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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的中華民國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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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帝秦」、「堅守民主陣營」都是口號,那麼有些國民黨人物要「戰鬪」,令人失笑的,到底他們要戰鬪甚麽?民進黨政權不需要他們當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才能推翻,只要他們說服台灣人民,用選票,和平的方式就能更替民進黨政府。顯然,朱立倫中華民國史觀的「一個中國」的概念,會很難說服台灣人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民黨想再編造新的話術,受台灣人民歡迎,會越來越難!

人的受想行識都會受過去的約制。歷史解釋權永遠是政治運動所要首先掌控的東西。朱立倫談中華民國史觀,是政客必然之舉。

朱立倫說「把中華民國贏回來」。 圖片來源:政新鮮
朱立倫說「把中華民國贏回來」。 圖片來源:政新鮮

朱立倫所說的史觀我們可分成二部分來瞭解和評論:
(1)有關1949前的中華民國歷史和中國國民黨的關係,朱立倫所提甚少。1911年中華民國建國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轉進(或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稱:「中華民國」己經亡了,……. 退此一步即無死所云云。中國國民黨對此段中華民國風雨飄搖的歷史,朱立倫有何任何真知卓見,化為史觀可言?

朱主席似乎無能力對這段歷史,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歷史解釋」。他若承認力不從心,也就罷了!但他難以抵擋,宣揚對日抗戰八年中,中國國民黨的豐功偉業,對國家的貢獻,中國國民黨這樣風光過,足為來世法;但是台灣有非常多的人民,尤其是年輕新生代,會不禁懷疑如果這麼偉大,萬民擁戴,為甚麼中國國民黨會在勝利後短短四年,輸的精光?很多人看過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蔣委員長回到南京的影片,萬民空巷前所未有的歡迎場面,四年以後卻如喪家之犬,被掃地出門!

朱主席若無知識能力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王某人倒可建議多年前胡適寫過的一篇精簡至文,朱主席看了大概就容易明白:事實上,偉大的抗戰,不只是百萬軍民的犧牲換來的,而更大的代價是讓共產黨坐大。胡適文中細數共產黨軍隊經歷五次國民黨軍圍剿,落腳陝北延安窯洞數萬殘破部隊,如何藉著抗戰,從數萬到十萬,數十萬,到抗戰勝利時的近百萬。我們都覺悟共產黨「三分抗日,七分坐大」的䇿略,非常成功。難怪毛澤東主席在共和國成立後,得意揚揚,對來訪的日本政客說:日本不必要對侵華道歉,因為日軍侵華,共產黨才有機會擊潰國民黨,席捲中國大陸。這是偉大八年抗戰所付出的殘酷代價。

有人是這樣說抗戰八年的,戰爭把中國的讀書人、士紳、中產階級都摧毀了,包括傳統文化的「廉恥」觀念。肉必自腐而蠧生,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的「五子登科」,豈是意外,那是太長苦日子,「報復性」的對人民的掠奪!朱主席如何面對這段歷史?如何解釋?

胡適之先生的至文中,八年抗戰的原因其來有自。他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和約中對山東問題的處理,激發青年學生狂烈的愛國政治運動,凌駕「五四運動」文化啟蒙的一面,是民國史的不幸。偽經橫行,要救國不再是文化的啟蒙和進步,而是政治上的動員。事實上,民國初年哲學家羅素在訪華以後,所寫的一本小書「中國的難題」(The problem of China) , 就開宗明義的說:中國必會學習西方的帝國主義,以對抗帝國主義,這會是個「悲劇」!只是他沒想到中國學的是共產國際的帝國主義,對抗的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更要加上日本的軍國主義。

既然學生救國運動狂飊,中國共產黨建黨,南北對抗的廣州軍政府的孫中山,當然感受到時代潮流的洶湧,青年學子的「民氣可用」,共產國際頻出善意,左傾的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拋出國民黨「聯俄容共」的創舉,和國際性的「進步的力量」合盟,從此民國史丕變,這才是李鴻章所說的二千年未有之「變局」!

