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今年全國人大通常會議的最後一天—3月12日，宣佈通過所謂《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由於該法在部份條文看似自相矛盾的迷霧背後，「構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國家全面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內容，再鈍感的人都能看出「中國當局打算把該國境內各個非漢人的民族，通通消融到以中華民族為名的漢族中心主義的大旗下」，因此很難不讓持續關注中國境內非漢人民族處境的各國觀察與研究者，以及身處中國週邊，受到中國帝國主義式滲透、浸潤及侵略等壓力的各國與自治實體，為該法的制定鳴響社會意義的警鐘。 觀察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從成立開始、乃至於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共產中國）後，至今約105年的民族政策及主張，可以看出這樣的趨勢： —中共在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名，與中華民國2.0國府政權競逐中國執政權，亦即第1次國共全面戰爭的時期，為展現進步等虛像、爭取更大的支持，對非漢民族的承諾，極盡寬容與優禮之能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14點就曾對境內的少數民族，許下「承認其民族自決權，有脫離中國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可以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等承諾。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共在與中華民國2.0國府政權再度以中國全國執政權為標的，進入第2次全面戰爭時期的階段中，雖然也曾經對內蒙等處許以自治的承諾，但這時中共羽翼已豐，已經有實力壓制各個非漢民族，所以承諾也有開始收緊的傾向，不如第1次般寬鬆。 —中共成立共產中國政權後，其民族政策不再寬容，開始顯現其「以解放軍武力為後盾，打破各民族既有社會結構，以黨與軍警的力量凌駕其上統治之」的本質。 例如，1950年，圖博（西藏）在解放軍軍勢進逼、自知不敵的情況下，與共產中國簽訂所謂17條和平協議，「共產中國在圖博當局與圖博既有的噶廈政府並立」的局勢，在1959年初以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為導火線，掀起圖博民眾武裝反抗、與解放軍的強力鎮壓後被解銷，之後所謂「西藏自治區」就在中共漢人大員控制實權、佐以所謂「民族開明進步人士」的組成下正式成立，而內蒙、寧夏、所謂新疆，以及廣西的自治區，也在類似的模式下陸續組成。1966年文革爆發後，中共以「內人黨」案清洗內蒙蒙古族精英，廣西的派系武鬥也波及在地的非漢民族，圖博原有的僧侶及貴族等上層，也遭到殘酷的鬥爭與打擊。 —文革結束、進入改革開放後，共產中國當局對非漢民族的管制，一度在糾錯等名義下有些許放鬆，但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旋即收緊，特別是圖博及所謂新疆，中國當局以其黨國暴力及黨組織為後盾，威壓當地非漢民族的舊統治模式，不僅在解放軍與武警裝備的現代化、以及科技監控工具的建置與更新下獲得新的升級，中國當局對於各民族意識形態的除根、與集中營式的拘禁措施，也有持續不斷且強烈化的態勢。 —而這次的所謂民族團結法，則是為中國當局實質為各個非漢人民族，在文化、語言及歷史等意識形態層面的刨根，以及在人種上的逐漸消融，使中國當局不再只能依賴「煽動顛覆國家罪」等「口袋罪」，而有形式更明確的法源依據。 然而，共產中國當局以更明確的法源依據為依峙，試圖消融其國內各非漢民族，在當前、乃至可預見的未來，不僅將會因為該國各級當局財政體質的持續惡化，遲早將面對「欠缺相對應的財政資源，來持續貫徹政策目標」的窘境，在帝國主義式高壓統治因財政無以為繼而逐漸鬆動後，更可能將遭到各非漢人民族，較過去帝國高壓時代更強力的反抗。 