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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的中華民國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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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帝秦」、「堅守民主陣營」都是口號,那麼有些國民黨人物要「戰鬪」,令人失笑的,到底他們要戰鬪甚麽?民進黨政權不需要他們當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才能推翻,只要他們說服台灣人民,用選票,和平的方式就能更替民進黨政府。顯然,朱立倫中華民國史觀的「一個中國」的概念,會很難說服台灣人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民黨想再編造新的話術,受台灣人民歡迎,會越來越難!

人的受想行識都會受過去的約制。歷史解釋權永遠是政治運動所要首先掌控的東西。朱立倫談中華民國史觀,是政客必然之舉。

朱立倫說「把中華民國贏回來」。 圖片來源:政新鮮
朱立倫說「把中華民國贏回來」。 圖片來源:政新鮮

朱立倫所說的史觀我們可分成二部分來瞭解和評論:
(1)有關1949前的中華民國歷史和中國國民黨的關係,朱立倫所提甚少。1911年中華民國建國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轉進(或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稱:「中華民國」己經亡了,……. 退此一步即無死所云云。中國國民黨對此段中華民國風雨飄搖的歷史,朱立倫有何任何真知卓見,化為史觀可言?

朱主席似乎無能力對這段歷史,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歷史解釋」。他若承認力不從心,也就罷了!但他難以抵擋,宣揚對日抗戰八年中,中國國民黨的豐功偉業,對國家的貢獻,中國國民黨這樣風光過,足為來世法;但是台灣有非常多的人民,尤其是年輕新生代,會不禁懷疑如果這麼偉大,萬民擁戴,為甚麼中國國民黨會在勝利後短短四年,輸的精光?很多人看過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蔣委員長回到南京的影片,萬民空巷前所未有的歡迎場面,四年以後卻如喪家之犬,被掃地出門!

朱主席若無知識能力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王某人倒可建議多年前胡適寫過的一篇精簡至文,朱主席看了大概就容易明白:事實上,偉大的抗戰,不只是百萬軍民的犧牲換來的,而更大的代價是讓共產黨坐大。胡適文中細數共產黨軍隊經歷五次國民黨軍圍剿,落腳陝北延安窯洞數萬殘破部隊,如何藉著抗戰,從數萬到十萬,數十萬,到抗戰勝利時的近百萬。我們都覺悟共產黨「三分抗日,七分坐大」的䇿略,非常成功。難怪毛澤東主席在共和國成立後,得意揚揚,對來訪的日本政客說:日本不必要對侵華道歉,因為日軍侵華,共產黨才有機會擊潰國民黨,席捲中國大陸。這是偉大八年抗戰所付出的殘酷代價。

有人是這樣說抗戰八年的,戰爭把中國的讀書人、士紳、中產階級都摧毀了,包括傳統文化的「廉恥」觀念。肉必自腐而蠧生,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的「五子登科」,豈是意外,那是太長苦日子,「報復性」的對人民的掠奪!朱主席如何面對這段歷史?如何解釋?

胡適之先生的至文中,八年抗戰的原因其來有自。他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和約中對山東問題的處理,激發青年學生狂烈的愛國政治運動,凌駕「五四運動」文化啟蒙的一面,是民國史的不幸。偽經橫行,要救國不再是文化的啟蒙和進步,而是政治上的動員。事實上,民國初年哲學家羅素在訪華以後,所寫的一本小書「中國的難題」(The problem of China) , 就開宗明義的說:中國必會學習西方的帝國主義,以對抗帝國主義,這會是個「悲劇」!只是他沒想到中國學的是共產國際的帝國主義,對抗的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更要加上日本的軍國主義。

既然學生救國運動狂飊,中國共產黨建黨,南北對抗的廣州軍政府的孫中山,當然感受到時代潮流的洶湧,青年學子的「民氣可用」,共產國際頻出善意,左傾的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拋出國民黨「聯俄容共」的創舉,和國際性的「進步的力量」合盟,從此民國史丕變,這才是李鴻章所說的二千年未有之「變局」!