從此國民黨俄共化,思想集體化:人家有馬列主義,我們有三民主義;人家有紅軍,我們有國民革命軍;人家穿起列寧裝,我們穿起中山裝;人家軍隊營舍,設有列寧室,我們有中山室;人家有政治指導員,我們有政工幹部;人家有「赤卡」特務機關,我們有「軍統局」、「中央統計局」、「藍衣社」。誰說爭奪江山,不需要全新的組織、宣傳、和武力?老式的北洋軍閥哪是是俄共支援和紅軍軍事顧問協助下「國民革命軍」的對手。

但是,不要忘了國民黨中有傳統式的軍人和黨員,有他們的階級成份,完全「布爾雪維克」俄共化、工農革命,必然引起內部反動。北伐時湖南的土地革命,清算地主,引發的「馬日清共」,爆發成「寧漢分裂」,到底誰才是中道崩殂孫中山的真正繼承人和執行者?到底「國父遺教」是甚麼?革命尙未成功,到底是誰家的革命?同志仍需努力,到底誰是誰的同志?

「寧漢分裂」的意識形態的問題,始終沒得解決。中國國民黨曾經申請「共產國際」兩次,都被俄共婉拒(朱立倫的史觀都需要解釋的。)不要忘了孫中山所說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民國史從來就沒有明白人,黨內或黨外,對「社會主義」用經濟分析,作知識性的批判,有如歐陸的「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梁啟超對「社會主義」有過評論,感興的,點滴毫無知識性可言。這位歷史上的政治巨擘、學者,所知僅是如此,當代中國陷入左傾深淵,難以自拔,豈是偶然。

倒是,汪精衛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贏得國民黨人的共鳴,清除國民黨內共產黨員份子的「清黨」,倒是全黨一致的結論。長江中下游,清共雷厲風行,浮屍流行,視人命為草芥。

要等到國民黨黨內派系內戰,所謂「中原會戰」結束後,戰勝的蔣系,一躍而成國民黨的主流。共產黨落草為冦,在江西瑞金,成立蘇維埃紅色政權。蔣介石深刻瞭解日本軍閥只是肌膚之恙,共產黨才是腹心之疾,清剿共產黨是當務之急。擊破瑞金紅色根據地,紅軍萬里長征,轉至陝北成立新的根據地。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蔣氏痛定思痛,更急迫知道「攘外必先安內」。剿匪不成,如何談抗拒強敵?

可惜共產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救亡圖存,槍口對外」的宣傳,深入民心,流亡關內的東北軍和在西北的軍閥,肩負剿共重任,卻結合共產黨。張學良、楊虎臣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巡視剿匪軍務的蔣介石。

西安事變後,叛軍原先凖備以判國罪,公審蔣介石後,槍斃了事。胡適在其文章中揭露,救了蔣介石的就是俄共的史達林。史達林的估算,處死蔣介石後,中國當時就沒有足夠威望的領袖,在東方戰線,對付日本軍閥。胡適文中承認不得不佩服這位邪惡的共黨領袖以退為進的雄才大略。當然,蔣介石和叛軍、中共、俄共間,世間公論一定有密約,只是我們尋常百姓不得與聞,只能多方推敲。胡適先生對「西安事變」的歷史逆流,一向以溫文儒家自持的個性,口不出惡言的胡博士,居然稱張學良為「痞子」,可見其痛恨之情。

九一八事變後,西安事變前,蔣介石想藉他身邊的知日派,國民黨內的保守力量,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殘餘的文人和政客,例如「政學系」,組織一保守右派聯盟,導正民國十三年來,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把民國史的歷史脈動,推向左傾狂飊、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的努力,在西安事變後,算是徹底失敗。

國民黨有了新的俄共盟友,擔負起牽制東線日軍的重任,從此不再對日本軍閥逆來順受。原先只默認日本軍閥據有満蒙,在北方栽培親日的緩衝政權,有如北宋、南宋和遼、金國的國際關係,國民政府國難當頭,一時之間,都可以談,妥協,因為首要敵人是共產黨。西安事變後,新的敵我結盟關係,這也為甚麼蘆溝事變會急轉直下,中日全面大戰一發不可收拾。

事變後,國民黨策動第二次松滬戰役,投入二十萬新訓練的嫡系部隊,日本軍算是遭受奇襲,南下救援部隊受阻(黃河決堤),這是國民黨對日軍全新的軍事姿態,遭受奇襲的日軍,只得動員日本國內兩個師團,在杭州灣登陸,在上海的國軍承受新的壓力,從上海撤退,沿著長江,退向南京。

