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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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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蘇聯的幫助,國民黨不可能戰勝北洋政府,不可能擁有強有力的組織,也不可能提出新的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而有了這個新的意識形態,國民黨就必須把自己改造成一個類似共產國際的國際性革命中心。

(五)作繭自縛

蔣介石在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組建國民黨的警察部隊的時候是有深意的。因為他跟蘇聯不一樣,他不想正式地跟西方翻臉。在名義上,他容許西方的一部分勢力,至少在沿海的這些勢力還繼續存在。但是,他希望通過狡猾的手段,用地下組織去做到他用地上組織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要在上海租界建立地下黨部,建立軍統和中統的情報機構,同時更重要的是,這些支部還要深入到東北和其他地方去,這些地方都是國民黨的軍隊打不進去而且也不大可能打進去的地方。但是間諜機構滲進去卻是很容易的事情。滲進去以後搞一點暗殺活動或者敲詐活動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有這個必要性,他才在二十年代搞出一個所謂特務世界。

辛亥革命後,日本友人來香港接孫文回上海。 圖片來源:牆外樓
辛亥革命後,日本友人來香港接孫文回上海。 圖片來源:牆外樓

用共產國際的標準來看,國民黨搞出來的這些特務機關其實是很拙劣的。但是從國民黨自身的傳統來說,這是一個破天荒的成就。在以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主要是依靠日本浪人,而日本浪人,他們的做法跟戰國俠客差不多,就是宮崎滔天(1871-1922 ,孫文《<三十三年之夢>序》:“宮崎寅藏者,今之俠客。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遊漢土,以訪英賢,欲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裏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勖勵極摯。方之虬髯,誠有過之。”)那些肆無忌憚的個人英雄主義者。這些人如果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抓起來以後,他絕對不肯把刀交給英國警察,他說,我們日本武士的規矩,刀就是生命,要我的刀可以,你先殺了我。英國人只好不要他的刀。然後問他,你在這兒幹什麽,以什麽謀生?他說,我們日本武士是不幹經商、不幹掙錢這種庸俗的事情的,武士的任務是行俠仗義,掙錢這種庸俗的事情商人可以幹,我們是不幹的。英國人問他,你們吃什麽?答覆說,武士四海為家,我們所有的朋友都會供養我們。英國警察不得要領,頭疼了半天,最後還是只好把他放了。這就是日本浪人做事的作風。跟著徐錫麟和孫中山搞革命、跟他們在台灣運軍火、在越南運軍火、在上海和南京來回奔走當情報員的日本浪人就是這樣的。他們是一幫無紀律無組織的角色,跟共產國際訓練出來的那批有組織有紀律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樣的。蔣介石很羨慕那些有組織有紀律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處有刪節,以下有刪節的部分,以“略”代替)情報員,所以國民黨最初期的情報機構是模仿中國共產黨,模仿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情報組織建立起來的。

這樣就造成另一個荒謬的結果:國民黨的情報機構剛剛建立的時候,它主要招募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而且這一點好像不見得是受欺騙的產物。你看徐恩曾(1896-1985,1927年“四一二”後參加陳果夫、陳立夫組織的中央俱樂部,1928年任中央組織部總務科長,1931年兼任調查科長,1936年任軍統局一處處長,1938年任中統局副局長(掌握實權),1945年被蔣介石撤職)和宋子文那些人事後發表的回憶錄,他們肯定要說是共產黨打入了國民黨的情報人員,產生了錢壯飛(1895-1935,1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底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1931年4月25日將顧順章叛變的絕密消息告知中共中央,使Zhou等得以逃走。錢在身份暴露後逃往蘇區)這樣的共產黨的匪諜。但這一點其實是很可疑的。像錢壯飛他們那種做法,你就真的很難相信徐恩曾他們事先是一點都不知情的。更有可能是,這是一種默契。因為蔣介石認為他很聰明,他會像凱末爾玩弄土耳其共產黨(凱末爾政府建立之初,由於沒有得到協約國承認,一度與蘇俄政府關係密切,這使得土耳其共產黨人滿懷期望地開始在土耳其開展活動。但隨著凱末爾政權站穩了腳跟,不久就發生了土共創始人穆斯塔法·蘇卜希和 14 名土共領導人被殺事件)那樣玩弄中共和蘇聯,利用蘇聯的勢力來反對西方,同時又把蘇聯的勢力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最後打一記翻天印(《封神演義》中的法寶)把他們全部消滅。蔣很可能是這麽樣搞的。

