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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的中華民國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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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帝秦」、「堅守民主陣營」都是口號,那麼有些國民黨人物要「戰鬪」,令人失笑的,到底他們要戰鬪甚麽?民進黨政權不需要他們當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才能推翻,只要他們說服台灣人民,用選票,和平的方式就能更替民進黨政府。顯然,朱立倫中華民國史觀的「一個中國」的概念,會很難說服台灣人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民黨想再編造新的話術,受台灣人民歡迎,會越來越難!

人的受想行識都會受過去的約制。歷史解釋權永遠是政治運動所要首先掌控的東西。朱立倫談中華民國史觀,是政客必然之舉。

朱立倫說「把中華民國贏回來」。 圖片來源:政新鮮
朱立倫說「把中華民國贏回來」。 圖片來源:政新鮮

朱立倫所說的史觀我們可分成二部分來瞭解和評論:
(1)有關1949前的中華民國歷史和中國國民黨的關係,朱立倫所提甚少。1911年中華民國建國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轉進(或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稱:「中華民國」己經亡了,……. 退此一步即無死所云云。中國國民黨對此段中華民國風雨飄搖的歷史,朱立倫有何任何真知卓見,化為史觀可言?

朱主席似乎無能力對這段歷史,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歷史解釋」。他若承認力不從心,也就罷了!但他難以抵擋,宣揚對日抗戰八年中,中國國民黨的豐功偉業,對國家的貢獻,中國國民黨這樣風光過,足為來世法;但是台灣有非常多的人民,尤其是年輕新生代,會不禁懷疑如果這麼偉大,萬民擁戴,為甚麼中國國民黨會在勝利後短短四年,輸的精光?很多人看過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蔣委員長回到南京的影片,萬民空巷前所未有的歡迎場面,四年以後卻如喪家之犬,被掃地出門!

朱主席若無知識能力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王某人倒可建議多年前胡適寫過的一篇精簡至文,朱主席看了大概就容易明白:事實上,偉大的抗戰,不只是百萬軍民的犧牲換來的,而更大的代價是讓共產黨坐大。胡適文中細數共產黨軍隊經歷五次國民黨軍圍剿,落腳陝北延安窯洞數萬殘破部隊,如何藉著抗戰,從數萬到十萬,數十萬,到抗戰勝利時的近百萬。我們都覺悟共產黨「三分抗日,七分坐大」的䇿略,非常成功。難怪毛澤東主席在共和國成立後,得意揚揚,對來訪的日本政客說:日本不必要對侵華道歉,因為日軍侵華,共產黨才有機會擊潰國民黨,席捲中國大陸。這是偉大八年抗戰所付出的殘酷代價。

有人是這樣說抗戰八年的,戰爭把中國的讀書人、士紳、中產階級都摧毀了,包括傳統文化的「廉恥」觀念。肉必自腐而蠧生,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的「五子登科」,豈是意外,那是太長苦日子,「報復性」的對人民的掠奪!朱主席如何面對這段歷史?如何解釋?

胡適之先生的至文中,八年抗戰的原因其來有自。他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和約中對山東問題的處理,激發青年學生狂烈的愛國政治運動,凌駕「五四運動」文化啟蒙的一面,是民國史的不幸。偽經橫行,要救國不再是文化的啟蒙和進步,而是政治上的動員。事實上,民國初年哲學家羅素在訪華以後,所寫的一本小書「中國的難題」(The problem of China) , 就開宗明義的說:中國必會學習西方的帝國主義,以對抗帝國主義,這會是個「悲劇」!只是他沒想到中國學的是共產國際的帝國主義,對抗的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更要加上日本的軍國主義。

既然學生救國運動狂飊,中國共產黨建黨,南北對抗的廣州軍政府的孫中山,當然感受到時代潮流的洶湧,青年學子的「民氣可用」,共產國際頻出善意,左傾的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拋出國民黨「聯俄容共」的創舉,和國際性的「進步的力量」合盟,從此民國史丕變,這才是李鴻章所說的二千年未有之「變局」!

