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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時宜的威權時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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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識抬頭的現在,從學生到每一個公民,都在嘗試著突破過去舊時代所設下的各種藩籬與無理的限制,個人自由的開展、民主法治的主張,成為這一兩年以來,台灣社會不斷在自由與公民權利上有所進步的基礎。近日,一波向學校主張自主權的浪潮在校園裡洶湧的展開,從要求女宿取消宵禁,到取消強制穿制服,學生們開始試著從保守的舊時代中脫穎而出,儘管受到許多「出社會」的人士批評,他們依然為了保護自己自主決定、自由發展的權利而發聲,這種不向權威低頭的態度,可以說是新一代公民重視自我權利的展現。

圖片來源: 網路圖片
圖片來源: 網路圖片

然而,校園裡抗議聲起,在同樣的校園裡卻有著壓迫者遺留下來的身影-教官。在學生要求取消制服獲得教育部修改法令後,竟爆出有教官嗆學生「誰要遵守法令啊」的事情,更有甚者,有些教官透過媒體報導,鼓吹穿制服、管學生是為了他們好,這除了透露出教官心中認為學生應該事事服從的保守心態,更讓人懷疑教官的設置到底是為了什麼?再者,面對學生與公民主張權利與改革的事件,教官所造成的問題並不止如此。今年2月,政大教官撕毀其校內社團的228海報,進而引發「教官是否應全面撤出校園」的爭論,導致政大、東吳、台大與北大4所學校的學生聚集到教育部前抗議,力主「教官退出校園,落實轉型正義」的訴求。

從這些事件中,我們看到,教官在教育體制內似乎扮演著一個保守派的角色,反對改革似乎成了許多人眼中的教官的性格,但教官的定位似乎又隨著社會變遷而在改變當中。追本溯源的來說,教官的設置很大的原因是在戒嚴時期為了監控學生與言論自由,然而,在當前相對民主化的台灣社會,即使大法官業已於450號解釋中以大學自治為名讓各校自主選擇是否設置教官,但實則我們的大學校園大多數仍設有教官,這不禁令人納悶,設置這些教官的目的與功能是什麼?監控學生?還是像政大教官那樣束縛學生的言論自由?

對於教官退出校園的訴求,教育部的回應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其一是主張教官設置乃大學自治的範疇,教育部予以尊重,然而,教育部隨之在第二個部分為設置教官一事進行辯護,教育部宣稱:「教官制度隨著我國民主政治之發展而轉型,業務職掌因應校園的實際需求而大幅調整」,其業務範圍限縮為「校園安全維護、學生校內外生活輔導相關工作、推動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教育服務役役男教育訓練及服勤管理及依學校需求協助辦理學生事務相關工作」,同時,「學校教官已轉型並融入校園為教育工作者,擔任校園安全維護、協助學生生活照護、緊急與危機事件救助協處及反黑、反毒、反霸凌等工作。」,易言之,教育部對設置教官一事的辯護是主張,教官已經隨著時代轉型成軍訓教育者與校園守護者,這包括了讓教官維護校園安全、推動國忙教育以及輔導協助學生生活等工作,但教育部卻未能發覺這番言論背後的荒謬性,我們大可問道,為什麼這些工作必須交由具軍人身份、受軍事教育的教官才能進行?教官有接受過相關校園輔導的訓練嗎?校內外的緊急與危機事件處理有什麼非得由教官來做的理由嗎?教育部所主張的這些職務內容有哪一項一定只能由教官來執掌?教育部似乎沒有察覺到這個大問題,而徑直的給出這種令人感到難以置信的回應。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進入民主與多元的時代,教官在校園內的必要性就更加式微,在多元時代不僅強調彼此尊重,也強調專業分工,出身軍人的教官在各項校園事務上能比得上受專業教育訓練的人員嗎?在校園安全維護上,單單靠著一個學校裡少少幾位教官就能維持嗎?那還不如交給有專業能力的民間保全系統來維護不是更為可靠?其實,我們或許可以猜想一下教育部這番言論背後的理由是什麼,看起來教育部是要求尊重教官作為校園守護者的地位,實則,教育部的回應只是為了各校節省勞力支出找藉口,畢竟讓幾位教官在國防教育外,還要承擔校園守護、學生輔導、處理緊急與危機事件救助等職務,透過教官制度一次解決校安、輔導與危機事件處理等多項事務,讓教官從事各種多樣的職務,根本是透過壓榨教官勞力來節省聘請專業人員的經費,達到節省勞力開支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教官作為一種工作成為一種政府機關被默許,甚至承認可以壓榨的勞動力。正如,這個社會為「便利商店店員領一份薪水卻什麼都要會做」這件事感到憤慨時,其實教官這份職業也具有同樣的危機,只不過,透過教育部的聲明,我們更明朗的發現,連作為行政機關的教育部也默許了各大學可以把教官當成「萬能人力」來利用。

