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一時的立委收賄案判決出爐，幾乎涉案委員均獲判7-10年不等之刑期。惟若細究這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原矚重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固然立法委員以收受金錢賄賂等不當方式，行使職權確有不妥，但對於立法委員行使職權，尤其是質詢權的認定範疇，似乎過於廣泛，恐令未來立法委員在日常生活都有入罪之風險可能，是否妥當，社會應多做討論。至於法官亦在判決中指出立委助理職權不明，法制規範不全，應當給予立法院鞭策，盡速修訂國會助理法，完善立法體系。

首先，在立委職權部分，法院認定：「立法委員與行政機關官員會面是否在行其質詢權之職務而定，故不論名義是早餐會、咖啡會，地點不論在立法委員辦公室、餐廳，只要立法委員於與行政官員會面時係為行使其質詢權，則均屬其職務上之行為。」這段語意，筆者觀之感到極為震撼。換言之，立法委員只要除睡覺時間外，凡張口與行政官員對話，便是行使質詢權。若立委遇到某基層公務員，講的隨便任一句話，都可能構成質詢，這不但與現實生活情境相反，也是輕易入人於罪，對法治社會的健全並無助益，也等同變相承認，立委開口每句話均屬質詢，若公務員未多加理睬，是否有藐視國會之嫌？這樣逕行認定，是讓立委與人民距離更遠，還是讓更近？對於代議政治發展有無助益，這都值得各界深思。

再者，目前的立法委員多數都有選民服務時間，其目的在於解決選民（實際上往往不限於選區內選民）各種大小疑難雜症，有關選民的請託案件，立法委員究竟該如何處理？這在實務運作上，其實很講究默契與倫理，但若要將其框之為立法委員職務上行為，恐與現實社會有一定程度落差。

在法院判決中指出：「辯護人固辯稱「關說」、「陳情」非屬立法委員之職務行為……是否屬於立法委員職務上行為之行使，應以立法委員因關說或請託後所從事之「特定行為」是否屬其職權之行使而為判斷，而非以立法委員接受人民關說、請託後所為之行為均以關說、請託行為視之。」換言之，法院認為，在該案判決中，有關所謂「關說」、「陳情」仍可構成立委職務上行為，因此可以衍伸至貪污治罪條例適用可能，但筆者認為法官的逕行判定，恐又有過度擴長解釋之可能，甚至這可能是司法權與立法權之矛盾核心。

按日常生活中，選民服務之陳情，立委拿回陳情案後交辦行政官員，幾乎不可能無後續特定行為，至於進行到哪些程度，涉及職務上行為？哪些程度又無？這幾乎是法官全然自由心證空間，並無一套客觀標準。若真全採自由心證，若立委擔憂入罪可能，未來選民服務之陳情請託，均不處理，或是採最低度方式進行關切，恐多數陳情案均不可能獲得選民預期之結果，而這樣的社會真是我們所要？這真是我們對立委問政的想像？

要知道的是，多數選民遇到的疑難雜症，扣除明顯不合理的請託案，有些可能只是行政機關濫權致人民生損害，或是不夠積極作為，使人民受害。立委若處理相關請託案，不能採更大力道的關切，那人民之權益將無人聞問。至於行政官員對於立委交辦之請託案，究竟以何種角度視之，這也無一套客觀明確標準。

只能說，多數時候行政官員也是基於行政立法的和諧，彼此互相尊重，在可盡力之範圍內，進行處置，但真是因為狹義的立委法定職權而致使行政官員不得不從之，恐怕是想像成分居多，與國會現實運作並不相符。

總之，筆者認為，法官在審判進行過程，有關職權認定部分，應當多傳喚與此案無涉之行政官員及資深立委出庭作證，以實質了解行政、立法運作實情，不宜逕行憑藉通念、法條、先前判決之想像，而對立委之職權及行為增添擴張理解空間。

最後，有關立委助理法制面不足，法院提醒：「立法委員之公費助理雖為國會之重要幕僚，然在法制面迄未有完整之規範」這項結論是正確的。

法官指出，國會助理「相關權利義務關係散見於「立法院組織法」、「立法委員行為法」、「遊說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立法院處務規程」等位階不同之法令中，亦僅對公費助理人數上下限、由立法委員自行聘用、適用勞動基準法、助理費編列與支應單位等事項為框架性規定，並將之視為立法委員之關係人，至於公費助理應具備之資格、聘用期限、工作業務與分配等，全然委由雇主即立法委員自行決定。」顯然對於立委助理之保障不足，亦缺乏完善的薪酬與職權認定，由於模糊空間大，致使立委助理待遇普遍偏低、工時偏長，在勞動環境差的條件下，無法留住好人才，立法及問政品質難有期待。而部分留任助理者，在惡劣環境下為生存，可能鋌而走險從事灰色地帶之不法行為，這都是惡性循環，故相關法制作業有加緊修正之必要。

台北地院的這號判決，涉案立委層級廣泛，又涉立委及助理互動的職權認定說。未來若各級法院之見解不一，恐需司法高層做出共同統一見解，以利未來司法審判進行，以及國會問政的順暢運作。

 

作者/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