當時國民黨立即面臨一個軍事難題:南京能不能守得住?還是依國際法宣佈南京是不設防都市,國軍繼續後撤?最後決定防衛南京,唐生智自動請纓當衛戍司令。國民黨軍政高層作此防衛南京的決定是他們相信俄國紅軍會在滿蒙輕啟戰端,讓日軍兩面作戰,誰說南京不能守?—— 如此決定,再下來就是歷史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種族滅絕的慘劇。朱立倫主席,你知不知道當時唐生智衛戍總司令的下落?在日軍攻城時,他早就乘著小舟從長江脫逃?朱主席你的中華民國歷史會不會記錄此事,你的史觀會是如何?許多中華民國公民懶的問唐衛戍總司令是不是出身黃埔?

1911年到1949年是夠複雜,翻雲覆雨,絕不是一位留美的會計學博士所能領略,如何侈言「史觀」,朱主席的膽子是夠大的。台大歷史系前教授吳相湘有部「民國百人傳」著作,朱主席若能稍為涉獵,百人不算多,一定大有可觀者,那時再談中華民國「史觀」還不遲。

朱主席,讓我們繼續談你的1949到2021年中華民國史觀,這段「斷代史」對你或許會容易㸃,自在些。

(2)1949年以後到2021年,朱立倫又如何解釋這一段歷史?2024年若無意外,朱立倫想選的到底是「台灣總統」,還是「憲法一中」的中國總統,還是「台灣當局的最高領導人」,還是1911年以來,中華民國仍然存在,疆域包括中國大陸,外蒙,當然也包括福建省的金門(問問國民黨某陳姓委員):台灣不是國家,中華民國才是代表中國的國家,所謂一中各表,到底全世界各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承不承認,都不重要,多數台灣人民相不相信,信不信仰,也不重要!朱主席你說是嗎?

假如朱立倫瞭解中華民國歷史夠深,而夠智慧,應該會低調的把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視作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他的史觀的理論建構就會稍令人信服。他可以說的理由很簡單:朱某人年紀太輕,無法瞭解1949年前澎湃偉大的歴史,複雜而且翻雲覆語。但他又捨不得不談革命軍北伐,八年浴血抗戰的英雄史蹟,中華民國怎麽可以沒有這些偉大的歷史,中國國民黨沒有這些祖產,如何生存?如何戰鬪?

所以朱立倫必須談對日抗戰八年,這是國民黨1949年前的光輝歷史,不得不談。旣然要談1949年以前,國民黨不得不從1911年談起。要從1911年談起,朱主席一定力不從心:因為,首先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新生一代要瞭解北洋政府(不管是奉系、皖系、直系)都是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國旗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受世界各國承認。

那麼,中國國民黨為甚麼政見不合,就跑到廣州成立「軍政府」,造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反,成立「大元帥府」也就罷了,又如何「聯俄容共」,引進外力,而又誓師北伐,國民黨自稱是「國民革命軍」,當時北方媒體稱其為「赤軍」。當然消滅北洋軍閥,推翻北洋政府,國民黨一定有許多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們姑且相信。

但是,由於我們台灣享有的「思想自由」,我們倒是可以可以作某些「反歷史」的想像:假如沒有北伐,或是北伐沒有成功,仍然是南北對立,軍閥割據(不止北洋軍閥,也包括國民黨軍閥),這豈不就是「聯省自治」,如此這般,今天香港的民主派人士一定樂壞了,黎智英等一定重獲自由;馬雲、馬化騰、白冰冰、趙薇可以不必活得那麽辛苦。馬雲說:我學了英文以後,才知道中國不是那麼富有,中國也解救不了全人類。他這樣說一定不會出大亂子,一定會有千萬上億的信徒。

我們想問國民黨朱立席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有甚麼不好?我們可以試舉一例,五四運動時,北京的大學生闖入北洋政府外交部長的私人寓所,打了人家的小老婆,放火燒人家的樓子,北洋政府的軍警拘禁上百位大學生在北大法學院內,北洋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北大蔡元培校長威脅辭職下,把鬧事的學生都釋放了,人家可沒有開動坦克,機槍平射,秘密逮捕,人間蒸發,更沒有深文周內的「國安法」,要怎麼解釋就怎麽解釋。這種好康,往後的日子難見。朱主席你若談中華民國史觀,是不是該把這段北洋政府的美德,放入你的史觀中,不要一直說人家「腐敗」,要革人家的命。北洋政府可是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不是只有國民黨!

