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代的人們該擔憂的，並不是身長於民主自由的新世代們禁不起磨練，因為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的風景，當上一個世代只要學會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就能生存大半輩子時，這個世代已經是需要多種能力相互應用才能生存的年代。
這一個月以來，勞基法爭議持續延燒，學生團體、學界等跨領域紛紛連署表達反對修法的聲音，身為在野黨的時代力量也露宿街頭，在總統府前陳情、抗議。同一時間，無論是勞工代表發言表達沒有加班意願、小英後援會會長表示「沒有過勞死」，再到幾天前謝金河聲稱計程車司機對他表示，上班十六小時身體也很硬朗。種種跡象都顯得整個社會對於勞基法修正案的評價是兩極的。
面對評價兩極的勞基法修正案，我必須坦承並沒有完整的看過三讀通過的勞基法修正條文，只是不時的觀察正反兩方所拋出的懶人包與相關論述，整體而言，筆者是偏向反對修法的。但對筆者而言，相較於勞基法修法對或不對，筆者更在意的是「學生憑什麼走上街頭」這樣的論調。
筆者參與學生自治的時間不長，對於校園議題、學生權益與社會議題的觀察也稱不上是行家，但在筆者關注、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對於「憑什麼」這樣的論調始終不以為然並難以理解。以此次勞基法修法歷程的爭議來說，自政府推動修法一例一休以來，許多以學生為主體的社團、組織對於勞基法的修正不停地生產論述與懶人包，試圖以未來的勞工的視角來審視勞基法這部攸關百萬勞工的根本大法。
在學生團體試圖為社會議題發聲、參與的過程，社會上始終有一大群人對於學生的身分表達質疑，甚至任意的斷定學生參與社會議題的過程有政治黑手介入，戲稱學生們為「職業學生」。筆者身為人文學科學生，反覆思索了許久，覺得有必要老生常談的強調，究竟學生憑什麼為勞基法發聲、走上街頭。
首先，學生接受了十二年國民教育，公民與社會的課程教育學習了至少五年以上，那些課程中所稱的「罷工」、「公民不服從」、「陳抗」若沒有實際參與、關注，始終都只是存在於冰冷課本中的名詞，而非在社會上常見的現在進行式。因此，當學生願意將冰冷的名詞轉換為動詞時，筆者想不出任何理由，去質疑學生付諸行動的勇氣。
過去戒嚴時期的公民教育薄弱，造成上一代人對公共議題冷感、懼怕，這是歷史脈絡的結果。但生長於民主自由時代下的新一代年輕人，沒有理由在接受民主自由的薰陶下，仍對公共議題感到懼怕、對政府有不切實際的敬畏。
再者，誠如前文所提，多數學生關注勞基法的修法，是因為多數學生將成為未來的勞工，而勞基法貴為勞動者的根本大法，身為未來勞工的學生族群，當然有資格與必要關注勞基法的修法過程與相關條文。當年輕世代有越來越多人願意稍稍關心未來身為勞工的自己，在社會的脈動下，將能擁有什麼樣的保障。而這樣細微的關心只要一點一滴的累積，終有一天會形成一個更有勞權意識的世代。只有勞工更願意了解自身應該擁有什麼權利，台灣才有可能將現有的勞基法慢慢轉向讓工會能與企業真正平等對話，回歸勞動市場機制的國度。
最後，筆者始終相信，上個世代的人們該擔憂的，並不是身長於民主自由的新世代們禁不起磨練，因為每個世代都有每個世代的風景，當上一個世代只要學會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就能生存大半輩子時，這個世代已經是需要多種能力相互應用才能生存的年代。我們該共同擔憂的，是當世界各國在各方面不停地求新求變，台灣卻仍堅守舊的思維與模式，這樣的堅持能否重返亞洲四小龍的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