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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先生的真知灼見:讓國民黨人傾共賣台本質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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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下做大官的人,

已經習慣向強權低頭,

為自己的利益討好強權。

現在中國這個大強權,

已經有人公然向中共討好,

準備投降。

如果是這樣,

不必政見,

牽一隻電話連北京,

去請示今天要做什麼,

就可以了。

彭明敏出席著作簽書分享會
彭明敏出席著作簽書分享會

此乃台灣民主前輩-彭明敏先生,代表民進黨角逐1996年總統大選時,在公辦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上,留下的真摯且值得法人省思的箴言。倘若從2022年的時間點來看,逾25年前彭明敏先生,就已知國民黨人傾共且會賣台的本性,跨海峽資本權貴的腐敗與連結,在馬英九政府時期的事蹟仍記憶猶新,彭明敏先生當年競選時的真知灼見,即便未能順利當選反而成就李登輝先生,但彭明敏先生真知灼見的發言,實在令人欽佩。

彭明敏先生代表民進黨角逐首次台灣總統大選

1996年台灣正式第一屆民選總統風起雲湧的競選,1995年當時民進黨變以破天荒進行總統候選人初選作業,由彭明敏(台獨聯盟)、許信良(美麗島)、林義雄(無派系)及尤清(福利國)等四人角逐初選,筆者仍依稀記得民進黨中央大膽嘗試各縣市的公民投票,無論是黨員或非黨員,皆可透過兩階段方式直接投票選擇屬意候選人,並且可直接利用個人之身分證登記,領取類似捷運票卡塑膠錢幣來直接投票,開放讓非民進黨黨員的民眾參與初選,日後也影響台灣其他政黨的初選設計。

當時第一階段初選,先由民進黨籍幹部及黨員投票,選出二位進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採取美國式開放性投票,先在各縣市舉辦候選人演講並直接投票,此初選模式以非常類似美國開放性初選,非常有直接民主的精神。原先媒體輿論任為許信良會壓倒性勝出,因為彭明敏先生離開台灣實在太久,認為選民已逐漸淡忘彭明敏先生放棄榮華富貴選擇「台灣人自救宣言」而被迫流亡海外,但沒想到彭明敏先生的典範事蹟引起選民的認可,並且在各縣市初選一路贏到底,後確定彭明敏勝出代表民進黨參選。

犀利地破解「反攻大陸」、「大膽西進」的迷思

另一方面,許信良當時初選已喊出「大膽西進」策略,但引發民進黨本土派的隱憂與不滿,許信良曾因「中壢事件」當選桃園縣長挑戰蔣經國政權聲名大噪過,但許信良的權謀和大中國思想日後卻一覽無遺。許信良迄今仍自豪「大膽西進」是當時時代趨勢,破除李登輝的「戒急用忍」。令人唏噓的是,連戰之後的國民黨人反而勵行大膽西進的主張,國民黨人前仆後繼地前往對岸,積極迎合北京當局的統戰策略,在馬英九政府時期達到傾共的顛峰,幾乎呈現國民黨執政者似乎也不必喊出政見,只要有人牽一隻電話連北京,去請示今天要做什麼的即視感。

好在2014年、2016年、2018年的大選翻轉跨海峽資本權貴網絡的壟斷,重新釐清台灣的國家發展方向。回首彭明敏先生一路走來依舊堅持台灣獨立,認為台灣人民應當徹底切割中國方能自救,並且直指「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並指出「反攻大陸」的口號,是國民黨企圖對外可以要挾中共以自重,對內可以厲行恐怖政治延續政權,喚醒選民的良知,質疑黨國政權不過就是國民黨內少數小人集團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國、又不能代表台灣,甚至不能代表國民黨,犀利地批判讓許信良的「大膽西進」實乃無知,無益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由、民主內心訴求。

審視「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前瞻性

回首1964年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依然歷久彌新且妥適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的民主轉型目標。例如,早在上世紀60年代,台灣就應該審時度勢,確認「反攻大陸」為絕不可能,也非台灣的國家發展目標,政府應設法團結的國內所有人民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其次,台灣應當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台灣政治發展仍有不少亂象,無論修憲或制憲都應當重新凝聚台灣人民共識,以作為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作者/林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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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8 林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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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之獅與史詩怒火:以伊新衝突將重塑中東新秩序或動搖全球政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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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蔣萬安市府宣布推動「育兒減少工時」試辦政策時,社會第一時間多半給予肯定。允許家長在不影響工作權的前提下,每日減少一小時工時,用來接送與陪伴十二歲以下子女,確實回應了雙薪家庭長期以來「時間不夠用」的焦慮。在少子化壓力沉重的當下,任何試圖鬆動僵固工時制度的嘗試,都具有象徵與政策意義。 然而,政策的價值不只在於理念,而在於能否真正發揮實質效果。從目前規劃來看,市府編列的試辦預算有限,可補助的企業家數與勞工人數相當稀少。相較於臺北市龐大的就業人口與企業數量,受惠比例極低。當政策覆蓋率僅止於極小樣本時,它較像是一項示範計畫,而難以對整體勞動環境產生結構性改變。對多數家長而言,這項措施仍然是「看得到、用不到」。 更現實的困境來自企業端。雖然市府補助部分薪資差額,但企業仍需承擔排班調整、人力重分配與行政申請成本。對人力本就緊繃的中小企業與服務業來說,一人每天少一小時,累積下來就是實質產能減損。若沒有配套協助,例如更彈性的勞動規範、稅務負擔誘因或即時補貼機制,企業未必有足夠動機參與。當政策設計過於理想化,而忽略產業實況,最終可能讓企業選擇觀望,家長也難以真正受惠。 此外,育兒困境並非單一工時問題。家長之所以需要彈性時間,是因為托育時間與職場制度長期脫節。公共托育延時服務不足、寒暑假照顧缺口明顯、臨時托育彈性有限,這些結構性問題並不會因每天減少一小時工時而自然消失。如果孩子下午四點放學,但父母五點才能下班,即便減少一小時,仍可能面臨照顧斷層。換言之,減工時只是「止痛藥」,卻還談不上根治方案。 再者,政策的公平性也值得討論。公部門或大型企業較有餘裕配合彈性工時安排,但基層勞工、輪班工作者、時薪族群,往往最需要育兒彈性,卻最難適用這類制度。若政策無法涵蓋這些族群,反而可能擴大職場階層差距,讓「友善育兒」成為部分職業的專利。 當然,這並不代表育兒減工時政策毫無價值。相反地,它至少傳遞出一個重要訊號:政府願意正視「時間」本身就是育兒資源。長期以來,育兒政策多半著重補貼金額與津貼發放,但真正困住父母的,往往不是金錢,而是工時與家庭責任的拉扯。若市府能在試辦過程中誠實檢討執行困難,擴大預算規模,簡化行政流程,並與托育體系改革同步推進,這項政策仍有成為制度創新的可能。 少子化時代,家庭最缺的不是口號,而是可持續的制度支持。育兒不應是個別家庭自行承擔的風險,而應是整體社會共同分擔的責任。蔣萬安市府這一步,走出了方向,但距離真正改變家長日常生活,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提出政策,而在於如何讓每一位需要的人,都能實際用得到。 作者:林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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