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宣布，北市國中小將全面推行營養午餐免費，且強調不排富、公私立皆補助，此舉引發批評。眾所周知，北市私校學費高昂，一年動輒幾十萬，家長何須倚靠政府補助營養午餐費？對此，藍營議員意見分歧，議員秦慧珠認為應排富，議員詹為元則稱不希望標籤化。 有趣的是，蔣萬安為北市私立復興國小校友，二○二四年還獲頒傑出校友榮譽，不知蔣萬安感受到何種標籤？筆者也是校友、也出國唸書當小留學生，在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推行「班班有冷氣」以前，還真沒注意公立學校沒冷氣這件事。若有標籤，也是社會羨慕、嫉妒的標籤。 學校位處蛋黃區，同學多住在步行就能到校的範圍，旁邊百貨公司下午多的是帶子女逛街、吃飯、喝下午茶的媽媽們，下課接送最多的是家庭幫傭，還有豪車。或也有家長認為私校負擔重，政府有補助最好，但讀私校是選擇，不是必須。政府預算應應用在彌補社會差距，若公私立學校都補助，國中小差距能拉近？ 依今年教育局私立國中小每學期雜費核定上限約六萬元，不含特色課程等其他開銷，若計入一學期近十萬，整年約二十萬，顯然非多數家庭能負擔，政府補助一年不到二萬元的營養午餐費。誇張點說，這點費用只是媽媽們的下午茶補貼。 目前北市公立學校餐費，因行政區、學校不同而有落差，有如萬華區低僅六○元，高如大安區達七十五元。若有空點開校園食材登錄平台查看，一分錢一分貨，要說沒差距是自欺欺人，有學校能提供切好的水果，有學校固定幾樣整顆塞給學童，政府促進學童飲食均衡的美意「有但剩不多」。 攤開六都營養午餐經費國中小一餐約五十至七十五元，六都外還有低於五十元的預算。能吃到什麼？大家心裡有數。現行中央補助方法，是在基本餐費上另外補助。鼓勵業者使用有機蔬菜、國產肉類標章食材。外界不知道的是，礙於成本考量這類好食材是按次計算，而非每一餐，頻率低的甚至是每學期一次。 坦白講，選票是政客的緊箍咒，若稍有政治良心就該堅守只補助公立，不補助私立的最後底線。免費的有誰不愛，但沒付錢的背後，是讓學童付出代價，營養午餐品質低落，是不只一代人的生活經驗，還要持續多久？就看政府的決心與智慧。 作者：陳建志

在北美各大城市的中國城與新興華人聚落中，我們常看到表面繁華的街景：餐館林立、華語商家招牌密集、節慶活動熱鬧。然而，這些熱鬧背後卻隱藏一個鮮為人知、但始終存在的深層危機——新移民的貧困、非法勞動、過度擁擠的住房，以及難以擺脫的剝削結構，構成一個長期運作的負向循環。 許多來自中國的移民，特別是來自福建、溫州、東北等地區的新移民，往往必須透過蛇頭或走線方式抵達北美。他們背負動輒數十萬人民幣的債務，無合法身份、英文能力有限，只能依賴中國城內的仲介、熟人或早期移民安排工作與住處。然而，也正因這種依賴，新移民往往被推進更深的剝削網絡。 在紐約、舊金山、洛杉磯聖蓋博谷、多倫多、溫哥華等地，華人餐館、按摩業、縫紉與清潔行業仍普遍存在「領現金」、「日薪低於法定最低薪資」、「超時不給加班費」的情況。這些行業的僱主多半也是華人，因此所謂的「同鄉互助」常變成「同鄉剝削」。對於無身份的新移民而言，雇主的威脅——「敢投訴就報你出去」、「警察來了你第一個倒楣」——足以讓他們噤聲。 住房問題更顯惡劣。在溫哥華、舊金山等地，中國城周邊早已成為房租全市最高但條件最差的區域。大量違法隔間房、床位出租、地下室群租情況屢禁不止。一個客廳被隔成 3 個房間、一張床輪班睡，是普遍現象。這些不合規的房間多由雇主或同鄉轉租，新移民不敢向政府求助，只能接受。 然而，與過往不同的是，今日中國城的壓力不僅來自經濟層面，也來自跨國政治力量。隨著中國政府對海外社群的「統戰工作」加深，許多早期移民成立的同鄉會、商會、文化協會與北京官方保持密切關係，甚至在活動、社群媒體與宗親網絡中勸阻新移民接觸人權議題、政治議題，避免批評中國政府。有些人甚至監看同鄉的言行、在微信群中轉貼官方訊息，造成不少新移民不敢向 NGO、媒體或政府機構尋求協助，害怕連累家鄉親人。 在這樣的環境下，許多新移民依然抱持著「美國夢」。但這個夢想已經悄然改變。