從此國民黨俄共化,思想集體化:人家有馬列主義,我們有三民主義;人家有紅軍,我們有國民革命軍;人家穿起列寧裝,我們穿起中山裝;人家軍隊營舍,設有列寧室,我們有中山室;人家有政治指導員,我們有政工幹部;人家有「赤卡」特務機關,我們有「軍統局」、「中央統計局」、「藍衣社」。誰說爭奪江山,不需要全新的組織、宣傳、和武力?老式的北洋軍閥哪是是俄共支援和紅軍軍事顧問協助下「國民革命軍」的對手。

但是,不要忘了國民黨中有傳統式的軍人和黨員,有他們的階級成份,完全「布爾雪維克」俄共化、工農革命,必然引起內部反動。北伐時湖南的土地革命,清算地主,引發的「馬日清共」,爆發成「寧漢分裂」,到底誰才是中道崩殂孫中山的真正繼承人和執行者?到底「國父遺教」是甚麼?革命尙未成功,到底是誰家的革命?同志仍需努力,到底誰是誰的同志?

「寧漢分裂」的意識形態的問題,始終沒得解決。中國國民黨曾經申請「共產國際」兩次,都被俄共婉拒(朱立倫的史觀都需要解釋的。)不要忘了孫中山所說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民國史從來就沒有明白人,黨內或黨外,對「社會主義」用經濟分析,作知識性的批判,有如歐陸的「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梁啟超對「社會主義」有過評論,感興的,點滴毫無知識性可言。這位歷史上的政治巨擘、學者,所知僅是如此,當代中國陷入左傾深淵,難以自拔,豈是偶然。

倒是,汪精衛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贏得國民黨人的共鳴,清除國民黨內共產黨員份子的「清黨」,倒是全黨一致的結論。長江中下游,清共雷厲風行,浮屍流行,視人命為草芥。

要等到國民黨黨內派系內戰,所謂「中原會戰」結束後,戰勝的蔣系,一躍而成國民黨的主流。共產黨落草為冦,在江西瑞金,成立蘇維埃紅色政權。蔣介石深刻瞭解日本軍閥只是肌膚之恙,共產黨才是腹心之疾,清剿共產黨是當務之急。擊破瑞金紅色根據地,紅軍萬里長征,轉至陝北成立新的根據地。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蔣氏痛定思痛,更急迫知道「攘外必先安內」。剿匪不成,如何談抗拒強敵?

可惜共產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救亡圖存,槍口對外」的宣傳,深入民心,流亡關內的東北軍和在西北的軍閥,肩負剿共重任,卻結合共產黨。張學良、楊虎臣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巡視剿匪軍務的蔣介石。

西安事變後,叛軍原先凖備以判國罪,公審蔣介石後,槍斃了事。胡適在其文章中揭露,救了蔣介石的就是俄共的史達林。史達林的估算,處死蔣介石後,中國當時就沒有足夠威望的領袖,在東方戰線,對付日本軍閥。胡適文中承認不得不佩服這位邪惡的共黨領袖以退為進的雄才大略。當然,蔣介石和叛軍、中共、俄共間,世間公論一定有密約,只是我們尋常百姓不得與聞,只能多方推敲。胡適先生對「西安事變」的歷史逆流,一向以溫文儒家自持的個性,口不出惡言的胡博士,居然稱張學良為「痞子」,可見其痛恨之情。

九一八事變後,西安事變前,蔣介石想藉他身邊的知日派,國民黨內的保守力量,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殘餘的文人和政客,例如「政學系」,組織一保守右派聯盟,導正民國十三年來,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把民國史的歷史脈動,推向左傾狂飊、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的努力,在西安事變後,算是徹底失敗。

國民黨有了新的俄共盟友,擔負起牽制東線日軍的重任,從此不再對日本軍閥逆來順受。原先只默認日本軍閥據有満蒙,在北方栽培親日的緩衝政權,有如北宋、南宋和遼、金國的國際關係,國民政府國難當頭,一時之間,都可以談,妥協,因為首要敵人是共產黨。西安事變後,新的敵我結盟關係,這也為甚麼蘆溝事變會急轉直下,中日全面大戰一發不可收拾。