而且他面臨的另一個優點就是,國民黨原來在軍隊中間有一定勢力,在幫會中有一定勢力,但是搞黨務工作和情報工作,確確實實國民黨是遠不如蘇聯的。肯不辭勞苦地去搞基層組織或者搞情報組織這種人,一般都是國民黨左派。而國民黨左派中,潛伏的共產黨是非常多的。這一點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清黨的當時,最重點被清的對象就是國民黨的各黨部。所以蔣肯定是知道的。知道還這麽用,一方面是他人才不足,這發面的人才就是共產黨最多,他必須容忍一定程度的共產黨潛伏;另一方面他就算知道某些人是共產黨,只要這些人打擊的對象,比如說主要是張作霖、日本人和英國人,他對這一點可以假裝看不見。像錢壯飛這個人,國民黨在上海和東北的情報組織首先是他建立起來的,打擊的對象主要是張家的勢力和英國人、日本人的勢力。然後等到他最後坑到國民黨頭上的時候,蔣介石還是把他搞掉了。搞掉他就說明是蔣肯定是早已經註意到他有一些可疑之處了,但是只要你這些可疑之處沒有直接損害國民黨的利益,而是損害帝國主義利益,我就暫時先放長線釣大魚,等你反過來咬到我頭上的時候,我再把你一刀搞掉。這其實就是凱末爾在土耳其對付蘇聯的做法,而且這個做法是成功的。所以蔣很可能就是這麽做的。

這個做法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基本上出現了完全失控的局面。也就是說,無論國民黨在東北基地、在上海基地還是在南洋的基地,都出現了一個被篡奪的現象。就是說,也許在三十年代剛剛開始的時候,國民黨的情報機構是有意地用共產黨員,但把他們控制在不出大事的範圍內,一出大事或者是一出現明顯的危險,就把他們做掉;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國民黨自身的勢力出現衰竭,就漸漸出現了反客為主的現象。結果,馬來國民黨和加裏曼丹的革命同盟最初是國民黨影響的主要對象,但是在後期,漸漸地被內部的共產黨顛覆。隨著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以後,情況完全失控了。結果到五、六十年代以後,國民黨在南洋群島的組織幾乎全被共產黨所替代了。而國民黨在那兒的代理人還必須反過來跟英國人和後來的馬來西亞聯邦的當局合作,為了保全他們在華僑社區的殘余勢力,跟他們合作剿共。

國民黨的另外一個重要基地是越南。越南國民黨跟張發奎(1896-1980,先後參加驅陳(炯明)、北伐,戰功顯赫。寧漢分裂時擁護汪兆銘,“南昌起義”的軍隊為其叛變的部下。抗戰時期指揮過淞滬抗戰,後任第四戰區司令。1949年後居於香港)的粵系、李宗仁的桂系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與其說是法國殖民地的一部分,倒不如說是國民黨派系的一部分。在政治上講,一直跟蔣介石貌合神離那些南方系勢力走得很緊。抗戰開始以後,國民黨依靠滇越鐵路作為主要供給線。在這個期間,越南國民黨的勢力發展得最快。蔣介石和張發奎對他們都寄予非常重大的希望,希望將來在日本失敗以後,能夠借助越南革命黨改變越南的政治版圖。後來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討論戰後安排的時候,曾經專門問過蔣介石和宋子文,問國民政府是不是對越南抱有野心,還暗示說,如果蔣願意要越南的話,實際上可以把越南劃給他。蔣介石一口否認了這一點。但是從當時和後來的發展來看,他實際上是口不應心的。他可能沒有要吞並越南的企圖,但他肯定像對朝鮮一樣,他希望在越南和朝鮮都建立親國民黨的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金九(1876-1949,早年參加東學運動,1919年後流亡中國,1932年策劃櫻田門事件,受其指揮的李奉昌刺殺昭和天皇未遂,又與王亞樵策劃虹口公園爆炸案,指揮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炸死正在慶祝天長節的日軍大將白川義則等人,1935年組織韓國國民黨,1944年成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日本投降後反對南部單獨建國,1949年被刺殺)和他的臨時政府就是發揮這個作用的。他們本來是打算在日本投降的時候派到朝鮮去,在朝鮮建立親國民黨的政府的。

而越南國民黨做的比這些更過分一點,他們在日本占領的後期,已經有了自己的遊擊隊和地方武裝。從組織角度來看,越南國民黨建立的武裝組織和地方組織,比國民黨在華北地區的地方組織還要稍微強一點,論錢論槍都要更多一些。隨著1945年國軍進入越南北部,越南國民黨的勢力一度到達了最高峰。他們在紅河三角洲一帶以及順化邊境一帶,已經有了每支人數超過五、六千的隊伍。但是他們的軍事組織還沒有完全連接起來。出於外交上的形勢,國軍不得不撤出越南。他們撤出越南以後,越南立刻就發生了一場小內戰,形式上講很像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的內戰,胡志明的越南共產黨和越南國民黨在1945年和1946年之間也經歷了一場非常殘酷的內戰。內戰基本是按照殺全家的方式進行的。像後來南越的總統吳庭艷,他的全家就是在這場內戰中間被越共方面給活埋了的。