從此國民黨俄共化,思想集體化:人家有馬列主義,我們有三民主義;人家有紅軍,我們有國民革命軍;人家穿起列寧裝,我們穿起中山裝;人家軍隊營舍,設有列寧室,我們有中山室;人家有政治指導員,我們有政工幹部;人家有「赤卡」特務機關,我們有「軍統局」、「中央統計局」、「藍衣社」。誰說爭奪江山,不需要全新的組織、宣傳、和武力?老式的北洋軍閥哪是是俄共支援和紅軍軍事顧問協助下「國民革命軍」的對手。

但是,不要忘了國民黨中有傳統式的軍人和黨員,有他們的階級成份,完全「布爾雪維克」俄共化、工農革命,必然引起內部反動。北伐時湖南的土地革命,清算地主,引發的「馬日清共」,爆發成「寧漢分裂」,到底誰才是中道崩殂孫中山的真正繼承人和執行者?到底「國父遺教」是甚麼?革命尙未成功,到底是誰家的革命?同志仍需努力,到底誰是誰的同志?

「寧漢分裂」的意識形態的問題,始終沒得解決。中國國民黨曾經申請「共產國際」兩次,都被俄共婉拒(朱立倫的史觀都需要解釋的。)不要忘了孫中山所說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民國史從來就沒有明白人,黨內或黨外,對「社會主義」用經濟分析,作知識性的批判,有如歐陸的「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梁啟超對「社會主義」有過評論,感興的,點滴毫無知識性可言。這位歷史上的政治巨擘、學者,所知僅是如此,當代中國陷入左傾深淵,難以自拔,豈是偶然。

倒是,汪精衛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贏得國民黨人的共鳴,清除國民黨內共產黨員份子的「清黨」,倒是全黨一致的結論。長江中下游,清共雷厲風行,浮屍流行,視人命為草芥。

要等到國民黨黨內派系內戰,所謂「中原會戰」結束後,戰勝的蔣系,一躍而成國民黨的主流。共產黨落草為冦,在江西瑞金,成立蘇維埃紅色政權。蔣介石深刻瞭解日本軍閥只是肌膚之恙,共產黨才是腹心之疾,清剿共產黨是當務之急。擊破瑞金紅色根據地,紅軍萬里長征,轉至陝北成立新的根據地。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蔣氏痛定思痛,更急迫知道「攘外必先安內」。剿匪不成,如何談抗拒強敵?

可惜共產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救亡圖存,槍口對外」的宣傳,深入民心,流亡關內的東北軍和在西北的軍閥,肩負剿共重任,卻結合共產黨。張學良、楊虎臣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巡視剿匪軍務的蔣介石。

西安事變後,叛軍原先凖備以判國罪,公審蔣介石後,槍斃了事。胡適在其文章中揭露,救了蔣介石的就是俄共的史達林。史達林的估算,處死蔣介石後,中國當時就沒有足夠威望的領袖,在東方戰線,對付日本軍閥。胡適文中承認不得不佩服這位邪惡的共黨領袖以退為進的雄才大略。當然,蔣介石和叛軍、中共、俄共間,世間公論一定有密約,只是我們尋常百姓不得與聞,只能多方推敲。胡適先生對「西安事變」的歷史逆流,一向以溫文儒家自持的個性,口不出惡言的胡博士,居然稱張學良為「痞子」,可見其痛恨之情。

九一八事變後,西安事變前,蔣介石想藉他身邊的知日派,國民黨內的保守力量,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殘餘的文人和政客,例如「政學系」,組織一保守右派聯盟,導正民國十三年來,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把民國史的歷史脈動,推向左傾狂飊、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的努力,在西安事變後,算是徹底失敗。

國民黨有了新的俄共盟友,擔負起牽制東線日軍的重任,從此不再對日本軍閥逆來順受。原先只默認日本軍閥據有満蒙,在北方栽培親日的緩衝政權,有如北宋、南宋和遼、金國的國際關係,國民政府國難當頭,一時之間,都可以談,妥協,因為首要敵人是共產黨。西安事變後,新的敵我結盟關係,這也為甚麼蘆溝事變會急轉直下,中日全面大戰一發不可收拾。