事變後,國民黨策動第二次松滬戰役,投入二十萬新訓練的嫡系部隊,日本軍算是遭受奇襲,南下救援部隊受阻(黃河決堤),這是國民黨對日軍全新的軍事姿態,遭受奇襲的日軍,只得動員日本國內兩個師團,在杭州灣登陸,在上海的國軍承受新的壓力,從上海撤退,沿著長江,退向南京。

當時國民黨立即面臨一個軍事難題:南京能不能守得住?還是依國際法宣佈南京是不設防都市,國軍繼續後撤?最後決定防衛南京,唐生智自動請纓當衛戍司令。國民黨軍政高層作此防衛南京的決定是他們相信俄國紅軍會在滿蒙輕啟戰端,讓日軍兩面作戰,誰說南京不能守?—— 如此決定,再下來就是歷史的「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種族滅絕的慘劇。朱立倫主席,你知不知道當時唐生智衛戍總司令的下落?在日軍攻城時,他早就乘著小舟從長江脫逃?朱主席你的中華民國歷史會不會記錄此事,你的史觀會是如何?許多中華民國公民懶的問唐衛戍總司令是不是出身黃埔?

1911年到1949年是夠複雜,翻雲覆雨,絕不是一位留美的會計學博士所能領略,如何侈言「史觀」,朱主席的膽子是夠大的。台大歷史系前教授吳相湘有部「民國百人傳」著作,朱主席若能稍為涉獵,百人不算多,一定大有可觀者,那時再談中華民國「史觀」還不遲。

朱主席,讓我們繼續談你的1949到2021年中華民國史觀,這段「斷代史」對你或許會容易㸃,自在些。

(2)1949年以後到2021年,朱立倫又如何解釋這一段歷史?2024年若無意外,朱立倫想選的到底是「台灣總統」,還是「憲法一中」的中國總統,還是「台灣當局的最高領導人」,還是1911年以來,中華民國仍然存在,疆域包括中國大陸,外蒙,當然也包括福建省的金門(問問國民黨某陳姓委員):台灣不是國家,中華民國才是代表中國的國家,所謂一中各表,到底全世界各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承不承認,都不重要,多數台灣人民相不相信,信不信仰,也不重要!朱主席你說是嗎?

假如朱立倫瞭解中華民國歷史夠深,而夠智慧,應該會低調的把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視作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他的史觀的理論建構就會稍令人信服。他可以說的理由很簡單:朱某人年紀太輕,無法瞭解1949年前澎湃偉大的歴史,複雜而且翻雲覆語。但他又捨不得不談革命軍北伐,八年浴血抗戰的英雄史蹟,中華民國怎麽可以沒有這些偉大的歷史,中國國民黨沒有這些祖產,如何生存?如何戰鬪?

所以朱立倫必須談對日抗戰八年,這是國民黨1949年前的光輝歷史,不得不談。旣然要談1949年以前,國民黨不得不從1911年談起。要從1911年談起,朱主席一定力不從心:因為,首先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新生一代要瞭解北洋政府(不管是奉系、皖系、直系)都是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國旗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受世界各國承認。

那麼,中國國民黨為甚麼政見不合,就跑到廣州成立「軍政府」,造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反,成立「大元帥府」也就罷了,又如何「聯俄容共」,引進外力,而又誓師北伐,國民黨自稱是「國民革命軍」,當時北方媒體稱其為「赤軍」。當然消滅北洋軍閥,推翻北洋政府,國民黨一定有許多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們姑且相信。

但是,由於我們台灣享有的「思想自由」,我們倒是可以可以作某些「反歷史」的想像:假如沒有北伐,或是北伐沒有成功,仍然是南北對立,軍閥割據(不止北洋軍閥,也包括國民黨軍閥),這豈不就是「聯省自治」,如此這般,今天香港的民主派人士一定樂壞了,黎智英等一定重獲自由;馬雲、馬化騰、白冰冰、趙薇可以不必活得那麽辛苦。馬雲說:我學了英文以後,才知道中國不是那麼富有,中國也解救不了全人類。他這樣說一定不會出大亂子,一定會有千萬上億的信徒。

我們想問國民黨朱立席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有甚麼不好?我們可以試舉一例,五四運動時,北京的大學生闖入北洋政府外交部長的私人寓所,打了人家的小老婆,放火燒人家的樓子,北洋政府的軍警拘禁上百位大學生在北大法學院內,北洋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北大蔡元培校長威脅辭職下,把鬧事的學生都釋放了,人家可沒有開動坦克,機槍平射,秘密逮捕,人間蒸發,更沒有深文周內的「國安法」,要怎麼解釋就怎麽解釋。這種好康,往後的日子難見。朱主席你若談中華民國史觀,是不是該把這段北洋政府的美德,放入你的史觀中,不要一直說人家「腐敗」,要革人家的命。北洋政府可是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不是只有國民黨!