這場內戰在進行的過程中間,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勢力都同時進入了越南北部。共產黨後來派出的人,像陳賡這些,早在法國人重返越南以前,已經在越南的西北邊境,就是連接中國雲南、廣西這一帶的邊境,建立了牢固的根據地。在控制北越西南部和越南東北部港口的過程中間,他們最大的障礙就是越南國民黨和從廣西越境進入越南為越南國民黨作戰的桂系官兵。可以說,從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的狀況來看,也就是說是,在六、七十年代蘇聯大批用先進武器武裝越南以前,可以說是,越南和中南半島的軍隊,無論哪一方面的軍隊,戰鬥力好像都不如中國軍隊。因為桂軍派出去的那些為數不過幾百人的軍隊在越南內戰中發揮的作用好像跟他們的人數很不相稱。這些人如果是在中國內戰中間,幾百人,甚至幾千人都算不上什麽;但在對付越共的戰爭中,越共好像是非常忌憚他們,他們經常能夠以一當五、以一當十地作戰。

最後在日內瓦談判(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以後,北約完全撤出以後,法國軍隊撤離了越南,越南國軍在北方的勢力完全崩潰了。多達一百萬的天主教民兵在倉促的逃亡過程中間乘坐美國軍艦逃走,而戰鬥人員只有幾千人,加上家屬也不過幾萬人的這些桂軍的殘留部隊,卻好像是非常有戰鬥力,憑借他們的武力,一路從北越殺開一條血路,殺到南越。後來他們在南越起了一個名字叫做龍族人,其實這個族的含義跟緬甸的果敢差不多,只是為了避開中國或者中華這個名詞而已,其實他們就是從北方,中國這方面過去的華人。越南方面和緬甸方面都不願意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所以他們只能說他們是當地一個少數民族,自己給自己起一個名字。

在1945年和1946年的內戰中,越南國民黨和越共之間的戰役,每次戰鬥中間,規模最大的大概只有五、六千人到兩、三萬人參戰。戰爭的結果是越南國民黨的勢力基本上完全被打垮了。經過這次鬥爭以後,越共才逐步地接管了大城市。從中央情報局在1954年發表的那個越共情況報告就可以看出,他們接管大城市的那個基本程序,跟共產黨接管華北的基本程序是一模一樣的,也同樣是建立軍管會,然後依次進行社會清理,整個模式是跟劉少奇在蘇北時的領導程序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們進駐這些城市以後,所採取的第一批措施,就是打通中越西北邊境,打通越南和老撾邊境,在這裏建立秘密的交通線。等到法國軍隊和法國人武裝的越南國軍在五十年代中期重返越南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只能占領紅河三角洲這個核心地區,靠北部邊境,靠中國邊境的地方,和靠近老撾邊境的地方,已經無法占領了。法國人回到越南,一開始就陷入一個三面被包圍的狀態,只占住紅河三角洲。紅河三角洲以北、以西和以南,都已經變成越共的天下。法國人不得不修建一條所謂的德拉特防線,就是繞著紅河三角洲,修建一個堡壘群。在這個堡壘群之內,法國人和天主教徒的民兵能夠勉強維持;這個堡壘群之外,已經是越共和中國援助隊伍的天下。中國援助者的主要代表是陳賡,邊界戰役基本上是在他的指揮下進行的。

國民黨在南洋的分支中間,一個比較小的分支就是加裏曼丹的革命同盟。革命同盟實際上跟台灣的革命同盟會是同一系列的組織。它是在以當地華人社區為主建立的一個中左派組織。北加裏曼丹主要的居民其實不是華人,它有很少的英國殖民者和大量的生活方式離森林部落相差不遠的土族人。但是比較符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也只有華人居民。可以說,華人居民盡管在當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但他們實際上是英國殖民地主要的勞動力和主要的稅收來源。叢林中間那些比較原始的部落居民其實是無法征稅的。他們也沒有什麽生產。但這不是說他們的生活一定很糟,因為熱帶叢林環境中很容易有大量的物產。當地人實際上是,如果你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吃飽肚皮的話,你簡直就是不用勞動,就是摘野生香蕉和水果好像已經足以吃得大半飽了。基本上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在部落的宗教傳統、娛樂儀式和其他各種活動中間,他們基本上不能從事資本主義性質的勞動。英國人在這些殖民地搞的主要產業,不得不依靠華人移民充當勞工,而革命的意識形態也主要是在這些華人移民中間展開。名義上叫做加裏曼丹革命聯盟,但是革命聯盟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華人組成的。