事變後,國民黨策動第二次松滬戰役,投入二十萬新訓練的嫡系部隊,日本軍算是遭受奇襲,南下救援部隊受阻(黃河決堤),這是國民黨對日軍全新的軍事姿態,遭受奇襲的日軍,只得動員日本國內兩個師團,在杭州灣登陸,在上海的國軍承受新的壓力,從上海撤退,沿著長江,退向南京。

當時國民黨立即面臨一個軍事難題:南京能不能守得住?還是依國際法宣佈南京是不設防都市,國軍繼續後撤?最後決定防衛南京,唐生智自動請纓當衛戍司令。國民黨軍政高層作此防衛南京的決定是他們相信俄國紅軍會在滿蒙輕啟戰端,讓日軍兩面作戰,誰說南京不能守?—— 如此決定,再下來就是歷史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種族滅絕的慘劇。朱立倫主席,你知不知道當時唐生智衛戍總司令的下落?在日軍攻城時,他早就乘著小舟從長江脫逃?朱主席你的中華民國歷史會不會記錄此事,你的史觀會是如何?許多中華民國公民懶的問唐衛戍總司令是不是出身黃埔?

1911年到1949年是夠複雜,翻雲覆雨,絕不是一位留美的會計學博士所能領略,如何侈言「史觀」,朱主席的膽子是夠大的。台大歷史系前教授吳相湘有部「民國百人傳」著作,朱主席若能稍為涉獵,百人不算多,一定大有可觀者,那時再談中華民國「史觀」還不遲。

朱主席,讓我們繼續談你的1949到2021年中華民國史觀,這段「斷代史」對你或許會容易㸃,自在些。

(2)1949年以後到2021年,朱立倫又如何解釋這一段歷史?2024年若無意外,朱立倫想選的到底是「台灣總統」,還是「憲法一中」的中國總統,還是「台灣當局的最高領導人」,還是1911年以來,中華民國仍然存在,疆域包括中國大陸,外蒙,當然也包括福建省的金門(問問國民黨某陳姓委員):台灣不是國家,中華民國才是代表中國的國家,所謂一中各表,到底全世界各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承不承認,都不重要,多數台灣人民相不相信,信不信仰,也不重要!朱主席你說是嗎?

假如朱立倫瞭解中華民國歷史夠深,而夠智慧,應該會低調的把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視作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他的史觀的理論建構就會稍令人信服。他可以說的理由很簡單:朱某人年紀太輕,無法瞭解1949年前澎湃偉大的歴史,複雜而且翻雲覆語。但他又捨不得不談革命軍北伐,八年浴血抗戰的英雄史蹟,中華民國怎麽可以沒有這些偉大的歷史,中國國民黨沒有這些祖產,如何生存?如何戰鬪?

所以朱立倫必須談對日抗戰八年,這是國民黨1949年前的光輝歷史,不得不談。旣然要談1949年以前,國民黨不得不從1911年談起。要從1911年談起,朱主席一定力不從心:因為,首先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新生一代要瞭解北洋政府(不管是奉系、皖系、直系)都是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國旗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受世界各國承認。

那麼,中國國民黨為甚麼政見不合,就跑到廣州成立「軍政府」,造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反,成立「大元帥府」也就罷了,又如何「聯俄容共」,引進外力,而又誓師北伐,國民黨自稱是「國民革命軍」,當時北方媒體稱其為「赤軍」。當然消滅北洋軍閥,推翻北洋政府,國民黨一定有許多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們姑且相信。

但是,由於我們台灣享有的「思想自由」,我們倒是可以可以作某些「反歷史」的想像:假如沒有北伐,或是北伐沒有成功,仍然是南北對立,軍閥割據(不止北洋軍閥,也包括國民黨軍閥),這豈不就是「聯省自治」,如此這般,今天香港的民主派人士一定樂壞了,黎智英等一定重獲自由;馬雲、馬化騰、白冰冰、趙薇可以不必活得那麽辛苦。馬雲說:我學了英文以後,才知道中國不是那麼富有,中國也解救不了全人類。他這樣說一定不會出大亂子,一定會有千萬上億的信徒。

