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高市早苗接連在自民黨總裁及總理大臣選舉的當選，日本政治成功通過了一段瓶頸期。對台灣而言，高市首相是相當頻繁於表達對台友好、親善的首相。同時，她也是有非常正確認知，意識到中國的武力挑釁就是對東亞最大威脅的領導者。   在日前，高市在國會表態，當「台灣有事」發生的時候，日本將視為「存亡危機事態」，藉之啟動集體自衛權。對於戰後日本國防政策而言，這算是一個相當有突破性的表態，確認日本在「日美安保條約」的角色中，也可能有相當積極的行動。   不用說，對於高市首相這樣的表態，我們可以從中國的外交官，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網路上狂言要砍殺高市首相的發言知悉，中國對高市早苗的說法是相當不滿。但除了最官方的外交部發言外，還需要有一定層級的人以「戰狼」言詞傳達中國官方對日本的潛意識。   日本在地緣戰略的問題 其實，從戰略的角度來說，安倍生前的「台灣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即是日美同盟有事」的定調，同時可視為「消極性的說明」和「積極性的表態」。   消極性的說明不消說就是因為台海必然會影響日本在沖繩海域的安全問題。積極性的表態而言，其實現在已經由繼承其志的高市首相說破，也就是台海戰爭中，日本是有行使自衛權之準備。事實上，日本聯合美澳兩國以及法、紐、加等國，動員將近六萬兵力，在今年十月舉行日本戰後，規模最龐大的「自衛隊綜合演習」，就是以周遭海域可能遭到攻擊為想定。由於日本是全球少數，要同時面對來自俄國、北朝鮮、中國威脅的國家。在台海開戰時，極有可能發生朝、俄兩國同時使用武力行動（除了出兵以外，電磁武器干預、導彈威脅、封鎖港口等做法都有可能），讓美國為首的盟國必須備多力分，無瑕於援救台灣。   可以確定的是，台海戰爭的兵推劇本中，如果單單像諾曼第登陸般的覺得集中登陸兵力於台灣海峽，只設定屏東、雲嘉、淡水作為登陸點就想完成奪島，是太過異想天開了點。但這也是最是關於日本安保問題的問題，也就是預料解放軍會將戰事延燒到沖繩、石垣等諸島；最嚴重者就是在戰時利用日本的領土作為侵略台灣的戰略要點。   退一步而言，就算中國僅以劃設海上封鎖區域，揚言封鎖就是擊沉來包圍台灣，按照與那國島、石垣島等地方跟台灣的距離，日本的經濟海域極有可能被劃設進入中國的軍事封鎖區域。更不用說台灣海峽是日本在商貿進出口上，極其重要的水道。   面對中國日益猖狂的戰略挑釁，石破茂政府其實就相當重視了，在其任內除了批准了岩崎茂幕僚長擔任台灣的行政院顧問，同時也強化了日本對台灣海巡層級的合作。在文中提到的戰後最大規模自衛隊演習，不用說當然是在石破任內規劃的。   結語 對國際局勢而言，日本積極備戰，符合其與美國、韓國、台灣，乃至於越南、菲律賓、澳洲等國家的共同利益。   高市早苗首相在上任不久，即宣布要將軍事開支提增GDP的2％，並將對台灣戰略模糊的空間縮減，除了可以說是因為執政政權的合作對象，從左翼反戰的公明黨，換作成偏右派政黨「日本維新會」的結果，也代表日本對於中國破壞國際秩序的重視有所提升。提升安保危機意識並準備，更有助於日本重新偉大。 作者：賴其瑋