而這個革命聯盟,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步地落入了共產黨的手裏面。這時候國民黨已經敗退到台灣,無能為力了。當地華人已經開始有些人覺得北京才是新興的希望了。接下來就是中蘇決裂,中蘇決裂導致了雙方對亞非拉革命組織的競爭升級。中國共產黨在廣東召開會議,召集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參加會議。而葉劍英寫了他那首著名的詩,所謂的“赤道雕弓能射虎”(葉劍英作於1956年秋的《七律·遠望》:“憂患元元憶逝翁,紅旗縹緲沒遙空。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龍。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轉還憑革命功。”),意思就是說,中國將要在南洋推行大規模的輸出革命的工程。北加裏曼丹的革命聯盟在這個時期就最後脫下了它的面紗,正式改組為共產黨,而且效仿越南共產黨的先例,展開了叢林遊擊戰。這樣的叢林遊擊戰,隨著馬來叢林遊擊戰的失敗,也就跟著失敗,最後他的殘余的人員走出叢林投降。有一部分後來移居到海南島,永遠離開了馬來西亞聯邦。

國民黨有沒有在其他地方建立革命組織,這個不好說。我剛才談到的這些,包括朝鮮、台灣、西藏、越南、馬來西亞和加裏曼丹,這些組織是已經存在,而且從事過武裝活動的。國民黨在海外,檀香山、哥斯達黎加,其他地區的那些比較老派的華僑社區裏面,其實也是有類似的組織的,也是收到過一些錢的。但是因為這些地區屬於那種政治秩序組織比較好的地方,沒有發生過武裝鬥爭,國民黨在這些地區的組織是在五十年代以後才緩慢衰落的。檀香山那個老營,等於說是國民黨的大本營了,恐怕比南京和廣州的組織維持的時間還要早一些,因為那些地方是美國的領土,所以它不可能在那兒搞革命活動,但是當地的黨組織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還是在積極活動的。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它認為是這樣的,它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交涉,對它既是福又是禍。是福,不僅是因為沒有蘇聯的幫助,它不可能戰勝北洋政府,建立新的國民政府,更重要的是,蘇聯對它提供了一種相當於是公司重組方案的組織模因,依靠這一套組織方式,它才能夠搞出比原來更強有力的組織。沒有這樣的組織,它不可能實現有效的動員,抗日戰爭是無法爆發的,它也沒有辦法把它的勢力延伸到傳統的大清邊界以外的地方去。如果沒有這些組織的話,那麽國民黨不大可能提出新的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因為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其效果差不多就像恩維爾帕夏(1881-1922,青年土耳其黨領袖,奧斯曼帝國末期的強力人物,鼓吹泛突厥主義,主張建立以奧斯曼皇室為首的突厥民族大帝國。他把土耳其拖入一戰,戰敗後先後流亡德國、蘇俄,後投入中亞的反布爾什維克活動,在帕米爾高原被蘇俄紅軍擊斃)提出的那個泛突厥主義意識形態,對新的國民政府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非常危險的負擔。如果國民黨停留在同盟會時期那個意識形態的話,它不但不會提出中華民族的這個概念,而且還會激烈反對這種概念,因為這種概念把太多的異質性成分引入了它預設的政治空間中間。有了這個新的意識形態,國民政府就必須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類似共產國際的國際性的革命中心。

僅僅是這一點,就註定了抗戰前和抗戰後的國民政府很難變成西方盟國的一員。因為西方盟國對於東亞的態度始終是曖昧兩可的,可以說,盡管一戰前的條約體系已經瓦解,但是他們並不希望任何人的勢力發展到過於強大的地步。日本人占領東亞大陸是他們厭惡的,進攻南洋的殖民地是他們厭惡的,而國民黨如果以同樣的方式發展勢力,來接替日本人在亞洲大陸的勢力,也是他們同樣厭惡的。這一方面,英美兩國是有一定差異,但基本點還是相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占領滿洲以後,英國外交大臣西蒙(John Allsebrook Simon,1873-1954,第一代西蒙子爵,曾任內政大臣、外交大臣和財政大臣,時任麥克唐納內閣的外交大臣)最初的想法就是,幹脆承認滿洲國獨立算了,認為日本在滿洲有一定的合法權利,而這些合法權利已經是被國民政府侵奪了。

然後李頓調查團(1932年,國聯組織調查團來華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英國的維克多·布爾沃·李頓伯爵(1876-1947)為調查團團長。調查團在沈陽、長春、吉林、哈爾濱等城市進行了四十五天調查,於10月2日同時在南京、東京、日內瓦公布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報告書否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是合法自衛,同時承認日本在滿洲有合法權利,建議滿洲在中國名義主權下由國際維和部隊保護實行自治)來的時候,它提出的方案實際上是這樣的:建立一個滿洲自治邦,這個滿洲自治邦要由國際聯盟派出的代表建立一支獨立的軍隊,自治邦的主要大臣要由國際聯盟派出去的專家顧問所肩負,中日兩國同時靠邊站,把滿洲變成一個緩沖國。這種方案其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實際上是歐洲國際社會在解決類似的爭議的時候所採取的慣常方法。至少有兩個國家是這種方法建立起來的,巴爾幹的羅馬尼亞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挪威。再往前推,1830年的比利時王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方法建立的。