總的來說,教官退出校園是有意義的,一方面在多元民主的台灣社會,校園早已沒有教官制度存在的必要,我們有更多專業分工的人力可以取代教官的存在;另一方面,教官制度失去存在意義的另一個理由,乃是教官在現代竟成為了「什麼都要做」的職務,竟然一人就必須同時承擔校安、輔導、緊急事件處理等等工作,這使得教官成為在校園勞動中被剝削、壓榨的對象。由此,讓教官退出校園不僅是時代趨勢,更是因為教官制度已經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對於現任的學校教官來說,他們也在這樣的趨勢中淪為被政府與學校壓榨的勞動力,那麼還不如讓教官回歸真正的國防體系,做他們專長的事務,才能真正貢獻出他們的能力,否則,接受多年的軍事教育,只是像教育部所說的那樣「每天上、放學期間,教官均在校門口協助維護交通安全」,做這種宛如導護媽媽的工作,對於接受軍事教育的軍人來說,不僅是大材小用,同時教官被教育部用這樣刻板的方式形容,難道教官也不感到心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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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 教育部
2016-06-30 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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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總統直選為何改變台灣?從政黨輪替到抗中保台共識,解析憲政改革關鍵

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總統直選。在中國首次大規模飛彈演習、武力威嚇之下所完成的這場選舉,不僅僅象徵台灣民主的里程碑,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對於「我們是誰」的自我確認,總統選舉的魔力經常難以言喻,非一般國會議員選舉能比,一如卡爾維諾筆下那位原本對投票嗤之以鼻的左派知識分子,對於「一人一票神秘魔力」的親身體驗與感受。 民選總統,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 自由派的憲政主義者往往對民選領袖存有疑慮,台灣知識界對於「民粹威權主義」的爭論固有其本土脈絡,卻也多少反映現代自由主義憲政與民選領袖之間的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在於代議體制實在難以滿足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威瑪時代的有識之士如韋伯(MaxWeber),就對議會的實務運作滿是鄙夷,「議會不再是進行自由理性辯論與審議的地方,而是成為各個政黨公開進行權力鬥爭的戰場」,於是「議會成員已經喪失了獨立自由當選的個人這種性質,取而代之的是黨務官員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代表」。 對普羅民主存有疑慮的改革家往往寄希望於在地化、城鎮層次的議會體制,消磨現代民主中恐怕難以被馴化的驕傲與野心。拜後來的希特勒所賜,藉由如今在台灣不斷進化的全國巡迴輔選,歐洲大陸首次出現了全國性群眾政黨的雛形,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韋伯就構思了一個與新大陸憲政發明截然不同的「總統」角色。對於官僚化政黨的不信任,讓韋伯認定,只有普選產生的總統,才能迫使政黨「或多或少無條件服從領導人,因為後者得到了大眾的信任」,政黨的「總統化」趨勢甚至連內閣制政體都難以倖免。 韋伯對現代代議民主的嚴肅觀察是它至少在某個面向上是「領袖的統治」,同時大方坦承總統作為普選領袖實際上是基於其個人的魅力,或說煽動力而當選;代議民主的除魅與重魅一體兩面,代議民主實際上真的不是人民以任何形式的能動參與,所謂的「人民」實質上缺乏表述共同體共同政治目標的能力,而一個共同體如果只有「允妥的治理」,只有「優秀的官員、值得敬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與技師、忠心耿耿的僕人」,這樣的民族「或許能把日常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卻不可能會是「支配自身的民族」,韋伯期許普選的政治領袖獨力承擔大政治的使命,借助自身在權力競逐中習得的煽動本事,打造必要的信眾,於是,憲政民主或許本質上只是一個為了訓練政治領袖,以讓他們能夠獲得權力,進行統治的技術性組織。 「大政治」之外 總統直選無疑承載了共同體對於「大政治」的想像,任何政治體制選擇的論辯都抵不過「人民作主」此一堅實的迷思。1996年是台灣人民確定「支配自身民族」身分的起始,此後,2000年的政黨輪替,證明了民進黨獲得了「執政資格」,也證明了這個共同體已經成熟到可以承受政權的和平轉移;2004年的選舉,在藍綠激烈對抗中,進一步整編了台灣的政治版圖,將過去李登輝所開創的溫和「台灣認同」路線,分化為兩個競爭的陣營,但這兩個陣營的競爭,本質上仍是在「如何保台」這個共同前提下的路線之爭;2008與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展現了「台灣認同」路線內部的彈性與模糊空間,證明了「和中保台」在特定條件下也能獲得多數支持;而2016與2020年蔡英文的勝選,則在「中國因素」日益進逼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讓「抗中保台」逐漸凝聚為台灣的主流共識。 