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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的中華民國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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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帝秦」、「堅守民主陣營」都是口號,那麼有些國民黨人物要「戰鬪」,令人失笑的,到底他們要戰鬪甚麽?民進黨政權不需要他們當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才能推翻,只要他們說服台灣人民,用選票,和平的方式就能更替民進黨政府。顯然,朱立倫中華民國史觀的「一個中國」的概念,會很難說服台灣人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民黨想再編造新的話術,受台灣人民歡迎,會越來越難!

人的受想行識都會受過去的約制。歷史解釋權永遠是政治運動所要首先掌控的東西。朱立倫談中華民國史觀,是政客必然之舉。

朱立倫說「把中華民國贏回來」。 圖片來源:政新鮮
朱立倫說「把中華民國贏回來」。 圖片來源:政新鮮

朱立倫所說的史觀我們可分成二部分來瞭解和評論:
(1)有關1949前的中華民國歷史和中國國民黨的關係,朱立倫所提甚少。1911年中華民國建國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轉進(或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稱:「中華民國」己經亡了,……. 退此一步即無死所云云。中國國民黨對此段中華民國風雨飄搖的歷史,朱立倫有何任何真知卓見,化為史觀可言?

朱主席似乎無能力對這段歷史,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歷史解釋」。他若承認力不從心,也就罷了!但他難以抵擋,宣揚對日抗戰八年中,中國國民黨的豐功偉業,對國家的貢獻,中國國民黨這樣風光過,足為來世法;但是台灣有非常多的人民,尤其是年輕新生代,會不禁懷疑如果這麼偉大,萬民擁戴,為甚麼中國國民黨會在勝利後短短四年,輸的精光?很多人看過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蔣委員長回到南京的影片,萬民空巷前所未有的歡迎場面,四年以後卻如喪家之犬,被掃地出門!

朱主席若無知識能力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王某人倒可建議多年前胡適寫過的一篇精簡至文,朱主席看了大概就容易明白:事實上,偉大的抗戰,不只是百萬軍民的犧牲換來的,而更大的代價是讓共產黨坐大。胡適文中細數共產黨軍隊經歷五次國民黨軍圍剿,落腳陝北延安窯洞數萬殘破部隊,如何藉著抗戰,從數萬到十萬,數十萬,到抗戰勝利時的近百萬。我們都覺悟共產黨「三分抗日,七分坐大」的䇿略,非常成功。難怪毛澤東主席在共和國成立後,得意揚揚,對來訪的日本政客說:日本不必要對侵華道歉,因為日軍侵華,共產黨才有機會擊潰國民黨,席捲中國大陸。這是偉大八年抗戰所付出的殘酷代價。

有人是這樣說抗戰八年的,戰爭把中國的讀書人、士紳、中產階級都摧毀了,包括傳統文化的「廉恥」觀念。肉必自腐而蠧生,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的「五子登科」,豈是意外,那是太長苦日子,「報復性」的對人民的掠奪!朱主席如何面對這段歷史?如何解釋?

胡適之先生的至文中,八年抗戰的原因其來有自。他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和約中對山東問題的處理,激發青年學生狂烈的愛國政治運動,凌駕「五四運動」文化啟蒙的一面,是民國史的不幸。偽經橫行,要救國不再是文化的啟蒙和進步,而是政治上的動員。事實上,民國初年哲學家羅素在訪華以後,所寫的一本小書「中國的難題」(The problem of China) , 就開宗明義的說:中國必會學習西方的帝國主義,以對抗帝國主義,這會是個「悲劇」!只是他沒想到中國學的是共產國際的帝國主義,對抗的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更要加上日本的軍國主義。

既然學生救國運動狂飊,中國共產黨建黨,南北對抗的廣州軍政府的孫中山,當然感受到時代潮流的洶湧,青年學子的「民氣可用」,共產國際頻出善意,左傾的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拋出國民黨「聯俄容共」的創舉,和國際性的「進步的力量」合盟,從此民國史丕變,這才是李鴻章所說的二千年未有之「變局」!