比利時王國之所以建立,它主要的理由是英法爭霸,英國人不能容許比利時的親法勢力脫離荷蘭以後,把比利時並入法國;而法國人也不容許在英荷兩國存在實質聯盟的情況下,把法國邊境控制巴黎心臟這個要害之地放在英國人手裏面。雙方妥協的結果就是建立一個獨立的比利時王國。比利時王國其實不是比利時人自己想要建立,而是英法鬥爭迫使他們非要建立不可的。羅馬尼亞和挪威也是如此,挪威是英德競爭的產物,而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些國家是英俄德三角競爭的產物。這些地方的地位跟滿洲在中日兩國之間的地位是一樣的。

國際社會斡旋的最後結果就是,讓當地先空出來,然後迎立一個沒有得罪任何人、地位非常中立的親王去當這個小邦的國王,然後設置一段緩沖期,緩沖期結束以後進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決定他們將來的歸屬。結果公民投票的結果一般是讓這些爭議地區變成一個獨立的小王國。這樣做,企圖爭奪這些地方的所有大國都可以差強人意地滿意的。歐洲之所以有這麽多小國,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這種遊戲規則的適用。如果中日兩國在李頓調查團來的時候都願意接受這樣的緩沖方案的話,那麽,國際聯盟設計出來的這個東北自治政府和它由國際聯盟負責管理的軍隊和政府,實際上早晚會把關東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挪威或者是羅馬尼亞式的獨立王國的。而這個王國一旦產生,實際上後來由東北而起的抗日戰爭和其他諸如此類的衝突都不會存在了。

你從滿蒙邊區和東南亞邊區這些曖昧的地帶,就可以看出,西方國家對國民政府的態度是非常曖昧的。他們實際上是採取一個不讓任何一方過於強大的態度。一方面他們明確地反對日本人進入亞洲大陸,但是反對程度是不一樣的,日本人進入滿洲的情況下,他們也採取所謂的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曾任陸軍部長、國務卿,九一八後宣布美國不承認由武力造成的中國獨立與行政完整的變化)主義和不承認主義的狀態,但是不承認的同時,他們也要強調,國民政府也侵犯了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利。這些條約權利產生的時間比中華民國更早,中華民國沒有權力廢棄這些條約權利的。他們調停的結果,是讓日本人撤退,但是同時,也要讓國民黨撤退,是一個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

日本人越過長城進入中國內地的時候,他們一次一次要求日本人撤退的,但是他們並不認為戰爭責任是屬於日本一方的。盡管蔣政府在盧溝橋事變以後做了很多宣傳工作,但是你從當時的外交報告上就可以看出,英國的外交報告是非常堅定地說,責任不在日本一方。證據非常清楚,因為,第一是駐在京津走廊的日本軍隊是根據辛醜條約布置的,性質上就相當於是國際維和部隊,軍事演習是長期以來的慣例,並不是國民黨所謂的侵略活動,這種軍事演習從義和團時代一直到後來北洋時代一直是例行舉行的。進行演習的日本軍隊帶的是空包彈,沒有實彈,這樣的軍隊是不能打仗的。最重要的就是,在事變發生當時,負責指揮日本軍隊的日本高級將領,不是在生病就是在休假。如果真是日本人打算策劃事端的話,怎麽可能這些高級將領全都不在崗,軍隊處在沒人指揮的狀態下?

所以他們並不相信國民政府對於戰爭理由的說辭,而且他們並不想要認真追究到底誰是誰非,一味地提出要以恢覆戰前狀態為條件,促使雙方共同撤兵。按照這種方式進行的條件,實際上吃虧的是蔣介石政府。恢覆戰前狀態,就等於是國民黨的核心地帶已經被打爛了,然後重新恢覆戰前狀態,等於是重新簽署淞滬停戰協定或者是塘沽停戰協定,這對於國民黨來說,等於是它的一切抗戰工作就完全作廢了。所以它害怕和約達成的程度是遠遠超過日本的,日本的態度實際上反倒是接近於以戰迫和,它主要是只想保證滿洲方面的安全,在華北建立一個緩沖區,已經顧及了皇軍的面子,對於內地來說反而沒有強烈欲望。而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如果不能拖住日本,把它拖垮的話,它這場戰爭就算是白打了。

(原文出處:牆外樓[連結])

延伸閱讀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 [連結]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二) [連結]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三) [連結]