早期華人移民追求的是經濟翻身、買房、下一代教育成功；如今的新移民追求的，往往只是「安全一點的生活」、「可忍受的自由」或「能寄錢回家」。相比於中國部分地區的高壓環境、就業困境與生活成本，哪怕在北美過著艱苦的日子，許多人仍認為值得。 這並不代表北美比中國更好，而是表明兩地的壓力來源不同：在北美，新移民面對的是制度缺口——移民政策不足、租屋市場失衡、勞動執法不力；在中國，則是體制壓力、政治風險與經濟不確定性。兩者都可能傷人，只是方式不同。 要改善中國城的現況，關鍵在於政策是否願意直面問題而非粉飾。北美城市需要更多可負擔住房、更強的租屋檢查、更積極的勞動執法、多語言服務與更健全的移民入籍管道。同時，政府必須理解——中國城內的脆弱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跨國政治問題；只有當新移民不再害怕、能安心尋求協助，剝削鏈條才會真正鬆動。 中國城看似光鮮，但巷弄深處仍有太多人被沉默。理解他們的處境，既是對人性的尊重，也是對多元社會的責任。透過揭露、改革與更多公共關注，新移民才有機會真正擁抱他們追尋已久的安全與尊嚴——無論那是否是他們心中期待的「美國夢」。 作者：林瓊媛

     有些人的野心，像是一襲剪裁合宜的軍服，在冷靜與克制中佈局天下；而有些人的野心，卻像是一件租來的戲裝，穿在身上不僅顯得倉皇，更在急躁的步伐中不斷被絆倒。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近期的訪美之行，精確地演繹了何謂「志大才疏」的政治窘境。這位曾經COS動漫《鋼之煉金術師》中馬斯坦古上校的人物，自詡擁有類似其一心向上的壯志與改革體制的鐵腕，然而踏上華府的這趟「快閃」之旅，卻徹底撕開了其與真正「政治家」之間那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馬斯坦古的上位是基於對體制的深沉透視與隱忍，而黃國昌的上位，卻始終脫離不了對聚光燈的病態依賴與對衝突的廉價消費。         這場在飛機上度過的時間可能多過在國務院外牆徘徊的訪美行程，本質上是一場「收割未遂」的鬧劇。黃國昌頂著「代表國人」的虛擬頭銜，試圖在台美關稅與軍購議題上強行插旗，卻不料美國政壇的運作並非靠著聲悉力竭的直播咆哮。當紐約時報報出台美關稅談判即將出爐的消息時，黃國昌人還在飛機上，這場試圖將外交成果攬為己功的政治作秀，反倒成了一記清脆的回頭箭，狠狠打在「戰神」的臉上。馬斯坦古上校在雨中會因無火而無力；國昌在失去了直播濾鏡與「小草」的簇擁後，在嚴謹的華府外交圈裡，竟也顯得軟弱，甚至連一場像樣的、具代表性的官方會晤都不可得。       碰壁之後的反應，最能體現一個人的器識。馬斯坦古在挫敗中會蟄伏待機，黃國昌卻選擇了最容易被看穿的招式，即「加強朝野對立」。回國後那場充滿戾氣的記者會，他非但沒有帶回任何具建設性的對美溝通成果，反而變本加厲地宣布反對新台幣 1.25 兆元的國防特別預算。這種「在外面受氣，回家砸家具」的行為，暴露出其政治性格中極度不成熟的一面。對他而言，台美關係並非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而是一塊增加其個人政治體量的墊腳石；當這塊石頭踩不動時，他便毫不猶豫地將其踢向對手，企圖在混亂中繼續維繫其搖搖欲墜的權力夢。        最令人費解也最具諷刺意味的，莫過於他一手急欲建立「親美」管道，另一手卻死命擋下「國防預算」的矛盾邏輯。在華府，他試圖展現自己是美方可以信任的「第三勢力」領袖，渴望獲得美方的政治背書，以作為未來問鼎 2026 甚至 2028 大位的資產；然而回到國內，為了鞏固在野陣營的領導地位並維持聲量，他卻不惜以「審查透明」為名，實則行「癱瘓國防」之實。這種行為模式不僅讓美方看穿其投機本質，更在國際盟友間留下了一個大問號：一個連國家基本自我防衛預算都能當作政治籌碼的人，如何能成為穩定的合作對象？他所謂的「親美」，不過是為了個人政治利益而塗抹的色彩，而非基於國家戰略利益的深思熟慮。        其野心如吹氣球般迅速膨脹，卻嚴重缺乏支撐野心所需的沉穩與格局。他試圖模仿馬斯坦古那種翻手雲、覆手雨的政治手腕，卻忽略了馬斯坦古心中那團為了保護同伴與國家的火焰。他的火焰，僅燃燒在自己的直播間裡，燃燒在每一次對同僚的指責與對體制的破壞中。他那種「我來了、我見了、我咆哮了」的戰神模式，誠非謀大位之氣量也。台灣的總統大位，從來不是靠「嘶吼」就能登頂。若說馬斯坦古是為了大局而忍辱負重的煉金術師，那麼黃國昌更像是一個在實驗室裡亂投化學藥劑的學徒，只求炸出炫目的煙火以引起路人的注意，卻渾然不知其產生的毒氣正腐蝕著台灣辛苦建立的國際信賴。這種跟不上野心的行動，最終只會讓他在這場權力的等價交換中，輸掉僅存的政治誠信與人格。 作者 / 劍藏鋒