從此國民黨俄共化,思想集體化:人家有馬列主義,我們有三民主義;人家有紅軍,我們有國民革命軍;人家穿起列寧裝,我們穿起中山裝;人家軍隊營舍,設有列寧室,我們有中山室;人家有政治指導員,我們有政工幹部;人家有「赤卡」特務機關,我們有「軍統局」、「中央統計局」、「藍衣社」。誰說爭奪江山,不需要全新的組織、宣傳、和武力?老式的北洋軍閥哪是是俄共支援和紅軍軍事顧問協助下「國民革命軍」的對手。

但是,不要忘了國民黨中有傳統式的軍人和黨員,有他們的階級成份,完全「布爾雪維克」俄共化、工農革命,必然引起內部反動。北伐時湖南的土地革命,清算地主,引發的「馬日清共」,爆發成「寧漢分裂」,到底誰才是中道崩殂孫中山的真正繼承人和執行者?到底「國父遺教」是甚麼?革命尙未成功,到底是誰家的革命?同志仍需努力,到底誰是誰的同志?

「寧漢分裂」的意識形態的問題,始終沒得解決。中國國民黨曾經申請「共產國際」兩次,都被俄共婉拒(朱立倫的史觀都需要解釋的。)不要忘了孫中山所說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民國史從來就沒有明白人,黨內或黨外,對「社會主義」用經濟分析,作知識性的批判,有如歐陸的「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梁啟超對「社會主義」有過評論,感興的,點滴毫無知識性可言。這位歷史上的政治巨擘、學者,所知僅是如此,當代中國陷入左傾深淵,難以自拔,豈是偶然。

倒是,汪精衛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贏得國民黨人的共鳴,清除國民黨內共產黨員份子的「清黨」,倒是全黨一致的結論。長江中下游,清共雷厲風行,浮屍流行,視人命為草芥。

要等到國民黨黨內派系內戰,所謂「中原會戰」結束後,戰勝的蔣系,一躍而成國民黨的主流。共產黨落草為冦,在江西瑞金,成立蘇維埃紅色政權。蔣介石深刻瞭解日本軍閥只是肌膚之恙,共產黨才是腹心之疾,清剿共產黨是當務之急。擊破瑞金紅色根據地,紅軍萬里長征,轉至陝北成立新的根據地。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蔣氏痛定思痛,更急迫知道「攘外必先安內」。剿匪不成,如何談抗拒強敵?

可惜共產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救亡圖存,槍口對外」的宣傳,深入民心,流亡關內的東北軍和在西北的軍閥,肩負剿共重任,卻結合共產黨。張學良、楊虎臣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巡視剿匪軍務的蔣介石。

西安事變後,叛軍原先凖備以判國罪,公審蔣介石後,槍斃了事。胡適在其文章中揭露,救了蔣介石的就是俄共的史達林。史達林的估算,處死蔣介石後,中國當時就沒有足夠威望的領袖,在東方戰線,對付日本軍閥。胡適文中承認不得不佩服這位邪惡的共黨領袖以退為進的雄才大略。當然,蔣介石和叛軍、中共、俄共間,世間公論一定有密約,只是我們尋常百姓不得與聞,只能多方推敲。胡適先生對「西安事變」的歷史逆流,一向以溫文儒家自持的個性,口不出惡言的胡博士,居然稱張學良為「痞子」,可見其痛恨之情。

九一八事變後,西安事變前,蔣介石想藉他身邊的知日派,國民黨內的保守力量,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殘餘的文人和政客,例如「政學系」,組織一保守右派聯盟,導正民國十三年來,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把民國史的歷史脈動,推向左傾狂飊、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的努力,在西安事變後,算是徹底失敗。

國民黨有了新的俄共盟友,擔負起牽制東線日軍的重任,從此不再對日本軍閥逆來順受。原先只默認日本軍閥據有満蒙,在北方栽培親日的緩衝政權,有如北宋、南宋和遼、金國的國際關係,國民政府國難當頭,一時之間,都可以談,妥協,因為首要敵人是共產黨。西安事變後,新的敵我結盟關係,這也為甚麼蘆溝事變會急轉直下,中日全面大戰一發不可收拾。

事變後,國民黨策動第二次松滬戰役,投入二十萬新訓練的嫡系部隊,日本軍算是遭受奇襲,南下救援部隊受阻(黃河決堤),這是國民黨對日軍全新的軍事姿態,遭受奇襲的日軍,只得動員日本國內兩個師團,在杭州灣登陸,在上海的國軍承受新的壓力,從上海撤退,沿著長江,退向南京。

當時國民黨立即面臨一個軍事難題:南京能不能守得住?還是依國際法宣佈南京是不設防都市,國軍繼續後撤?最後決定防衛南京,唐生智自動請纓當衛戍司令。國民黨軍政高層作此防衛南京的決定是他們相信俄國紅軍會在滿蒙輕啟戰端,讓日軍兩面作戰,誰說南京不能守?—— 如此決定,再下來就是歷史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種族滅絕的慘劇。朱立倫主席,你知不知道當時唐生智衛戍總司令的下落?在日軍攻城時,他早就乘著小舟從長江脫逃?朱主席你的中華民國歷史會不會記錄此事,你的史觀會是如何?許多中華民國公民懶的問唐衛戍總司令是不是出身黃埔?