我們想問國民黨朱立席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有甚麼不好?我們可以試舉一例,五四運動時,北京的大學生闖入北洋政府外交部長的私人寓所,打了人家的小老婆,放火燒人家的樓子,北洋政府的軍警拘禁上百位大學生在北大法學院內,北洋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北大蔡元培校長威脅辭職下,把鬧事的學生都釋放了,人家可沒有開動坦克,機槍平射,秘密逮捕,人間蒸發,更沒有深文周內的「國安法」,要怎麼解釋就怎麽解釋。這種好康,往後的日子難見。朱主席你若談中華民國史觀,是不是該把這段北洋政府的美德,放入你的史觀中,不要一直說人家「腐敗」,要革人家的命。北洋政府可是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不是只有國民黨!

國民黨若只有用老式的意識形態建立史觀,只有作共產黨尾巴政黨的份。有人說國共闘爭,國民黨如何落敗,是因為國民黨喪失民族主義的領導權。不管你如何說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何不同,但在「一個中國」的意識形態上,實在找不出太大差異。蔣介石害怕的不是被逐出聯合國,而是二個中國成真,漢賊兩立。在有關聯合國會員國的關鍵年代裏,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葉公超一直強調:辦外交像刷地板,不要把自己刷在裏頭,難以脫困。

國共對「一個中國」堅持的差異,可能只有抗日戰爭到底是幾年?國民黨說八年,共產黨說十二年,除此口角外,實在找不出大書特書的地方來。黃埔軍校時周恩來是政治部主任,多少國共將領都是他的門生,同門師兄弟。國民黨退將組團到大陸球敍,老同學聚會,歡樂滿堂,實在沒有甚麼好吃驚的。國民黨退將們在總書記前立正站好,起來!起來!執禮甚恭,聆聽訓詞,人家不是從民國十三年「聯俄容共」起,就是一家人了?在台灣的國民黨有人提倡,要從孫中山作起,己經說盡一切。

共產黨說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這也是孫中山遺囑中「革命尙未成功」的「革命」,共產黨才是「革命」的承繼者,發揚光大者!史實當前,也難為國民黨退將們,他們除了立正站好,宣示效忠外,還能做甚麼?

所以朱主席若未能突破一個中國窠臼,除了「一個中國」,別無其它政治價值,再怎麼談中華民國史觀,只是書空咄咄,畫蛇添足,說不出所以然,為識者所笑。國民黨相信,民進黨藉著自由民主體制,僭取政權,是共產黨也是國民黨的唯一且首要的敵人。到底自由民主體制和文化,能在中華民國出現成長,到底有何輝煌的歷史意義,都不值國民黨一哂,深思!

「義不帝秦」、「堅守民主陣營」都是口號,那麼有些國民黨人物要「戰鬪」,令人失笑的,到底他們要戰鬪甚麽?民進黨政權不需要他們當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才能推翻,只要他們說服台灣人民,用選票,和平的方式就能更替民進黨政府。顯然,朱立倫中華民國史觀的「一個中國」的概念,會很難說服台灣人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民黨想再編造新的話術,受台灣人民歡迎,會越來越難!