國民黨若只有用老式的意識形態建立史觀,只有作共產黨尾巴政黨的份。有人說國共闘爭,國民黨如何落敗,是因為國民黨喪失民族主義的領導權。不管你如何說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何不同,但在「一個中國」的意識形態上,實在找不出太大差異。蔣介石害怕的不是被逐出聯合國,而是二個中國成真,漢賊兩立。在有關聯合國會員國的關鍵年代裏,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葉公超一直強調:辦外交像刷地板,不要把自己刷在裏頭,難以脫困。

國共對「一個中國」堅持的差異,可能只有抗日戰爭到底是幾年?國民黨說八年,共產黨說十二年,除此口角外,實在找不出大書特書的地方來。黃埔軍校時周恩來是政治部主任,多少國共將領都是他的門生,同門師兄弟。國民黨退將組團到大陸球敍,老同學聚會,歡樂滿堂,實在沒有甚麼好吃驚的。國民黨退將們在總書記前立正站好,起來!起來!執禮甚恭,聆聽訓詞,人家不是從民國十三年「聯俄容共」起,就是一家人了?在台灣的國民黨有人提倡,要從孫中山作起,己經說盡一切。

共產黨說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這也是孫中山遺囑中「革命尙未成功」的「革命」,共產黨才是「革命」的承繼者,發揚光大者!史實當前,也難為國民黨退將們,他們除了立正站好,宣示效忠外,還能做甚麼?

所以朱主席若未能突破一個中國窠臼,除了「一個中國」,別無其它政治價值,再怎麼談中華民國史觀,只是書空咄咄,畫蛇添足,說不出所以然,為識者所笑。國民黨相信,民進黨藉著自由民主體制,僭取政權,是共產黨也是國民黨的唯一且首要的敵人。到底自由民主體制和文化,能在中華民國出現成長,到底有何輝煌的歷史意義,都不值國民黨一哂,深思!

「義不帝秦」、「堅守民主陣營」都是口號,那麼有些國民黨人物要「戰鬪」,令人失笑的,到底他們要戰鬪甚麽?民進黨政權不需要他們當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才能推翻,只要他們說服台灣人民,用選票,和平的方式就能更替民進黨政府。顯然,朱立倫中華民國史觀的「一個中國」的概念,會很難說服台灣人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民黨想再編造新的話術,受台灣人民歡迎,會越來越難!