三十年間,總統直選不僅是制度慣例的累積,還是深入人心的「人民作主」政治文化,習慣了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國家的領導人,習慣了把這個領導人視為「我們」的代表,而非某個外來政權或特定集團的代理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同」在民調中的不斷萎縮,「台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這並非偶然的社會心理變化,而是總統直選對於共同體邊界的必然確認,人們在每四年都要選擇「我們的總統」時,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追問「我們是誰」,而這個追問的答案,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越來越清晰。 所有的普選領袖或許都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認上,確認了韋伯的「大政治」,不過在這個宏偉政治想像之外,是韋伯對於現實憲政體制的含糊,韋伯幾乎不涉入任何威瑪式雙首長的實務政治問題,他時而欣賞英國立憲,時而反對美式總統制;偶爾主張議會對內閣的監督,卻又期待普選領袖的實質權力。韋伯唯一關心的是要確保共同體的命運掌握在普選的魅力領袖手上,至於領袖通過什麼樣的制度機制獲得權力、如何與議會互動等等「實務」,對他而言都是次要。 韋伯固然深知,在現代大眾民主的條件下,官僚化與理性化的趨勢無可避免,政黨組織日益機械化,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如果沒有一個掌握充分權力的政治領袖,整個政治體制將陷入「無人負責」的困境,基於此,韋伯預見了往後的「總統時代」,「一個得到革命性普選正當性支持的帝國總統,將以自身的獨立權力面對帝國機構,其權威之強大,將是議會選舉的總統無法比擬的。」然而,與普選領袖不容質疑、迷思般的民主正當性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韋伯在實務政治論述的貧乏與幼稚。 總統權力的「正常化」依然是深水區 「韋伯式困境」不能單純視為理論家或學者的困窘,顯然,若憲政體制因故無法將普選領袖的正當化轉化為有效的治理,則普選總統的民主正當近乎只有溢美。與其他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民主國家相比,台灣總統在憲政體制中所擁有的權力工具極為有限,美國總統擁有對國會立法的否決權,法國總統可以解散國會重新訴諸民意,但台灣總統既無否決權也無解散權,一旦面對國會的挑戰,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反制手段。 近兩年來的政局發展,顯示了台灣總統的憲政困境。面對諸如黨產條例的修法,以及特別國防預算條例的拖延等等立法權的強勢干預,總統除了透過行政院表達立場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憲政工具可以制衡。2025年2月,總統賴清德首次動用了憲法賦予總統的「院際調解權」,試圖化解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僵局,但這個看似總統唯一可以著力的憲政機制,實際上沒有產生任何具體效果;在人事權方面,考試院與監察院人員的提名、以及大法官的提名,都需要立法院同意,而當立法院多數不在執政黨手中時,這些提名就可能全部被否決,導致相關機構陷入空轉,而總統對此同樣束手無策,既不能強制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也不能繞過立法院直接任命。 人們往往以「政黨惡鬥」便宜標籤這些現象,因而無視現行憲制中總統權力的「不正常」,除了任命閣揆以及組織國安會議之外,台灣總統實際上沒有任何實質權力,這樣的結論或許與人們的「體感」有落差,不過從歷任總統都必須尷尬的透過各種黨政協調平台處理政務,顯見這並非個別總統的問題。台灣總統見證了典型的「韋伯式困境」,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普選總統無從落實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理念。一旦國會多數不被執政黨掌握,總統的可施為空間就會被無限壓縮,當一個通過全民直選、獲得最高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在憲政體制中卻缺乏足夠的工具,任何「大政治」的期待恐成泡影。 三十年來,總統直選對共同體「大政治」的具象已毋庸置疑,但是如何讓總統的權力在憲政體制中「正常化」,使其匹配民選領袖所具有的民主正當性,則依然仍是憲政改革的深水區。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文章來源:思想坦克