作者 /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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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史觀 國民黨 政治 朱立倫
2021-09-01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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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日晚間讀賣新聞首先獨家報導「高市首相有意在23日國會眾議院(定員465席)『通常國會』(國會常設會期)開議時,宣佈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為新的一年的日本政界投下震撼彈開始、延續超過1個禮拜的猜測與論議,終於在19日傍晚,以高市首相親自公開宣佈「23日解散、27日公告,2月8日投開票」日程的方式劃上句號。 君主立憲—議院內閣制的日本,國會眾院每屆任期法定最長為4年,在憲政體制與實務交互影響下,業已確立「提前解散國會眾院舉行大選=首相專屬權限」的憲政慣例,晚近的幾位自民黨首相,就任後面對「是否提前大選」課題的態度與作法,大致上有效率派與慎重派2種,不過視當時內外處境及局勢,這2種作法與大選的勝負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連帶關係。 高市首相之所以最後決定提前大選,其直接理由在於為財政、安保等幾方面國家大政的變動,訴諸公民的審判、爭取新的民意授權;也因此,高市首相在將決定勝敗的標準,定在相對穩健的「執政聯盟自民黨與維新會2黨,是否取得過半的233席」的同時,也承諾恢復遭石破前首相一度中斷的「若未達成目標就辭職下台」的黨內慣例,可以說是下了重注。 而高市首相此一決策的深層原因,則是為日本政局重新開機。 2024年10月石破茂就任首相後,旋即宣佈提前大選,但此一決定不啻是石破結合一吐「身為黨內左派,自認遭安倍首相為首的保守派長期打壓」的私怨、以及「寧願折損席次,也要壓制黨內保守派再起」的算計,於是才有將選戰主軸設定為「決算政治與金錢問題」,以及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對政治資金漏未申報、不乏安倍派清和會成員的黨內議員,復施加不予提名、或者不重複登錄於區域比例代表名單(以剝奪惜敗復活可能性)的處分。 選後石破如願以償,不僅自民黨席次從選前穩定過半的261席,重挫到只剩191席,即使加上公明黨的24席仍不足過半,為了維持少數執政,石破不僅違反「黨總裁國政選舉敗選後必須下台」的慣例,更在國會眾院的人事安排上,將預算委員長讓給立憲民主黨,使預算審議與成案與否的大權,旁落到左翼在野陣營,為後來的高市首相留下難題;其後石破在無力妥善處理對中、在日外國人及米價飆漲等課題的同時,其態度與作法也明顯與都市青壯自發保守層背道而馳,於是才有去年的東京都議會、以及國會參院(定員248席)定期改選的連嘗敗績,與其後黨內保守勢力在麻生太郎前首相支持下重新集結,循黨章程序發動倒石運動、石破不堪倒石聲浪終於宣佈將辭職,使高市早苗能夠在黨總裁補選中,擊敗獲得黨內左派勢力支持的小泉進次郎農水相,成為自民黨首位女性黨總裁、與內閣制度實施140年以來首位女首相的一連經過。 高市首相上任前後,黨政人事兼顧派系平衡與知人善任,獲得社會廣泛好評;上任後犧牲睡眠時間戮力從公,推出「廢除燃料重複課稅」及「研議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免稅額」等政策,也確實有意減輕民生壓力,復以在台灣有事相關發言後,毅然應對中國叫囂與侵擾,加上積極處理在日外國人諸般問題,各方面政策都切中民眾關注與所需,於是在各大媒體的民調中,支持度穩定維持在6~7成有餘的高水準。 但,石破時代的國會格局也依然困擾高市內閣,即使執政聯盟的友黨,從不滿高市保守路線、因此拆夥的公明黨,換成有相當共識與共同目標的維新會後,新的自維執政聯盟在國會眾院僅保持233席的微弱多數,在國會參院更只有120席、距過半還差5席,雖然參院無法半途解散,但所幸日本國憲法在國會兩院的權力配比,採「眾院優位主義(法案在眾院通過後,即使在參院未能通過,只要眾院再度表決有2/3以上贊成,仍可正式成為法律)」原則,也因此取得眾院穩定多數,成為高市首相的當務之急。雖然高市首相有嘗試過「將國民民主黨納為執政聯盟第3黨」的方案,但由於國民民主黨玉木雄一郎黨首的個人盤算、以及該黨支持基盤等因素而未果,於是在個人支持率維持高水位、但國會眾院已達「非改選無以穩定執政推動政策」處境,且有黨內民調數據支持的情況下,高市首相宣佈提前大選、以此作為尋求自身執政長期化的第一步,也就成為勢所必然。 不過,高市首相的此一決策,卻也遭到黨內外的挑戰,黨內有論者以「此舉與豪賭無異」、「影響4月起新財政年度所需的預算審議、以及配套的民生經濟對策」為由,表達反對的意見,岸田與石破2位前首相的黨內左派勢力也蠢蠢欲動;黨外則有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無視於雙方政策差異、為選舉算計(特別是公明黨背後的創價學會宗教組織票,決定勝敗的可能性)而苟合組成的新政黨「中道改革連合」,在某些親中色彩濃厚的傳統媒體,以2024年10月眾院大選自民黨重挫、與公明黨支持層流向的推算為基礎,所作成的預估中,看起來似乎有技壓自民黨、實現政黨輪替的可能性,也無法令人就此輕鬆以對。雖然執政聯盟2黨內部、週刊文春等媒體,以及保守派的言論人,仍然普遍看好自維2黨選情,甚至樂觀評估「自民黨自身就能夠拿下過半或更多席次」,但距離2月8日還有2個禮拜多,中間是不是會再有什麼變化,對於高市首相與自維執政聯盟而言,無疑需要謹慎應對、穩紮穩打,「小心駛得萬年船」。 作者:吳哲文