作者 /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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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史觀 國民黨 政治 朱立倫
2021-09-01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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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認為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全面加徵關稅,已逾越法律授權範圍,構成違憲。此一判決,不只是對總統權力的重新界定,更牽動全球供應鏈與各國對美經貿布局的判斷。表面上看,這是對川普強勢關稅政策的一記重擊;但若細究制度與現實層面,其實未必意味著關稅時代的終結。 最高法院否定的是IEEPA作為全面加徵關稅的法律基礎,而非否定總統整體的貿易政策空間。美國法律體系中,仍有《貿易擴張法》第232條、《貿易法》第301條,甚至《貿易法》第122條等可供動用。尤其232條涉及國安理由,過去已廣泛運用於鋼鐵、鋁與汽車等產業;122條更可在一定期間內快速課徵關稅。 換言之,法院為權力劃線,但並未抽走總統手中的所有刀。若未來白宮改以其他法源推動關稅措施,政策衝擊未必比先前小。這也是為何市場雖短暫震盪,卻未出現結構性逆轉的原因。 在這樣的背景下,真正的關鍵問題是:台灣是否因此陷入不確定性?恰恰相反。如果台美之間已完成涵蓋232條款的談判安排,代表台灣是在制度框架內完成布局,而不是押注於單一法律工具。當其他國家還在重新評估策略時,已談成協議的一方,反而握有時間與秩序的優勢。 更重要的是,產業鏈的走向並不完全取決於關稅。以台積電為核心的半導體供應鏈赴美投資,本就源自長期的市場與地緣政治考量,而非短期關稅壓力。美國需要先進製程與完整供應鏈經驗,台灣企業則需要接近終端市場與政策資源,這種互補關係不會因單一判決而逆轉。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判決也釋放一個重要訊號:即便是強勢總統,也必須受制於憲法框架。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定,體現的是權力分立的運作,而非政策方向的否定。對台灣而言,這其實是一堂關於制度信任的課。當外界質疑「若美國法院都能判總統違憲,政策是否不穩定」時,另一種理解應是:正因為有司法制衡,政策才更具可預測性。制度的穩定,來自於權力邊界的清晰,而不是行政權的無限擴張。 全球供應鏈正處於重組階段。若數據顯示美國自台灣進口金額在特定時期超越自中國進口,這不僅是貿易數字的變化,更是戰略重心轉移的象徵。台灣夾在兩大經濟體之間,從來不是單純的市場選擇題,而是制度、價值與安全架構的綜合判斷。當全球科技與製造體系重新排列時,能否在高附加價值產業中占據關鍵地位,比短期關稅高低更為重要。 無論未來白宮由誰主政,關稅工具如何變形,美國對供應鏈安全與產業自主的追求不會消失。台灣若能在這波重組中站穩科技核心與制度夥伴的位置,才是真正的長期紅利。與其將焦點放在某一次違憲判決是否「打臉」某位領導人,不如回到更根本的問題:台灣是否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站在更有利的結構位置? 作者:林政武

[轉]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IEEPA不授權課關稅後,判決僅是爭取時間

美國最高法院近期就「以IEEPA課徵全球性關稅」作出關鍵裁定,核心不是否定關稅政策本身,而是指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並未授權總統以其主張的方式課徵關稅,關稅權限仍屬國會授權範圍。 這類裁判邏輯可被理解為「法律依據選錯」而非「行為不存在」:法院否決的是適用法源與權限邊界,並未宣告美國從此不能用其他貿易法源啟動關稅工具。 因此,判決一出,政策路徑立刻轉向。川普政府迅速宣布改採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以「國際收支/支付失衡」為由,啟動為期150天、最高可達15%的臨時附加關稅;在實務宣示上先以10%作為替代性全球關稅框架,用最短程序維持談判籌碼。 這一步的本質是「用更可用、但時間較短的法源接力」,把政策連續性先撐住,讓各國談判得到喘息窗口,但不代表關稅壓力消失。 接下來的焦點會回到更傳統、也更常用的貿易工具組合。其一是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調查外國不公平貿易作法後,得採報復性措施(含加徵關稅),且可在不走WTO爭端程序的情況下單邊推進。其二是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由商務部調查並建議總統採取關稅或配額限制;這類調查一旦啟動,對特定產業與出口結構高度集中者的風險特別大。其三是1974年《貿易法》第201條等防衛措施,由ITC認定進口激增造成嚴重損害後,總統可採取關稅/配額,最長可延續多年。Reuters亦指出川普已下令啟動301與232等新調查,為後續更高、更具針對性的關稅鋪路。 至於「是否退回既已課徵的關稅」,目前更接近長期訴訟戰而非立即退稅。Reuters報導提到,最高法院裁定使先前依IEEPA徵得的關稅收入面臨退款不確定性,並引發後續訴訟與行政處理的複雜問題;相關金額規模被估計超過千億美元等級,現階段更可能進入拉長的法律程序,而非短期結案。 這也解釋了為何政府會在法源被否決後,立即用122條接續:在退款與權限爭議未落幕前,先維持關稅政策的談判框架與收入/槓桿結構。 結論是:最高法院裁定的主要效果,是把「用IEEPA課關稅」這條捷徑封住,迫使行政部門回到既有貿易法的程序工具箱;但美國可用的關稅法源仍多,差別只在程序成本、時間與可調整彈性。 因而這份判決對各國的意義更像是「爭取時間」,而不是「關稅落幕」。接下來的風險管理重點將轉為:122條的短期效力如何銜接到301/232/201的中期調查結果,以及各國是否能在調查期間完成談判交換,避免被納入更高、更多品項的關稅清單。 作者:趙堃成(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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