1911年到1949年是夠複雜,翻雲覆雨,絕不是一位留美的會計學博士所能領略,如何侈言「史觀」,朱主席的膽子是夠大的。台大歷史系前教授吳相湘有部「民國百人傳」著作,朱主席若能稍為涉獵,百人不算多,一定大有可觀者,那時再談中華民國「史觀」還不遲。

朱主席,讓我們繼續談你的1949到2021年中華民國史觀,這段「斷代史」對你或許會容易㸃,自在些。

(2)1949年以後到2021年,朱立倫又如何解釋這一段歷史?2024年若無意外,朱立倫想選的到底是「台灣總統」,還是「憲法一中」的中國總統,還是「台灣當局的最高領導人」,還是1911年以來,中華民國仍然存在,疆域包括中國大陸,外蒙,當然也包括福建省的金門(問問國民黨某陳姓委員):台灣不是國家,中華民國才是代表中國的國家,所謂一中各表,到底全世界各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承不承認,都不重要,多數台灣人民相不相信,信不信仰,也不重要!朱主席你說是嗎?

假如朱立倫瞭解中華民國歷史夠深,而夠智慧,應該會低調的把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視作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他的史觀的理論建構就會稍令人信服。他可以說的理由很簡單:朱某人年紀太輕,無法瞭解1949年前澎湃偉大的歴史,複雜而且翻雲覆語。但他又捨不得不談革命軍北伐,八年浴血抗戰的英雄史蹟,中華民國怎麽可以沒有這些偉大的歷史,中國國民黨沒有這些祖產,如何生存?如何戰鬪?

所以朱立倫必須談對日抗戰八年,這是國民黨1949年前的光輝歷史,不得不談。旣然要談1949年以前,國民黨不得不從1911年談起。要從1911年談起,朱主席一定力不從心:因為,首先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新生一代要瞭解北洋政府(不管是奉系、皖系、直系)都是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國旗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受世界各國承認。

那麼,中國國民黨為甚麼政見不合,就跑到廣州成立「軍政府」,造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反,成立「大元帥府」也就罷了,又如何「聯俄容共」,引進外力,而又誓師北伐,國民黨自稱是「國民革命軍」,當時北方媒體稱其為「赤軍」。當然消滅北洋軍閥,推翻北洋政府,國民黨一定有許多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們姑且相信。

但是,由於我們台灣享有的「思想自由」,我們倒是可以可以作某些「反歷史」的想像:假如沒有北伐,或是北伐沒有成功,仍然是南北對立,軍閥割據(不止北洋軍閥,也包括國民黨軍閥),這豈不就是「聯省自治」,如此這般,今天香港的民主派人士一定樂壞了,黎智英等一定重獲自由;馬雲、馬化騰、白冰冰、趙薇可以不必活得那麽辛苦。馬雲說:我學了英文以後,才知道中國不是那麼富有,中國也解救不了全人類。他這樣說一定不會出大亂子,一定會有千萬上億的信徒。

我們想問國民黨朱立席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有甚麼不好?我們可以試舉一例,五四運動時,北京的大學生闖入北洋政府外交部長的私人寓所,打了人家的小老婆,放火燒人家的樓子,北洋政府的軍警拘禁上百位大學生在北大法學院內,北洋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北大蔡元培校長威脅辭職下,把鬧事的學生都釋放了,人家可沒有開動坦克,機槍平射,秘密逮捕,人間蒸發,更沒有深文周內的「國安法」,要怎麼解釋就怎麽解釋。這種好康,往後的日子難見。朱主席你若談中華民國史觀,是不是該把這段北洋政府的美德,放入你的史觀中,不要一直說人家「腐敗」,要革人家的命。北洋政府可是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不是只有國民黨!