[轉] 劉仲敬:大棋局 — 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四)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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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今天處理得死刑公投,又即將在下周處理其所提出的反戒嚴公投,但這完全是荒謬的歷史顛倒,更違反憲政原則。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62條,立法院職責是立法、審查預算、監督政府,而非政黨謀求自身權力利益的平台。特別是反戒嚴的公投,涉及總統職權,卻被藍白操作成政黨失去總統大位後,用來擴權的工具,這嚴重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至於戒嚴,真正的祖師爺是中國國民黨,卻從未見該黨真心認錯懺悔。 首先,曾經實施戒嚴的是中國國民黨,而民主進步黨從成立之初便致力於爭取解除戒嚴,如今卻由當年實施戒嚴的政黨,主導反戒嚴公投,這不僅顛倒歷史,更是對台灣民主運動歷史的侮辱。試想,一個曾經實施戒嚴、壓迫人民自由的政黨,如今自稱要保障人民不再經歷戒嚴,這種言論與作為,如何能取信於民? 再者,國民黨在公投提案中聲稱希望台灣青年不要因戰爭而家毀人亡,但歷史事實卻顯示,過去真正使台灣人民家毀人亡的正是國民黨自己。從1947年開始,國民黨長期以戒嚴狀態濫捕濫殺,造成許多青年無辜犧牲。今天竟然由國民黨來提出「反戒嚴」,猶如兇手自稱要替受害者主持正義,這無疑是對歷史的諷刺與羞辱。 此外,國民黨今日聲稱反戰反戒嚴,事實上,歷史上的戰爭和暴力事件多數由國民黨所主導。1953年國民黨發動的東山島海戰,國軍死亡831人,皆是在國民黨撤退來台後發動;1987年七三慘案,手無寸鐵的難民遭國民黨政府屠殺,當時執政者蔣經國,甚至未對肇事者做任何懲處。這樣一個歷史包袱沉重的政黨,從未向台灣人民誠懇道歉,更從不承認自己就是暴行兇手,寧願選擇遺忘。如今,卻宣稱要避免戰爭與戒嚴,這樣的說辭,令人難以接受。 更令人擔憂的是,國民黨透過烏克蘭戰爭事件,試圖將其反戒嚴訴求與國際情勢混淆,卻忽略了烏俄戰爭的真正本質:俄羅斯的軍事侵略,伴隨思想改造、語言消滅及民族壓迫。回顧歷史,國民黨在台灣實施的正是此種統治方式,包括禁止台灣人說台灣話、推動思想控制,這些歷史的罪行,至今尚未獲得充分的道歉與懺悔。 事實上,若戰爭真的發生,受到傷害的不只是青年,而是整個國家與所有人民,包括現在協助中國進行政治宣傳的人士也將無法倖免。國民黨甚至在公投主文中出現嚴重錯誤,凸顯出其對自身歷史的心虛與不敢面對,這也正是造成國會紛亂與民主品質下降的原因之一。 最後,必須嚴肅提醒各位,台灣曾遭受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是全世界最長的軍事戒嚴。而這是國民黨為政黨利益而施加的暴政,造成許多民主前輩不惜生命與青春抗爭,才終於換來今日的民主自由。民進黨堅持捍衛民主自由,絕不會允許戒嚴思想再次復甦。我們今日的反戒嚴,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是以行動堅決防止歷史重演,確保台灣民主永不倒退。 作者:慎之

如何破解2個中國政權的對台主權謊言?