從台美關稅談判反思制度不平等與戰略應變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

關稅不是「賣國」而是「選邊」:從台美新協議看台灣產業升級的代價與紅利

     近期美國與台灣就關稅與投資待遇達成新一輪經貿安排,消息一出,台股隨即大漲,市場情緒迅速轉為樂觀。半導體產業獲得關稅豁免,並不令人意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台灣產業鏈、選擇赴美投資設廠者,亦可透過各類補助、稅賦減免與政策豁免,降低進入美國市場的制度成本。這一連串「配套式開放」,立即引來在野黨質疑,台灣是否在不對等談判中讓利?是否形同以產業外移,換取短期市場利多,最終只對美國有利?       若僅從傳統關稅談判的零和視角觀之,此類質疑並非毫無基礎。美國確實藉由制度誘因,引導高附加價值製造業與關鍵供應鏈向其本土集中,強化自身產業安全與科技主權,而台灣企業則必須承擔赴海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人力重組與管理成本。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場「美國收割、台灣配合」的交易。          然而,若將視角拉高至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脈絡,這樣的評價恐怕過於簡化。當前國際分工早已不再以關稅高低為核心,而是圍繞供應鏈可信度、政治風險與科技陣營進行重組。對出口高度依賴、且長期承擔地緣政治風險的台灣而言,被納入美國制度性豁免與補助體系,本身即是一種「準制度保障」。這不僅降低產品進入主要市場的非關稅障礙,也在實質上鞏固台灣產業在民主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地位。         更進一步觀察,該協議並未僅限於半導體,而是延伸至其周邊設備、材料、系統整合與高階製造服務,形同迫使台灣產業加速從單點製造優勢,轉向完整技術生態系的輸出。赴美投資並不必然等同於產業空洞化,關鍵在於台灣能否將研發、決策與高階技術持續留在本土,形成「雙核心」布局。在此架構下,美國市場成為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至於國際地位層面,這類經貿安排雖未冠以正式自由貿易協定之名,卻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性。美國願意以實質豁免與補助作為交換,意味著台灣不再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而是被視為戰略性經濟夥伴。這種去形式化、重實質的合作模式,正是台灣在現行國際體系中最具操作空間的路徑。        因此,問題並非「是否單利於美國」,而在於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產業治理能力,將這一波外部誘因轉化為內部升級動能。若僅將其視為股市利多,或陷入意識形態式的賣台與否辯論,反而忽略真正的關鍵:台灣產業是否能藉此完成技術深化、品牌化與全球布局的躍升。       在全球經貿秩序重組的當下,台灣已無「兩邊討好」的空間,剩下的,只是如何在既定陣營中,爭取最大的制度紅利,並承擔相應的轉型代價。這不是短線政治口號能回答的問題,而是攸關未來十年產業命運的現實抉擇。 作者 / 風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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