從棒球到外交:卓榮泰赴日看WBC如何成為台灣柔性外交的關鍵一招

昨天,行政院長卓榮泰飛到日本現場為棒球經典賽的台灣隊加油。結果,台灣隊大勝捷克。對很多台灣球迷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院長赴日加油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藍白政黨卻立刻開始攻擊,指控「公器私用」。一些人抓住「包機」問題不斷炒作,好像抓到了什麼天大的醜聞。 其實,值得關注的根本不是包機,而是這次行程的政治意義。1972年台日斷交以來,台灣高層官員能夠踏上日本土地的機會非常有限。這一次卓榮泰赴日,應該是斷交以來第一位現任行政院長進入日本本土活動。雖然表面上是看棒球,但背後象徵的,是台日關係的進一步突破。 近年來,亞洲安全局勢快速變化,日中關係正處於多年來少見的緊張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台灣的好感度反而越來越高。日本政界、媒體和民間都更加公開地支持台灣。可以說,現在正是台日關係深化的重要時刻。 卓榮泰此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抓住了這個歷史機會。用體育交流的形式,踏上日本土地,出現在東京巨蛋。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 北京顯然對這件事非常敏感。中國外交部立刻向日方表達了強烈抗議。中國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就是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只要台灣稍微向外走一步,就立刻跳出來施壓。 北京在外面打壓台灣也就算了,台灣內部居然還有人急著配合。中國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人自己否定自己的外交努力。包機費用當然可以查帳。帳目清楚,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但是,以浪費公帑為名,把一個具有外交象徵意義的行程打成醜聞,這種操作,只會讓外界看笑話,覺得匪夷所思。 卓榮泰到東京巨蛋,也許只是看一場棒球。但是很多時候,外交突破就是從文化、體育交流開始的。對於願意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人,我們應該支持,而不是忙著潑冷水。 作者:矢板明夫

[轉]從日本慘敗到韓國勝利:台灣隊「永不認輸」的WBC短賽能量怎麼來

我在台灣隊慘敗給日本後就說,這是敗而未潰,所以昨天對捷克一役悶氣全解,而今天則以信心對陣韓國。 韓國祭出老將柳賢振,他過去強力剋制台灣隊,且其在道奇揚威多年,沒想到壓不住台灣年輕選手的砲火,反之古林金孫完全壓著韓國打。整場比賽台灣隊擊出三支全壘打,這較之以長打取勝的韓國還來得多,韓國固然展現其韌性,但台灣隊也不遑多讓,這才使局面變得緊張、精采,台灣球員的蛻變在上屆WBC已略現,而在2024年的12強徹底顯露,今天則是發揚光大,這一批球員的身心素質都遠非昔日球員可以相比。 當前兩場結束後,不少人就說台灣現原形了,台灣棒球玩假的,但我們的球員硬是不信邪,告訴世人:台灣棒球就是永不認輸! 其實支撐棒球的不僅球員,台灣球迷更是可怕的後盾。由於東京距台灣不遠,所以成千上萬的球迷前往東京巨蛋,然後把東京巨蛋變成台北大巨蛋,台灣球迷合計4戰總和吸引16萬3943 人進場,寫下WBC東京巨蛋史上第一次非地主隊預賽場均卻破4萬名觀眾的紀錄。球迷激勵選手的效用,它國大概不易看出,這種台式應援文化就是本國特色。 大概從2018開始,台灣出戰韓國就是勝多敗少。明明從客觀角度看,韓國職棒的軟硬體和市場就是比台灣完整,而這回他們整合了諸多在大聯盟打拼的球員,結果還是打不過沒有大聯盟球員的台灣,原因就在於:台灣球員的凝聚力、球迷的奧援,讓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短期的比賽裡,它可以綻放驚人的能量,反觀韓國空有大聯盟球員,但其向心力和台灣差之遠甚,看看混血的Stuart Fairchild,初始他應該是搞不清狀況,但隨著賽程發展,他立即感受到球員們協力互助、球迷熱心應援的能量,這絕不是他在美國小聯盟可感受的,他後兩場的傑出表現,應和由此激發的能量有關。不論他對台灣會有何想像、看法,他對這股凝聚力應是難以忘懷。台灣意識就藏於其中,所以棒球與台灣的連結更深更密,不了解棒球就難以理解台灣。 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淺議白營柯前主席的「司法問題政治化」