2025年適逢二次大戰終戰80週年,面對戰後至今的國際秩序,川普總統執政下的美國意欲調整它,而中俄等挑戰者更是懷抱將它推倒、以自身意志取而代之的念頭,因此使相關歷史的詮釋主導權,成為各方無硝煙的戰場,這其中也包含「如何界定台灣戰後主權態樣」的大哉問,又以中國對其挑戰為最力。 與「二戰後的台灣主權態樣」有關的問題,其爭點集中在以下2個方面: —如何判斷開羅宣言以降、直到舊金山和約與其附約為止,一系列與台灣主權地位有關的國際法法律文件的效力? —聯合國大會1971年2758號決議,除了處理2個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以外,有涉及到台澎主權的歸屬嗎? 關於這2個問題,目前系涉各方的立場如下: —美國為首、並有捷荷等國參與的西方多國,透過立法權及行政權多管齊下,目前將重點著力於否認2758號決議之涉及台澎主權歸屬,舊金山和約則作為其較未特別強調的背景性因素。 —中國為首、並有俄羅斯與其附庸附和的一派,則基於其所謂反法西斯、反納粹的基調,宣稱「僅憑開羅 宣言及波茨坦公告,即可證明中國已擁有台澎主權,而舊金山和約沒有中國與蘇聯參與、對中俄無效;至於2758號決議,則是中國對台灣領有主權的再度確認」。 —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立場,為維持其自認的領台正當性,其投機主義心向與中俄不相軒輊,一方面在各份國際法法律文件的判定上,特別是開羅宣言到波茨坦公告的部份,抱持與中俄相同的立場,但與中俄不同的是強調日華台北和約,在確定中華民國領有台灣主權中的重要性;不過在2758號決議方面則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同調、否認該決議之涉及台澎主權歸屬。 先不論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目前還沒有打算從「舊金山和約第2條(b)項,僅規定日本放棄台澎主權、而未規定其繼受國的方向」切入,處理台澎建國課題的情況,中俄一派與「中華民國在台灣」,依靠其自認為有利的國際法文件,各自宣稱據有台澎主權的情況,對台灣人而言,則是不折不扣的謬論與謊言,因為: —就國際法文件的效力判斷而言,開羅宣言是峰會會後新聞公報、波茨坦公告與日本對盟軍降書只是意向表示,戰敗國外地領土的處分,終究還是要以作為終戰和約的舊金山和約為準,俄羅斯前身的蘇聯不予簽字、以及中國代表權的問題,都不會影響和約的終局處分效力。 —觀2758號決議,無論是聯合國官方英文、抑或中文文本,都只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作為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會員國、以及將蔣介石政權代表從聯合國與其附屬機構驅逐出去的事案,根本無涉於台澎主權所屬。 面對過去蔡政府對台灣主權與國家定位議題的模糊處理,以及循二戰終戰80週年再起、與台灣主權有關的各種謊言,台灣人有必要走出過去幾年中華民國在台灣製造的迷霧,依據國際法的論理與知識,維護台灣人循住民自決啟動建國程序的正當權力。 作者:江夏生

台灣的祖廟迷思:泉州廟宇來台遶境是統戰還是交流?

台灣民間有豐富、熱情的民間信仰,每逢農曆三月媽祖生,可見萬巷無人、全台轟動之勝景,尤其近三十年來隨著兩岸開放,台灣民間信仰對中國祖廟的情結如同國族迷思一樣,與兩岸政治剪不斷、理還亂。綜觀台灣多數廟宇的主神,因傳自對岸祖廟香火,故來台後仍定期有謁祖活動,以增加台灣分靈廟宇靈力,然而,隨著近現代戰爭頻繁、兩岸分治,阻絕兩岸進香路線。                就以媽祖進香為例,為何多數媽祖廟選擇進香北港朝天宮,當然說法不一。目前,台灣北中南跨縣市遶境活動,可追溯日治時期面臨外來政權殖民,精神上為抗拒殖民政權,台灣人轉而熱衷宗教活動,形成我者與他者區分,此是台灣從文化到身份認同獨立性的起源。加上戰後不久迎來長期戒嚴,祖廟進香更不可能,反而形成獨立宗教圈,如白沙屯媽祖改向朝天宮進香。然,到1980年代兩岸解禁,許多廟宇赴「久違的祖廟」進香,甚至大量捐獻來修建許多被文革摧毀的廟宇,如今,這條兩岸唯一饒富歷史意義的情感紐帶,隨著統戰介入,染成赤紅,是政治紅、不是宗教紅。     就此次泉州廟宇來台與白沙屯會香,網路上因台灣人群政治分裂嚴重竟也分化兩種聲音,一者是執政當局深知統戰融入灰色地帶,無所不入試圖形成「台灣文化皆源自中國,故台灣當如兒子孝順父母般,回歸懷抱」故必須防;另一面即在野黨,尤其極端反綠者,竟言政府打壓宗教與言論自由,豈不知自由的底線是防止民主秩序毀敗?一旦有潛在危機,必然是在容許與限制中尋求均衡,而非訴諸情感或隱藏黨政般全然反對。                 會香一事,除了陸委會當審慎考量外,特別對宗教統戰部分,仍須以宗教對宗教。首先,先了解統戰涵義,統戰行之有年,是統一戰線的簡稱,是中共對世界及台灣,企圖串連各階級族群人士,以認同紅色政權為基礎,實則達成上下從屬關係,而非達成階級解放。故統戰始終如果變形蟲一般仍隨機應變、滲透各界,故從法律到執行面必須防。其次,最重要者仍是精神上的防備,由於以法律防範,往往引來民眾不滿,遂成他黨攻訐口實,故以宗教統戰為例,我們必須透過宣島及建立地方文史工作,建立人民新觀念。一者,中國歷經十年文革,官方又號稱無神論,許人民信仰馬列主義,廟宇不過是黨控制的延長,故對岸各祖廟在建築上已失古意,也許在破四舊的諸神浩劫中,神明們都逃來台灣了吧!            是故,台灣無須在信仰上自卑,或受特定政黨煽動,仍將對岸祖廟視作如同政治意義的朝貢對象,實則台灣媽祖信仰不遜於湄洲媽祖。首先,媽祖埋骨之地為金門,如今留有遺蹤;其次,新竹媽祖廟神像保有疑似媽祖本身頭髮,再來是台灣各大廟宇如鹿港天后宮、朝天宮等仍有大量湄洲祖廟古神像、信物等。最甚者,還是國民信仰氛圍,從憲法保護宗教自由到民間熱情參與宗教事務,出錢出力遂成為台灣文化獨特部分,若依舊深陷在祖國異夢之中,試問面對一個動輒百萬人流動的宗教信仰,若不幸統一難道不會被無情打壓嗎?因此,我國媽祖信仰,無論實體、精神或信徒參與,以從湄洲轉移台灣,台灣成為天后祭祀圈「新聖地」、「新祖廟」,所以不要再被政治力影響單純的信仰,才是宗教自由的真諦。 作者 / 劍藏鋒