國民黨若只有用老式的意識形態建立史觀,只有作共產黨尾巴政黨的份。有人說國共闘爭,國民黨如何落敗,是因為國民黨喪失民族主義的領導權。不管你如何說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何不同,但在「一個中國」的意識形態上,實在找不出太大差異。蔣介石害怕的不是被逐出聯合國,而是二個中國成真,漢賊兩立。在有關聯合國會員國的關鍵年代裏,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葉公超一直強調:辦外交像刷地板,不要把自己刷在裏頭,難以脫困。

國共對「一個中國」堅持的差異,可能只有抗日戰爭到底是幾年?國民黨說八年,共產黨說十二年,除此口角外,實在找不出大書特書的地方來。黃埔軍校時周恩來是政治部主任,多少國共將領都是他的門生,同門師兄弟。國民黨退將組團到大陸球敍,老同學聚會,歡樂滿堂,實在沒有甚麼好吃驚的。國民黨退將們在總書記前立正站好,起來!起來!執禮甚恭,聆聽訓詞,人家不是從民國十三年「聯俄容共」起,就是一家人了?在台灣的國民黨有人提倡,要從孫中山作起,己經說盡一切。

共產黨說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這也是孫中山遺囑中「革命尙未成功」的「革命」,共產黨才是「革命」的承繼者,發揚光大者!史實當前,也難為國民黨退將們,他們除了立正站好,宣示效忠外,還能做甚麼?

所以朱主席若未能突破一個中國窠臼,除了「一個中國」,別無其它政治價值,再怎麼談中華民國史觀,只是書空咄咄,畫蛇添足,說不出所以然,為識者所笑。國民黨相信,民進黨藉著自由民主體制,僭取政權,是共產黨也是國民黨的唯一且首要的敵人。到底自由民主體制和文化,能在中華民國出現成長,到底有何輝煌的歷史意義,都不值國民黨一哂,深思!

「義不帝秦」、「堅守民主陣營」都是口號,那麼有些國民黨人物要「戰鬪」,令人失笑的,到底他們要戰鬪甚麽?民進黨政權不需要他們當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才能推翻,只要他們說服台灣人民,用選票,和平的方式就能更替民進黨政府。顯然,朱立倫中華民國史觀的「一個中國」的概念,會很難說服台灣人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民黨想再編造新的話術,受台灣人民歡迎,會越來越難!

作者 /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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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史觀 國民黨 政治 朱立倫
2021-09-01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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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與「恩」人:從歷史分析鄭麗文言論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上提出一句話:「美國曾經是我們的恩人,但中國大陸是我們的親人」,並主張台灣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這一句簡短的比喻迅速引發激烈討論與反彈,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理性外交的務實表述,有人則批評這種說法背離歷史與台灣人的集體意識。      「美國是恩人,中國是親人」這類說法,乍聽之下溫和而試圖去政治化,彷彿只是對歷史情誼的回顧,實則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敘事。若將國家關係比擬為人際關係,便更應嚴格檢視;所謂「親人」是否在關鍵時刻給予庇護,抑或反覆施以威脅;而「恩人」究竟只是權宜之計的利益往來,還是實質上塑造了今日的生存條件。        回到歷史本身,國共關係從來不是「失散親人」的溫情故事,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競逐。1945年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不久,旋即陷入全面內戰,最終在 1949 年敗退來台。此一結果並非「兄弟鬩牆後的誤解」,而是兩個政權在制度、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上無法共存的必然產物。內戰結束後,中共政權從未將台灣視為可以平等對話的「家人」,而是始終定位為尚未統一的政治版圖。從砲擊金門、長期軍事對峙,到今日的飛彈部署與法律化的武力威嚇,這段關係更接近高壓控制與持續威脅,而非任何可稱為親情的互動。        反觀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雖然起點並非情感,而是冷戰現實,卻在歷史發展中實質影響了台灣的生存條件。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介入台海,提供安全保證,使台灣免於被即時納入共產陣營;隨後的經濟援助、制度輸入與技術轉移,奠定了台灣戰後工業化與出口導向發展的基礎。即便在 1979 年斷交後,美國仍以《台灣關係法》維持安全承諾,並在關鍵時刻持續影響台海戰略平衡。這些作為固然源於美國自身利益,卻客觀上構成台灣得以發展民主、累積國力的外部條件。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在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其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力之一,正是來自台商的大規模西進投資。換言之,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部分建立在台灣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之上。若要談「恩」,歷史角色的對調反而更為合理。        因此,將中國簡化為「親人」、將美國僅視為「恩人」,本質上是一種大中國意識的延續性投射,而非對台灣歷史經驗的忠實反映。該言論忽略台灣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意識,也忽略地理鄰近並不必然帶來安全感,血緣文化更不足以抵銷制度衝突與武力威脅。        歷史從來不是用來安撫情緒的修辭工具,而是檢驗現實的座標。若真要以人際關係作為隱喻,那麼台灣作為戰後國府遷台避難處,台灣人與大陸來台居民早已血融於水,卻心向欲撕裂台灣之強鄰,比起對岸,台灣方是國民黨羈絆最深的親人,試問除了李登輝時代外,藍營可有真心融入這塊小島? 作者 / 風林火山

