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作為香港的同情者，在這種問題的決斷上，如果沒有更有利的誘因，我也不同意犧牲台灣勞工的利益貿然為移民改變現況。然而，香港的商業、服務業、文化產業的人才，確實是刺激台灣產業轉型，並為台灣文化注入新活水的因素。但這確實是台灣人在思考未來國家如何發展時，有待進一步由民意決斷的問題。
自反送中運動以來，香港的抗暴運動始終為自由國家所關心。對中共的治港政策的態度，已成為國際問題。例如，澳大利亞政府與中國爆發貿易戰的原因之一，即是因為在去年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向中共表達抗議而引發報復。在近期，中國取消對「英國海外屬民證」(BNO護照)的承認，即是有意報復近期英國放寬香港人居留資格之故。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近期也逐步限制香港人民的自由，本月(一月)，香港警察引用了港區國安法，封鎖了香港社運網站「香港編年史」。近期則將推行電話卡實名制，此舉被認為與反送中運動時，社運參與者同時擁有多張匿名電話卡來避免警方線上跟監有關。
不可否認，在疫情之中，中共對香港人權的暴行還在持續升級。而香港移民潮，也隨情勢逐漸醞釀。據去年十二月BBC(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香港大約一百萬的市民，已經在預備移民。台灣也成為香港人逃難的選擇地點之一；目前筆者尚未在網路上找到2020的資料，但在2019年，向我國移民署申請居留證的香港移民已經暴增近萬，很可能與香港政治事件有關。
在面對這波香港難民潮裡，台灣有必要思考香港人作為「第五族群」出現的可能。在台灣如果要作為一個具主體性的族群，就筆者看來，大概有以下條件；首先，人口到二十五萬以上。其次，具可辨識我族類，並達到一定排他性的語言及文化。最後，能透過政治手段，產生族群的權威代表。
我們常說，台灣是個有多元族群的國家。在政治版圖上，有「四族群」這一說法。上述三個條件，本土四族群都有符合，過去「新住民」被歸類為第五大族群，但在第二及第三條件上，遲遲沒有形成，所以不被認為有第五大族群。但香港人不然，如果香港情勢持續升溫，落地深耕的香港移民，是可以很快達成三項條件，並對台灣社會造成影響的。
在此，筆者有必要先聲明，到目前為止基於人道理由，我支持台灣接受香港難民的前來。就國家利益而言，如果能適當的篩選移民，也助於延緩台灣少子化危機。然而，筆者同樣也能預見文化衝突的幾個引爆點。過去十年，難民所衍伸的文化衝突問題，對於歐美國家的政治已經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事實上，筆者唯恐這波香港移民潮不會因為他們所抱有的「反共」意識形態，而在政治選擇上與台灣本土派志士結為同盟。筆者難以記得，2018年年初，臉書還是樂觀的「台派青年挺同婚」。到了年末選前，一邊大罵「藍甲禍國」一邊則「這樣的台獨我不要」以至於本土政權大挫敗的慘劇。這樣的教訓，如果操作不當，極有可能歷史重演。衝突點例如台灣近期的本土語言課綱，明定了台灣各族群語言列為部定必修課程。本意即在增加本土語言在生活上的應用。但香港移民出現後，他們在台灣的生活，肯定讓原本就作為霸權的華語更常使用在生活中。這顯然與台派的意識形態就有最根本性的裂痕了。
除此之外，台港兩地的經濟型態也差異甚大。海洋法系、大陸法系的問題還小。最大的問題是台灣過去六十年從農業轉型為工業的進程立國，從個人的親屬觀及文化觀，到國家層次的高等教育、商業法制、國土設計等等，都與以商港開埠的香港有甚大差異。所以有香港人如果因為「文化相近」而移民台灣，這恐怕會是一大誤解。
我們假設一大群香港金融專才移民來台，卻因為金融業人力市場飽和而投入低薪工作，豈不是人力資本的浪費？但如果全力發展金融業，將台灣法制修得適合海量資金進出，絕對會對講求穩定求進的本土傳統產業，投下不穩定因子，甚至於基層勞工失業潮。這衝突絕對不是我們所樂見的，而且筆者也不諱言，就算作為香港的同情者，在這種問題的決斷上，如果沒有更有利的誘因，我也不同意犧牲台灣勞工的利益貿然為移民改變現況。
然而，筆者也肯定，香港的商業、服務業、文化產業的人才，確實是刺激台灣產業轉型，並為台灣文化注入新活水的因素。但這確實是台灣人在思考未來國家如何發展時，有待進一步由民意決斷的問題。
作者 / 楊徽之(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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