「反綠共」?

「反綠共」當然是指反對「綠色共產黨」,所以共產黨也可因顏色而分,有綠色共產黨、藍色共產黨、紅色共產黨、和白色共產黨 。 創造「反綠共」這個名詞的中國國民黨,開始非常得意,百年大黨仍然像年輕人一樣,春秋正盛,創造力豐沛,可以巧立名目,非尋常人所能及 。 不幸很快的,許多台灣百姓開始懷疑,照道理:你們若是「反綠共」,你們反不反「紅共」(紅色共產黨)?是不是你們只想反「綠共」,不反「紅共」?這就會令台灣人民一頭霧水,到底為甚麼呢 ?總要說出個道理來吧 ? 是不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名稱有中土之名,「中國共產黨」也有中國之姓,因此不能反也不敢反。兩者本是炎黃之後,又是同根,名正而言順,相看兩不願。再怎麼樣,也要「床頭吵,床尾和」!偏偏殺千刀的「民進黨」不願自稱是「中國民進黨」! 中國國民黨願意說出這番大道理,許多台灣百姓會反問:你們國民黨可以這樣說,只夠說明中國國民黨為甚麽「反綠」,怎麼會是「反綠共」:何況,民進黨又沒有像中國國民黨的中山先生說他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是和民進黨的意識形態,八竿子打不著! 好像民進黨從來沒有人在傳播「馬克斯主義」,所以沒有黨的大人會說要「不忘初衷」。民進黨不管對蔣介石有多少強烈批判,有一點許多黨人倒是說的不乾不脆:蔣介石是「反共」,因反共而「保台」,至少因此台灣人躲過當「紅衛兵」「紅小兵」、和「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惡運。 是不是中國國民黨天縱英才,深謀遠慮,了解台灣人民有深而闊、根深底固的「反共」DNA,所以要把萬惡的「共產主義」,以泰山壓頂之勢,扣在民進黨頭上,指鹿為馬,把白布搓揉,染到烏黑:民進黨不只是綠的,而且是共產黨,—— 他們就是「綠共」,綠色共產黨,令他們在泰山壓擠之下,翻身不得! 悲慘的中國國民黨想害人,卻不知道如何下手,才能取信於台灣人民?他們只會千言萬語把把民進黨抹成「綠共」,是不會有太多台灣人相信。國民黨病急亂投醫,只得再耍出另一惡招,為台把民進黨的頭頭抹黑成「希特勒」,卻不知「希特勒」是歷史上最惡毒反共的政治人物。 所以國民黨思想混亂,自打嘴吧:一方面要說人家的黨是「共產黨」,另一方面又說人家黨的領導人是和共產黨不共戴天的「希特勒」:國民黨是不是前進一步,後退兩步?闢腿闢大到前進不得,只得匍匐而行,且看他們會橫行到幾時 ? 前一陣子,國民黨朱主席最愛談「中華民國史觀」。他的史觀大概會為通達民國史的知人先進所晒,義不達也 !這就是國民黨最大的問題:他們不敢面對民國史的最大災禍是來自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從此民國歷史轉入「集權化」、「秘密組織」、「穿起制服」和「思想統制」。紅軍、赤黨那一套都學上了。 你我可以理解,中山先生為何變成人家的「革命先行者」。國民黨黨員在起立站好,默念國父遺囑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會不會深思到底是甚麼「革命」?誰才是真正的「同志 」? 今日的國民黨人有這樣的人才,能作這樣的歷史反思,智慮、知行有如中山先生級的人物,有能力作對孫中山「容共聯俄」作批判 ?要重新建立國民黨新的理念,才會知道「中華民國史網」要怎麼寫 ? 還是要像「退將」起立站好,聆聽別人家領袖的訓誨,覺昨日之非、今日之是:原來「中國共產主義」才是中國人從「同治中興」以來一直在尋找的寶貝 :中國共產主義理當是民國史的結局,中國歷史向前演化的結束,我們要中國國民黨幹甚麼?The End ! 作者: 李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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