依外媒最新報導：台美關稅稅率落在15%，該稅率不僅和日本、韓國相同，更象徵台灣已是美國開出「準最惠國待遇」，代表台灣被美國視為在對美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然而，台美關稅談判之所以曲折，不僅反映美方「戰略化談判」的現實考量，更突顯出台灣在全球經貿秩序中所面對的結構性不平等。筆者認為討論聚焦在談判進度與稅率細節，倘若忽略制度性劣勢與國際地位的歷史包袱，才是真正牽動台灣經貿競爭力的深層問題。 首先，台灣與美國的經貿互動無法透過正式FTA框架進行談判，造成制度對接困難。例如，當美國與韓國、日本進行FTA協議談判時，雙方可將稅率調整、技術標準、投資保障等納入一體談判，建構起完整的制度配套與法源依據。而台灣只能透過「行政協議」及「產業承諾」的模式談判，法規位階不對稱，導致即使談成某些內容，也無法形成穩定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這不但影響企業中長期佈局，也大幅削弱政府的整體談判籌碼，部分議題上被迫委屈全。 其次，即使進入WTO已逾二十年，台灣仍無法擁有「夥伴對等地位」的協議工具。以日本及韓國為例，透過美日FTA、美韓FTA等雙邊協定，其出口產品可享比WTO框架更低的稅率與更靈活的非關稅措施，這些條件直接改寫了「競爭門檻」。反觀台灣，即使產品技術更好、生產效率更高，仍因制度安排缺席而被排除在「選擇性優惠待遇」之外。台灣某些高值零組件出口至美國，關稅高達5%-8%，而韓國產品則享有免稅。這類落差已非單一商品問題，而是貿易體制設計導致的結構性劣勢。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期待愈高，反而談判籌碼愈少。在半導體、先進封裝、電動車關鍵零組件等領域，美方視台灣為不可或缺的安全與技術夥伴，但正因其「不可替代性」，談判過程反而容易被美方拉長、設門檻、綁條件。美方可能要求台灣擴大對美投資、承諾供應鏈透明、或簽署特定稅務資訊交換協議，作為稅率調整的交換條件。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單一關稅議題，而是逐步進入戰略對價交換的新階段。 回歸根本，制度性工具的缺位，才是台灣在關稅談判中處處受限的根源。朝野應當深思台灣不能只期待美方「單方面讓利」，而應系統性思考如何創造制度紅利。一方面，應積極尋求具法律效力的雙邊協議模式，即使無法命名為FTA，也可仿效「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模式，擴大涵蓋稅率、關務、規則、標準等內容；另一方面，也應將投資與供應鏈合作作為「可換取條件」，主動布局台美產業聯盟，減少在被動等待中流失籌碼。 國內應建立「戰略談判資料庫與人才庫」，整合稅務、產業、地緣政治、法規等跨域專業，強化政府在多邊與雙邊談判中的議價能力。現行部會分工過於垂直，談判籌備期與回應機制仍欠缺前瞻性部署，導致每次談判都從零開始，錯失協調與滾動修正的彈性空間。筆者認為此次台美關稅談判並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全球經濟布局權力重分配的關鍵工具。台灣必須跳脫「被要求者」心態，轉而建構「制度創造者」的思維，才能真正脫離重要但不緊急的邊緣角色，重新取得談判主動權。   作者：林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