國民黨若只有用老式的意識形態建立史觀,只有作共產黨尾巴政黨的份。有人說國共闘爭,國民黨如何落敗,是因為國民黨喪失民族主義的領導權。不管你如何說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何不同,但在「一個中國」的意識形態上,實在找不出太大差異。蔣介石害怕的不是被逐出聯合國,而是二個中國成真,漢賊兩立。在有關聯合國會員國的關鍵年代裏,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葉公超一直強調:辦外交像刷地板,不要把自己刷在裏頭,難以脫困。

國共對「一個中國」堅持的差異,可能只有抗日戰爭到底是幾年?國民黨說八年,共產黨說十二年,除此口角外,實在找不出大書特書的地方來。黃埔軍校時周恩來是政治部主任,多少國共將領都是他的門生,同門師兄弟。國民黨退將組團到大陸球敍,老同學聚會,歡樂滿堂,實在沒有甚麼好吃驚的。國民黨退將們在總書記前立正站好,起來!起來!執禮甚恭,聆聽訓詞,人家不是從民國十三年「聯俄容共」起,就是一家人了?在台灣的國民黨有人提倡,要從孫中山作起,己經說盡一切。

共產黨說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這也是孫中山遺囑中「革命尙未成功」的「革命」,共產黨才是「革命」的承繼者,發揚光大者!史實當前,也難為國民黨退將們,他們除了立正站好,宣示效忠外,還能做甚麼?

所以朱主席若未能突破一個中國窠臼,除了「一個中國」,別無其它政治價值,再怎麼談中華民國史觀,只是書空咄咄,畫蛇添足,說不出所以然,為識者所笑。國民黨相信,民進黨藉著自由民主體制,僭取政權,是共產黨也是國民黨的唯一且首要的敵人。到底自由民主體制和文化,能在中華民國出現成長,到底有何輝煌的歷史意義,都不值國民黨一哂,深思!

「義不帝秦」、「堅守民主陣營」都是口號,那麼有些國民黨人物要「戰鬪」,令人失笑的,到底他們要戰鬪甚麽?民進黨政權不需要他們當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才能推翻,只要他們說服台灣人民,用選票,和平的方式就能更替民進黨政府。顯然,朱立倫中華民國史觀的「一個中國」的概念,會很難說服台灣人民,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國民黨想再編造新的話術,受台灣人民歡迎,會越來越難!