更別提共產中國當局在重新確立「一個中華民族、一種普通話」等樞軸，自認能從中獲得統治便利性與國家凝聚力的同時，忽視「與自然界的生態一樣，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也是確保社會生態面對內外衝擊時，仍然能夠生存下去的韌性所在，並能夠從中獲得新的動能」，最後很有可能為加速共產黨國體制、甚至中國本身走向新一回合的全面崩壞，提供某種程度的助力。 面對共產中國這一連串愚不可及的政治與法律操作，枉道速禍已經不遠的情況，帝國之外的台灣人，毋寧應該審慎以對，不僅應該與之保持距離、作好迴避各種相關風險的準備，更不應該如某複姓無黨原住民立委、或者在今年該國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中亮相的原住民民歌歌手般，親身涉入共產中國當局民族敘事的展演或強固中、成為妝點其敘事的人形道具、或其籠絡台灣原住民的工具。 作者：吳哲文

台灣少子化危機已上升至國安層次，政府雖連年加碼津貼，試圖以財務補貼扭轉趨勢，然出生人數依舊探底。輿論多將問題歸因於高房價、低薪水，這些固然是難以跨越的現實門檻，但在慘澹的出生數字背後，真正讓人不敢生小孩的，是那套傳統「代代相傳」的互助網已經瓦解。過去支撐台灣家庭生育意願的，往往是一股隱形的後勤力量——體力尚健、且願意隨時伸出援手的祖父母；而今，這道安全網正隨著時代變遷迅速瓦解。 回溯過去的社會脈絡，年輕夫妻之所以敢生，很大程度仰賴長輩提供的強大後援。這種「阿公阿嬤代勞」的非正式支援，在公共托育尚未普及時，支撐了無數雙薪家庭。然而，隨著晚婚晚生成為常態，當現代夫妻在三十五歲甚至四十歲才迎來首胎，他們的父母多已邁入七旬。這不僅意謂著長輩體力已難負擔育兒照顧，更讓年輕父母陷入「幼兒托育」與「高齡長照」雙重負荷的極端焦慮。這種上下擠壓、孤立無援的困境，絕非單純的金錢補貼所能消解。 目前的少子化對策仍深陷「發錢」的迷思。決策者應意識到，金錢雖然重要，卻買不回體力支持與心理安全感。即便帳戶多了幾千元，若社區缺乏彈性的臨托資源，若職場文化依然對必須頻繁請假接送、照顧病童的家長投以冷眼，那麼育兒行為便從家族共擔演變成一場個人生存的戰鬥。當家庭內部的後援功能消失，而公共支持體系又未能及時遞補，生育便成為一種對生活品質、職涯發展甚至身心健康的巨大賭注。 政府若要真正解決少子化困局，必須將眼光從「發放現金」轉向「社會化支持網」的重建。首要任務在於打破育兒純屬家務事的舊思維，大規模強化社區互助機能，建立鄰里互助或共享托育機制，填補長輩高齡化後的後援斷層。同時，職場環境的改革更是當務之急，必須讓親職假彈性化，成為受薪階層的基本權利，方能接住每一對在工作與家庭間掙扎的疲憊父母。 少子化是社會結構改變後的結果，絕非單一政策能收奇效。當傳統家族後援瓦解後，國家必須展現更強大的公共承擔能力。若環境的敵意不減、支援的空缺不補，若僅在金錢補助上打轉，終究難以在人口結構崩解的危機下，換回新生命的誕生。 作者：魏世昌

馬英九基金會3月16日突然發出聲明，宣布聘請前董事、台北市立大學教授戴遐齡擔任執行長，同時強調前執行長蕭旭岑與前員工王光慈都已在2月底完成離職交接，兩人未來言論與行為，均不能代表基金會與馬英九。聲明還特別稱讚戴遐齡「人品端正，操守清廉」。這一刀下得又深又準，深到整個藍營都聽見聲音，準到外界一看就知道，馬英九這回名為人事調整，實為切割。   跟了十多年的人，從總統府跟到卸任辦公室，從馬辦跟到基金會，於公於私都算老臣。馬辦用近乎上市公司發布重大訊息的口吻，把新任執行長的清白、前朝人馬的失格、現任董事長的立場切得乾乾淨淨。文字越工整，內情越難看。越是寫到「人品端正，操守清廉」，越讓人想問，那前面兩位是什麼意思。國民黨大內宮鬥演了這麼多年，戲碼還是沒變，差別只在於，這一次連遮掩都懶了。   外界當然會追問，為什麼是現在。答案其實就在最近一連串事件裡。蕭旭岑先是在2月初公開說，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言在美國國務院體系裡「只比科長大一點」，此話連美國國務院都得出面重申，AIT處長是國務卿在台代表，充分代表美國政府立場。之後蕭旭岑又力挺「鄭習會」，說這對台灣民眾是好事，對國民黨選情是加分，還呼籲黨內別害怕被抹紅。這些話放在平常已經夠刺耳，放在台海局勢緊繃、國民黨對美路線敏感的此刻，幾乎等於把火柴往油桶裡丟。   美中高層如今正在巴黎談判，為3月底到4月初可能舉行的川習會鋪路，但中東戰事與荷莫茲海峽危機升高後，美國總統川普又公開說，若北京不協助處理相關局勢，他可能延後與習近平的會面。