台灣民眾黨的柯前主席,雖趁交保後重獲有限自由身的機會,從甫依該黨內規結束2年立委任期的該黨現任黃主席手中,重新收回黨的實權,但這並不代表柯前主席未來就此一片光明,因為: —柯前主席北市長任內「五大案」中,最先遭起訴的京華城案,其第1審判決即將在本月26日宣判,無論是從第1審辯論終結、法官諭知宣判期日時,責令身為被告的柯前主席,在宣判當天務必到庭,抑或是近期傳聞「連柯前主席京華城案的辯護律師,都對1審判決的預期不是很樂觀」來看,恐怕連柯前主席自己,也對1審判決結果如何心內有數。 若26日柯前主席在京華城案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則他在2028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再度出馬的美夢,將就此徹底粉碎,而這對柯前主席來說,將會使他與民眾黨,在未來與藍營交涉的態勢,從尚能試探藍白合的可能性,一變為有求於藍營、寄期望於2028年的藍營勝選與特赦,這對於很難低頭求人,有一點威勢或主動性,就要盡可能將其效益最大化的柯前主席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 —即使柯前主席在26日,因為合議庭多數意見心證的嚴謹,而在京華城案貪污罪責認定的方面上,獲得相對寬大的處理,而暫時保留2028再度出馬角逐總統的生機,但: .一方面柯前主席的五大案才剛開始,檢方偵辦北士科、南港轉運站、萬大果菜市場改建等案仍蓄勢待發; .另一方面,在京華城案的洗禮後,還願意相信柯前主席清清白白的小草還剩多少、民眾黨的支持度還剩幾成,也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問題,這會牽涉到柯前主席在今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有多少實力能向藍營叫陣,若不能爭取禮讓部份縣市給白營候選人,也要盡可能擴大縣市及直轄市議會的議員席次、為2028年大選圖謀, 雖然藍營也因多個縣市及直轄市內紛烽火連天,而陷入混亂狀態,但若柯前主席太快消風,還是無法在藍軍面前討到太多便宜; 於是,以上在這些因素交織、操作空間愈來愈窄的情況下,柯前主席只能且戰且走,把他個人與整個民眾黨的路線,從2月初該黨6名新任不分區立委就職後,對綠營看似遞出橄欖枝的路線,重新拉回原有的軌道,不僅認為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真的能夠干預檢調與司法偵辦精京華城等案的進度、對其起訴及量刑下指導棋,更據民眾黨仍是立院關鍵少數的地位,意圖透過將其個人的司法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要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指揮檢審,不僅在京華城案要輕判,更要連該黨黃大主席,豢養狗仔跟監政治人物、及立委任內洩密等案也要停止偵辦,甚至在揚言「若檢方敢再動黃國昌,就要推動焦土政策」後,還以「參加兒子東京大學博士班畢業典禮」為由,向台北地院聲請核准其前往日本,花招百出,「就是要想辦法從目前的司法枷鎖中脫身」的急迫之情溢於言表。 但,柯前主席在政治操作的同時,可曾知道: —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少到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為止,由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黨國一體不可分,中華民國在台灣無論是司法權,抑或行政權傘下與司法有關的檢察、警察及調查局等部門,在權力運作與組織文化上,都存在濃厚的黨國色彩;此般組織文化的遺影,甚至到最近幾年,也依然持續發揮其影響力,即使民進黨業已進入連續執政第10年的現在也難以拂拭;如果賴總統以降的綠營民選公職或政務官,真的天才到應柯前主席的期待關說檢審,不僅難以發揮效果,更很有可能被親藍親中的在朝法曹,找到對賴政府發動抗爭的大義名分; —再者,柯前主席之所以因為京華城案而身繫訟累,是因為藍營在中正萬華選區的鍾姓台北市議員,向北檢提出檢舉,才因此啟動偵辦,以鍾某的人際關係與政黨光譜來看,也並不像是能夠被民進黨政府或賴總統指揮得動的樣子,將自身訟累的責任歸咎到賴總統與民進黨的所謂司法追殺,也實在是失之過誣。 筆者認為:如果柯前主席真的以台灣司法正常化等長遠發展為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放下對權力的執念,坦然面對現在與未來的一切司法程序,而不應該再有司法問題政治化之類的操作,但這對作為權力動物與弄潮兒的柯前主席來說,卻比登天更加困難,即使柯前主席再戰2028的意圖,在京華城案的1審判決後被迫斷念,恐怕在柯前主席司法案件定讞、必須入獄服刑以前,台灣社會還是必須忍受柯前主席的各種政治操作與荒謬言行。 作者:江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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