以「智庫交流」之名:國共論壇的政治代價與恐讓國人失望

從民意結構來看,多數台灣民眾對「交流本身」並非本能排斥,但對「交流的交換條件」高度敏感。若國共論壇(即便改名為智庫交流)被社會普遍理解為建立在「阻擋軍購、削弱國防」之上,其正當性將迅速流失。 近年民調反覆顯示,台灣主流民意支持維持現狀、強化自我防衛,同時對北京政治意圖抱持高度戒心;因此,一旦交流被連結為「以安全換對話」,將被視為踩到紅線。更關鍵的是,國防預算在台灣早已不只是財政或軍事議題,而是「國家存續的象徵性政策」。即便交流議題包裝為AI、防災、低碳等非政治領域,只要其前提涉及立法院系統性阻擋軍購,社會輿論勢必將其解讀為政治交易。 這種交易敘事,將強化對國民黨「對中讓步」的既有刻板印象,並為民進黨提供清晰而有力的攻防論述。換言之,民眾未必反對對話,但很難接受「以削弱防衛換取對話」。一旦此印象定型,國共論壇不但無法為國民黨加分,反而會成為政治包袱。 為何國民黨要一意孤行,明知會影響2026年九合一選舉?事實上,國民黨此時推動國共論壇,反映的並非單一選舉理性,而是更深層的路線焦慮與權力結構問題。首先,黨內仍存在一股強烈的「歷史使命論」:認為國民黨必須重新掌握兩岸話語權,否則將被邊緣化為純粹的地方選舉機器。 對這些人而言,短期地方選舉的風險,未必高於長期失去兩岸「關係經營者」角色的恐懼;其次,國民黨的組織與菁英結構,仍深受過往「經貿—交流—政治紅利」經驗影響。部分黨內決策者仍相信,只要能恢復與北京的制度化接觸,就有機會複製過去的經濟敘事,進而鬆動選民對其親中疑慮。 然而,他們低估了台灣產業結構與國際環境的劇變,也高估了選民對「交流紅利再現」的期待;最後,國民黨內部的決策機制高度集中,對年輕選民、城市中間選民與國際觀感的回饋機制不足,導致戰略判斷容易陷入同溫層。一意孤行,並非不知道風險,而是選擇承擔風險,押注另一條政治路線。 國共論壇的風險:中華民國在議程中消失。國共論壇最大的結構性風險,不在於「談了什麼」,而在於「如何被定義」。一旦論壇的對等主體被設定為「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而非「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國家主體性即被默默消音。即便議題設定為非政治領域,主辦架構本身就已傳遞高度政治訊號。 此外,議程設定權高度不對稱。北京方面可透過主持人、會議名稱、新聞稿用語,逐步將交流框架納入「統一敘事」或「民族復興」的大敘事中,而台方代表在缺乏正式國家身分下,難以有效反制。長期下來,這類論壇將累積「去國家化」效果,使國際社會與部分台灣民眾逐漸習慣「沒有中華民國的兩岸對話」。 更嚴重的是,若論壇與立法院特定政策行為(如軍購審查)被外界視為有交換關係,將使國民黨陷入「代理人風險」的指控,進一步侵蝕其民主正當性。論壇本身可能短暫熱鬧,但其制度性副作用,將遠超過表面收益。國民黨中道派普遍並不反對交流,但高度警惕「政黨對政黨」的交流形式。他們更傾向支持低調、技術性、去政治化且可被社會監督的互動,而非高調象徵性論壇。 對中道派而言,國共論壇最大的問題不在內容,而在其「不可控的政治外溢效果」。若論壇被社會定型為「親中路線回歸」,將直接壓縮國民黨在總統選舉中爭取中間選民的空間。在此意義下,國共論壇確實可能成為總統大選的「慢性毒藥」—未必立刻致命,但長期侵蝕信任。 至於從華府角度看,關鍵不在交流本身,而在「行為連動性」。若美方觀察到國民黨推動對中交流,同時在立法院系統性阻擋軍購、質疑台美供應鏈合作,將被視為戰略可信度下降。這不僅影響美國對國民黨的信任,也會影響整體對台政策的風險評估。 尤甚,在美中競爭格局下,美國更關注台灣是否維持清晰的自我防衛與陣營一致性。任何被解讀為「內部政治力量削弱防衛意志」的行為,都會引發高度警惕,而非正面解讀。 作者:林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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