川習會本來就充滿變數，鄭麗文若想在這條線上加碼操作兩岸交流，甚至鋪墊「鄭習會」，整個時間窗口顯然越來越窄。這時候馬英九突然自斷手腳，把蕭旭岑與王光慈一起推出門外，接下來若有人要為這條路線負責，別再算到馬英九頭上。   所以，這紙聲明真正切開的是什麼？表面上是蕭旭岑與王光慈，實際上切開的是國民黨裡那條越衝越前的對中路線，還有它可能帶來的對美風險。這裡頭有四層訊息。第一層，送給鄭麗文。若妳之後要處理路線責任、兩岸失利、對美誤判，蕭旭岑已經不是我的人，王光慈也不再掛在我名下，妳要怎麼算帳，自己去算。第二層，送給美國。那些把谷立言講成「科長大一點」的人，那些對鄭習會過度興奮的人，從今天起不再代表馬英九。第三層，送給國民黨其他派系。往後誰都別再把黨中央的親中冒進，簡單貼成「馬系路線」。第四層，送給北京。我的人若把事情搞砸，我自己先處理到這裡，後面的火不要一路燒回來。   這才是馬英九真正厲害之處。儘管離開權力中心太久，他還是懂權力的人，這次出手既是內部的恩怨清算，也是馬辦對外路線的重置。   蕭旭岑已經表態，他接任國民黨副主席後，本來就要退出基金會，全力協助黨主席鄭麗文。他話講得平和，態度也很清楚，人離開了馬辦，位置更靠近黨中央。馬英九與鄭麗文之間的路線裂痕，從今以後，國民黨內部看兩岸、看美國、看2026與2028，都會像是兩條平行線，一條在回憶馬英九時代的穩定，一條在賭鄭麗文時代的冒進。   馬英九這份聲明，說穿了就是一場斷尾求生。尾巴斷了，身體未必就安全；傷口若沒處理好，後面照樣會發炎。對馬英九來說，活下來、留退路比感情重要，也比舊部重要。   蕭旭岑和王光慈被切割得一乾二淨，當然難看；鄭麗文接下來若真碰上兩岸交流卡關，日子也不會太好過。馬英九又一次證明自己最擅長的本事。風暴來時，把責任從自己身上撇清乾淨。這種政治談不上高明，不過總是很有效。 作者：江諺行

台灣棒球之所以被稱為「國球」，不是因為單一場勝利，而是因為它在不同時代反覆完成同一件事：把分散的社會情緒，凝聚成可被全民共享的故事線。這條故事線起點常被追溯到日治時期的校園棒球。1931年嘉義農林（嘉農）奪下台灣高校冠軍、代表赴日參與甲子園，打破「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既定印象，讓棒球首次成為跨地域的公共事件。 第二個關鍵節點是1968年的紅葉少棒。紅葉以7:0擊敗來訪的日本關西選拔隊，被視為引爆台灣少棒熱潮的象徵事件；更重要的是，它把「打球」與「被世界看見」綁在一起，形成長期的國族型運動想像。後續台灣在世界少棒舞台長期強勢，甚至出現連霸與大量冠軍的歷史記錄，讓棒球在家庭與校園成為可複製的榮耀路徑。 第三個節點是職業化與媒體化。中華職棒於1989年成立，1990年代在解嚴後的社會氛圍中快速累積觀眾與城市認同，棒球從「學生競技」變成「週期性的大眾娛樂與地方認同」。職棒讓球員養成、球迷文化、轉播敘事與商業資源形成閉環，棒球因此具備「長期供給」而非「偶發激情」。 把這條歷史放回2026年WBC，就能理解為何「被淘汰仍被記住」並不矛盾。台灣在分組賽開局0:3負澳洲，澳洲靠Robbie Perkins兩分砲與Travis Bazzana全壘打建立差距；接著對日本0:13遭提前結束，顯示面對頂級投打體系時，攻擊端破解能力仍不足。 但第三戰14:0大勝捷克，與第四戰延長十局5:4擊敗韓國，形成典型的「韌性敘事」：先在強隊面前暴露缺口，再用調整與壓力承擔把戰線拉回可控區。對韓一役中，陳傑憲以代跑身分在突破僵局制下衝回致勝分，終結台灣在WBC對韓長期劣勢的心理包袱，也把「國球」最核心的情緒價值重新點燃。 最殘酷也最具教育意義的，是淘汰方式。分組出現三隊同為2勝2敗時，以失分與相關計算決定晉級，使台灣即使打回勝率仍無緣八強。這提醒台灣棒球下一步不能只靠「爆發的勝場」，而要把短期盃賽需要的要素制度化：更穩定的打線對位策略、對不同投球型態的情蒐與應對、以及更厚的中繼後援深度，降低單場失分波動在賽制下被放大的風險。 台灣棒球成為國球的原因，從來不只是輸贏，而是它在每次挫折後，都能逼迫體制與社會做一次升級：從嘉農的跨族群隊伍想像、紅葉的全民動員、少棒的國際舞台、職棒的長期供給，到2026 WBC呈現的「在高壓賽制下如何把細節變成常態」。這支隊伍的價值不在於被淘汰，而在於把問題具體化到可以被修正的層級，讓下一次的「國球敘事」不是靠運氣，而是靠可複製的結構能力。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