟糕的是，摧毀原有運作多年的社會制度，還有彼此之間的信任基礎。 其中，以國民黨立委李彥秀在公開活動中發表「社工以後會在社區提供毒品給吸毒者」的言論，引發社會工作專業團體與各界廣泛震驚與強烈撻伐。 當這種行之有年的減毒政策，而且是台北市政府核准的。結果，今日變成拿來政治鬥爭的工具。那麼，社工們的心情，情何以堪。 如此，也凸顯了，蔣市府，有錯就推給社工。毒品是，兒虐更是。這是非常可惡的。尤其，此番發言將減害政策與藥癮治療機制扭曲為「社工散播毒品」，迅速引爆基層社工界與醫療衛生成員的怒火。 本來因毒癮的戒斷，就有其困難性，加上吸毒者也都努力想要戒除了。政府的角色，應當是想方設法，為其找出合適的減毒方針，而非為了選舉操作仇恨與貼上污名化標籤。 由此可知，國民黨思考的，是如何分化台灣，製造民眾的對立、社會的撕裂，而非真正想要解決問題，提升人民福祉。歸結來說，社工負責的是個案管理與協助復健，並非「毒品供應商」，這種抹黑是為了政治目的操作對立。 無獨有偶，在立法院，正在闖關通過的，是中國醫護來台的法案。其主張在離島設立「國際醫療特區」並放寬境外醫療人員資格，引發各界對於「變相開放中國醫護來台」與破壞醫療品質的強烈疑慮與熱烈討論。 試問，如果中國醫護的品質很好。為何那麼多擁有中國國籍的台灣人，還是要跑回台灣看診？為何中配總是攜家帶眷，要來台依親，並且享用健保資源？這完全不合理。假如，中國的醫護品質如此高，根本不需要來台灣執業。 因此，合理懷疑，這些中國醫護來台，不只要搶了台灣醫護的工作，還要執行特殊的任務，不管是癱瘓台灣醫療。還是，執行秘密的器官買賣產業鏈，都讓人細思極恐。 追根究底，可以發現，國民黨的任何決策，不只完全沒有站在台灣這塊土地人民的角度和心聲出發。更令人憤怒的是，國共正在一步步鏽蝕著台灣的良善體制，強硬地逼吞台灣！ 對此，北京透過複合式手段，與國內親中政黨或特定政治勢力形成「裡應外合」的態勢，對台灣民主制度進行滲透與影響。而身處前線的台灣，這些年來，都被假訊息跟厭政府的言論所不斷襲擊。這才是中國真正的陽謀。 從摧毀社工專業到急著開放中國醫護，看國共聯手介選的陰謀與陽謀，可以發現，針對專業人士的詆毀，只是國共的陰謀，其並非真的想要議題討論。畢竟，共產黨聯手國民黨的，是讓台灣社會失去控制的真正陽謀。僅要讀懂陽謀，一切必然了然於胸了。11月28日，請大家作出明智的選擇吧！ 作者：黃宗玄

立法院十月十六日通過《老人福利法》相關修法，將為符合條件的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全額補助健保費。照顧老人原本是社會共同的責任，但當一項涉及龐大公共支出的福利政策，在財源規劃與世代公平仍有爭議時，就由立法院多數強勢推進，人民難免要問：這究竟是經過審慎評估的社會福利改革，還是包裝成照顧長者的選票工程？ 藍白推動修法，最值得質疑的並不是長者能不能獲得照顧，而是補助究竟應該給誰，以及成本最後由誰承擔。所得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並不必然代表經濟弱勢。有人退休後沒有薪資所得，卻擁有房產、存款與穩定租金收入；也有人仍在職場辛苦工作，收入不高，卻得同時負擔房貸、子女教育與父母照護。若僅以年齡及所得稅率作為補助門檻，未必能把資源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更大的問題在於財源。健保費不會因為立法通過就憑空消失，政府承諾替一部分人繳費，終究必須由稅收或其他財源支應。若沒有充分說明長期財務影響，這筆錢就可能排擠其他公共支出，甚至讓未來的納稅人承擔更沉重的負擔。今天少繳的保費，看似是長者得到的福利，卻可能是年輕家庭未來必須支付的帳單。 台灣正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壓力。年輕人要面對低薪、房價、育兒與就業不穩定，還可能同時扶養年邁父母。當他們努力工作、繳納稅金與健保費，卻發現政府不斷擴大福利承諾，對財源及分配公平的交代卻不夠清楚，心中難免產生疑問：為什麼政治人物總是急著宣布誰能獲得好處，卻很少認真說明誰要付出代價？ 這才是這項修法可能引發的深層危機。世代對立並非來自年輕人不願照顧老人，而是當公共資源有限，政治人物卻把不同世代放在彼此競爭的位置。長者希望退休生活更有保障，年輕人也希望努力工作後，仍有能力成家、養育子女並安穩退休。兩者原本可以透過公平制度取得平衡，卻可能因為缺乏財源交代的福利承諾，演變成誰得到照顧、誰被迫埋單的對立。 從選舉角度看，替長者減輕保費負擔，確實容易形成看得見、感受得到的政策紅利；至於未來財政壓力、其他預算遭到排擠，或年輕世代承擔的隱性成本，卻往往不會立即反映在選票上。然而，政治人物若只計算眼前能增加多少支持，忽略年輕人對公平的感受，恐怕是打錯了算盤。年輕世代不是沒有投票權，而是當他們一次次感受到自己的負擔被視為理所當然，就可能逐漸失去對政黨的信任。 真正成熟的福利政策，不是比誰開出的支票更大，而是要清楚界定受益對象、提出穩定財源，並評估對健保永續及其他公共服務的影響。對經濟弱勢長者，政府應該加強保障；對有能力負擔保費者，則應維持合理的共同分擔。照顧老人不該成為忽略年輕人的理由，更不應成為政黨爭奪選票的工具。 藍白或許以為，這張健保補助支票能夠換得長者的支持，卻可能沒有看見支票背後的另一群人：正在繳稅、承擔家庭責任，也將決定台灣未來政治走向的年輕世代。選票可以換來一時的政治利益，制度失衡卻會累積長久的不滿。若只顧討好眼前的選民，卻把財政風險留給下一代，最後失去的恐怕不只是年輕人的認同，而是整個社會對政治的信任。 作者：林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