作者 /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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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史觀 國民黨 政治 朱立倫
2021-09-01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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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2026年2月28日凌晨的火光照亮德黑蘭上空,這場被以色列稱為「咆哮之獅」(Operation Lion’s Roar)、美國稱為「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的聯合軍事行動,正式宣告了中東維持數十年的「影子戰爭」走入終結,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正面衝突。這不僅是一次局部的軍事突擊,更是國際體系中現實主義與權力平衡邏輯的極致展現。該衝突反映以、美兩國試圖先發制人,與大國在多極化趨勢下如何利用區域衝突重塑勢力範圍。 劍指德黑蘭:以色列「先發制人」的戰略         該衝突源於2026年初中東核談判決裂,儘管阿曼等國極力斡旋,但伊朗在核濃縮技術上的突破已觸及以色列的戰略紅線。對於以色列而言,一個擁有核威懾能力的伊朗等同於對猶太國家的生存威脅。以色列必須在威脅尚未完全成形前,利用技術優勢發動預防性打擊。此次攻擊目標不僅限於核設施,更精確鎖定了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官邸及革命衛隊的高層,旨在透過「斬首行動」癱瘓敵方的指揮中樞,瓦解其遠程導彈的發射鏈條。       此外,以色列選擇此時動手,亦是看準美國川普政府重返白宮後對伊朗採取高壓政策。相較於前任政府的克制,川普政府展現了更強烈的軍事介入意圖,為以色列提供一個千載難逢的「安全傘」。以色列深知,單憑自身力量難以應對伊朗的全面報復,但若能與美國同步行動,則可將原本的雙邊衝突升級為區域秩序的重整,藉此一舉削弱伊朗在黎巴嫩、敘利亞及葉門的代理人布署。 戰火蔓延:伊朗的絕地反擊與區域擴張        惟伊朗迅速與超乎預期的回應,竟對以美陣營開火。在革命衛隊指揮體系受損的情況下,伊朗立即啟動「對稱報復」與「不對稱戰爭」策略,企圖維持區域霸權。從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總部到科威特、卡達及阿聯酋的軍事基地,伊朗的彈道飛彈與自爆無人機多點開花。伊朗試圖透過打擊駐中東美軍,迫使阿拉伯鄰國撤回對美軍的支持,並以此要挾全球能源供應安全,故該攻擊不能純粹解讀成一場報復。        從「攻勢現實主義」來看,伊朗目前展戰略擴張跡象,係為確保自身生存而採取的「邊緣政策」。透過攻擊荷姆茲海峽周邊的美軍資產,伊朗試圖將這場戰爭成本全球化。當波斯灣的油輪航道受威脅時,國際油價的飆升將成為伊朗手中最強大的外交籌碼,試圖藉此換取國際社會對美以施壓,迫使其停止軍事進攻。 大國博弈:權力真空下的利用與盤算 在這場震驚世界的衝突中,全球各大國恐各懷鬼胎地利用此次危機。對美國而言,川普政府顯然希望透過軍事手段達成「政權更迭」或至少徹底去核化,試圖藉此重振美國在中東威望,並對國內選民展示強硬姿態。然而,這也讓美國陷入了長期消耗戰的風險。       […]

善意與現實之間:檢視蔣萬安育兒減工時政策的挑戰     

  當蔣萬安市府宣布推動「育兒減少工時」試辦政策時,社會第一時間多半給予肯定。允許家長在不影響工作權的前提下,每日減少一小時工時,用來接送與陪伴十二歲以下子女,確實回應了雙薪家庭長期以來「時間不夠用」的焦慮。在少子化壓力沉重的當下,任何試圖鬆動僵固工時制度的嘗試,都具有象徵與政策意義。 然而,政策的價值不只在於理念,而在於能否真正發揮實質效果。從目前規劃來看,市府編列的試辦預算有限,可補助的企業家數與勞工人數相當稀少。相較於臺北市龐大的就業人口與企業數量,受惠比例極低。當政策覆蓋率僅止於極小樣本時,它較像是一項示範計畫,而難以對整體勞動環境產生結構性改變。對多數家長而言,這項措施仍然是「看得到、用不到」。 更現實的困境來自企業端。雖然市府補助部分薪資差額,但企業仍需承擔排班調整、人力重分配與行政申請成本。對人力本就緊繃的中小企業與服務業來說,一人每天少一小時,累積下來就是實質產能減損。若沒有配套協助,例如更彈性的勞動規範、稅務負擔誘因或即時補貼機制,企業未必有足夠動機參與。當政策設計過於理想化,而忽略產業實況,最終可能讓企業選擇觀望,家長也難以真正受惠。 此外,育兒困境並非單一工時問題。家長之所以需要彈性時間,是因為托育時間與職場制度長期脫節。公共托育延時服務不足、寒暑假照顧缺口明顯、臨時托育彈性有限,這些結構性問題並不會因每天減少一小時工時而自然消失。如果孩子下午四點放學,但父母五點才能下班,即便減少一小時,仍可能面臨照顧斷層。換言之,減工時只是「止痛藥」,卻還談不上根治方案。 再者,政策的公平性也值得討論。公部門或大型企業較有餘裕配合彈性工時安排,但基層勞工、輪班工作者、時薪族群,往往最需要育兒彈性,卻最難適用這類制度。若政策無法涵蓋這些族群,反而可能擴大職場階層差距,讓「友善育兒」成為部分職業的專利。 當然,這並不代表育兒減工時政策毫無價值。相反地,它至少傳遞出一個重要訊號:政府願意正視「時間」本身就是育兒資源。長期以來,育兒政策多半著重補貼金額與津貼發放,但真正困住父母的,往往不是金錢,而是工時與家庭責任的拉扯。若市府能在試辦過程中誠實檢討執行困難,擴大預算規模,簡化行政流程,並與托育體系改革同步推進,這項政策仍有成為制度創新的可能。 少子化時代,家庭最缺的不是口號,而是可持續的制度支持。育兒不應是個別家庭自行承擔的風險,而應是整體社會共同分擔的責任。蔣萬安市府這一步,走出了方向,但距離真正改變家長日常生活,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提出政策,而在於如何讓每一位需要的人,都能實際用得到。 作者:林政武

