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必須是社會最深層的改革
作者 / 林士清
教育部長吳思華針對自由經濟示範區「教育創新」的爭議,表示國際化台灣高教改革的核心,並且將台灣打造為東亞的高教重鎮,擺脫台灣大學的零和競爭。筆者認為若導入國際化的策略運用,務必促使台灣高教的普遍提升,而非幾所頂尖大學的特權與玩物。審視台灣高等教育的危機,屬於一種結構性的錯誤累積,從廣設高中大學的一路擴張及失衡,高等教育資源遭到稀釋與分散,資源不但集中在少數大學,但各個學科的資源亦分配不均,台灣的高等校院出現核心與邊陲的排擠效應,此種偏差累積的結構因素,國際化恐成為前段班精英大學爭取學術資源的工具。
目前全球有超過250萬海外留學生,估計在2020年人數會突破700萬人,跨國學生的交流,將促使各國大學相互締結姊妹校來增加交流,積極推廣客座學者訪問,甚至跨海成立分校,甚至合作成立頂尖的研究型機構,頂尖大學俱樂部不僅出現在國內,甚至於跨國浮現。各國政府面臨此一趨勢,無可避免地賦予各頂尖大學在財務、人事、課程等方面的自主性與市場機制,讓市場需求主導高等教育的學費收支與課程教育,各大學也將採取企業化營利來另闢財源,爭取企業捐款、財務投資、開發周邊產品、積極爭取智慧財產權與產學合作,甚至人才挖角皆成為大學激烈競爭的戰場,因此也能窺視出高等教育在核心與邊陲之分,亦加深教育資源不平衡的因素。
高等教育在第三世界國家發揮重大的作用,促使開發中國家積極興辦高等教育,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史即為一例。環顧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史,以1994年「410教改大遊行」為轉捩點,爾後出台的「教改總諮議報告書」,導致台灣從1994年擁有130所大專院校,到了2009年度達164所,其中大學暴增為149所,;而大學生則由當時約30萬人,增加為100萬人,16年來增加兩倍有餘。學校及學生數量的增加意味著平均及邊際資源分配的減少,加上客觀環境的少子化及主觀政策的頂尖大學計畫,各大專院校開始拉幫結派,高等教育成為市場化優劣勝敗的兩端,前段班的大學屆時可運用國際化力爭上游,後段班的大學將面臨倒閉及斷炊的夢魘。
教育,必須是社會最深層的改革,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象徵台灣在戰後歷經現代化發展與人力需求多元化的方方面面,公私立大學發展數量相當蓬勃,技職教育的品質與名聲在全球亦可謂具有競爭力。現今台灣高教已被市場化衝得暈頭轉向,爾後又來個國際化的衝擊洗禮,偏偏主管機關的政策偏好俱樂部型態的拔尖導向,市場化及國際化將成為未來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瓶頸。台大在國內各方面評比可謂執牛耳,世界百大排名上上下下的評鑑而新聞花絮不斷,但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競爭力,不僅單單集中資源注入少數大學,以博取名聲佳績為榮,而忽略高教環境的資源分佈的失衡與學術倫理價值的淪喪。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