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2025年秋季亞錦賽在平潭落幕，中華隊順利奪下前三名，中國隊卻在對戰中展現罕見的韌性。投手球速提升、守備精準、戰術執行度提高，讓這支中國成棒隊已與過去印象不同。 據傳，這些進步背後，有不少台灣教練與專業團隊的協助。就在這股進步的氣氛下，中國官方隨即宣布成立「中國職業棒球城市聯賽」（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簡稱 CPB），預計 2026 年開打。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更像是一場牽動「國球未來」的新賽局。若台灣棒球界仍抱著「純體育交流」的浪漫想像，恐怕將重蹈產業被吸空，因此筆者提出四項策略思維供台灣棒壇參考： 一、CPB仍處不確定階段，棒協與中職須先做好風險控管 中國並非首次推行職業化棒球。早在 2002 年就有「中國棒球聯賽」，後來改名「中國棒球超級聯賽」，但都因缺乏市場化基礎與商業模式而草草收場。此次推出的CPB，採城市聯賽制與跨境球員制度，允許台、港、澳與外籍選手加盟，乍看更具國際化格局。然而，這也意味著台灣可能成為主要的人才來源。若依官方規劃，每隊可納入約十名台灣球員，每隊共可吸納數十人。 台灣棒協與中職聯盟必須及早協調，釐清球員赴中參賽的資格認定、轉隊規範與合約保障，避免出現「雙掛號」、「黑箱挖角」等亂象。更重要的是，政府與體總應設定原則：台灣球員參與 CPB 不得影響國家代表隊權益，並應納入勞動與安全保障。若台灣連基本制度都沒立好，就貿然任由人才外流，後果恐非體育層面可收拾。 二、防止「棒球統戰」滲透，政府須居安思危 職業棒球看似體育賽事，實則政治操作空間極大。中國推動職業聯賽，本身就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若CPB主打「兩岸共同推動棒球夢」的敘事，再以高薪吸引台灣教練、球員、裁判與行銷人員赴中工作，極可能成為文化統戰的載具。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體育問題，更是國家認同的議題。棒球長年被視為「國球」，象徵著台灣人在國際賽場上不屈的精神。 一旦中國以「共同發展」之名包裝成「兩岸棒球一家親」的形象工程，對年輕球迷與運動員的心理影響不容小覷。體育部與教育部必須儘早擬定指引，針對台灣球員赴中執教、參賽的情況，建立透明審核與安全評估機制。更要強化公眾教育，讓民眾理解「體育交流」不等於「政治歸屬」。居安思危，不是反對交流，而是防止被統戰。 三、台灣職棒球團應強化CSR，守護國球價值 在中國職棒蠢動的時刻，中華職棒各球團也該自省。近年來，台灣職棒愈來愈商業化，但若企業只追求票房與行銷、忽略社會責任，終將失去「國球」的社會支持。球團除了經營戰績，更應承擔培育新秀、深耕社區、推廣棒球文化的使命。這是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核心。 面對CPB的潛在吸力，若中職球團願意投入更多資源於基層棒球，建立與地方學校、業餘球隊的合作鏈，年輕球員自然能看見留在台灣的發展前景。政府亦應提供誘因，例如稅務減免或贊助媒合，鼓勵企業參與基層認養計畫，形成「從少棒到職棒」的完整發展路徑。當棒球真正成為全民文化，而非少數職業的舞台，任何外來聯賽的誘惑都難以撼動。 四、從防禦到共榮：台灣必須掌握主動權 若CPB真能落地實施，中國棒球的實力或許十年內可見成效，但同時也將改變海峽兩岸的體育生態。台灣不能只是被動應對，而應主動塑造「自主而開放」的體育政策，鼓勵民間企業、學界與體協合作，輸出專業與品牌，而非被動輸出人才。關鍵不在於「要不要與中國交流」，而在於「如何不被吸收」。唯有建立穩固的國內制度、完善的保障與文化自信，台灣棒球才能在全球化與政治競逐中站穩腳步。 筆者回想起黑鷹事件的教訓，到今天CPB的挑戰，台灣棒球一次又一次被迫面對抉擇。這一次，棒球迷該問的不只是下一場球誰會贏，而是：當國球成為統戰的標靶時，台灣還能守住純粹棒球的靈魂嗎？ 作者：林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