228事件是什麼?從歷史創傷到今日台灣公共討論的核心議題

228事件是台灣現代史上最深的政治創傷之一。事件起於1947年2月台北查緝私菸衝突,隨後迅速擴大為全台性的抗議與鎮壓,最終造成大規模死傷與失蹤。官方與研究界長年多以「數千至數萬人」描述其規模,而行政院早年研究報告曾估計死亡人數約在18,000至28,000之間。228事件之後,台灣又進入長期戒嚴與白色恐怖年代,讓這段歷史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整個威權體制的起點。 今天回顧228,已不能只停留在「歷史悲劇」四個字。它之所以持續被討論,是因為228同時牽動台灣對國家暴力、族群記憶、轉型正義與民主價值的理解。政府自1990年代起陸續推動研究、公開道歉、設立紀念基金會、建立紀念館與補償制度,2月28日也成為和平紀念日。總統李登輝於1995年代表政府正式道歉,之後國家持續以紀念、補償與教育等方式處理228留下的傷痕。 但現今對228的討論,早已從「要不要紀念」進入「如何紀念、如何詮釋、如何落實轉型正義」的新階段。一方面,受難者家屬與民間團體持續要求更完整的真相追查,認為補償與道歉並不足以取代歷史責任的釐清;另一方面,社會也在爭論威權象徵是否應持續留在公共空間,例如蔣介石銅像、紀念堂禮兵與相關命名。近年台灣針對威權象徵的移除與重置動作加快,正顯示228討論已從回憶受害者,延伸到如何重塑公共空間的價值秩序。 228在2026年的公共討論還出現另一個明顯特徵,就是它不再只是家屬或學者的議題,而被更多公民社會團體與年輕世代重新放回民主防衛的脈絡中。今年228前夕,台北有超過70個公民團體參與紀念遊行,主軸之一就是把記憶保存與抵抗外來威脅連結起來;總統賴清德也公開表示,面對228真相有助於強化台灣民主,顯示官方論述已把228視為民主教育與轉型正義持續工程的一部分。 因此,現今對228的討論,本質上有三個層次。第一,是歷史層次:如何讓更多人知道事件經過與受難者處境。第二,是制度層次:如何透過檔案、教育、補償與紀念館,讓國家真正承認並處理過去的暴力。第三,是價值層次:228不只是過去發生過什麼,而是今天的台灣要不要持續警惕威權、保護人權、維持民主。228之所以仍重要,不是因為仇恨要被延續,而是因為遺忘往往比記憶更危險。對今天的台灣而言,228已不只是歷史課本上的一頁,而是衡量這個社會是否真正理解自由與民主代價的一面鏡子。 作者:林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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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以色列真正對伊朗動手了,目前最新進展是川普發文表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已經在空襲中身亡。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好好談談世界情勢,希望能讓更多人看懂目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以及它的前因後果。 先說一個看似很矛盾的結論: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避免台海發生戰爭,以及導正這個世界過去30年來累積的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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咆哮之獅與史詩怒火:以伊新衝突將重塑中東新秩序或動搖全球政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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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與伊朗戰爭升高:核議題、先制打擊與中東區域戰爭風險的最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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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宣布對伊朗發動先制打擊,理由是伊朗核計畫與飛彈能力已構成迫切威脅;路透與美聯社同日報導也指出,美國已加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朗隨後對以色列發射飛彈與無人機報復,使中東局勢從高張對峙正式跨入新一輪熱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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