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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時宜的威權時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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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識抬頭的現在,從學生到每一個公民,都在嘗試著突破過去舊時代所設下的各種藩籬與無理的限制,個人自由的開展、民主法治的主張,成為這一兩年以來,台灣社會不斷在自由與公民權利上有所進步的基礎。近日,一波向學校主張自主權的浪潮在校園裡洶湧的展開,從要求女宿取消宵禁,到取消強制穿制服,學生們開始試著從保守的舊時代中脫穎而出,儘管受到許多「出社會」的人士批評,他們依然為了保護自己自主決定、自由發展的權利而發聲,這種不向權威低頭的態度,可以說是新一代公民重視自我權利的展現。

圖片來源: 網路圖片
圖片來源: 網路圖片

然而,校園裡抗議聲起,在同樣的校園裡卻有著壓迫者遺留下來的身影-教官。在學生要求取消制服獲得教育部修改法令後,竟爆出有教官嗆學生「誰要遵守法令啊」的事情,更有甚者,有些教官透過媒體報導,鼓吹穿制服、管學生是為了他們好,這除了透露出教官心中認為學生應該事事服從的保守心態,更讓人懷疑教官的設置到底是為了什麼?再者,面對學生與公民主張權利與改革的事件,教官所造成的問題並不止如此。今年2月,政大教官撕毀其校內社團的228海報,進而引發「教官是否應全面撤出校園」的爭論,導致政大、東吳、台大與北大4所學校的學生聚集到教育部前抗議,力主「教官退出校園,落實轉型正義」的訴求。

從這些事件中,我們看到,教官在教育體制內似乎扮演著一個保守派的角色,反對改革似乎成了許多人眼中的教官的性格,但教官的定位似乎又隨著社會變遷而在改變當中。追本溯源的來說,教官的設置很大的原因是在戒嚴時期為了監控學生與言論自由,然而,在當前相對民主化的台灣社會,即使大法官業已於450號解釋中以大學自治為名讓各校自主選擇是否設置教官,但實則我們的大學校園大多數仍設有教官,這不禁令人納悶,設置這些教官的目的與功能是什麼?監控學生?還是像政大教官那樣束縛學生的言論自由?

對於教官退出校園的訴求,教育部的回應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其一是主張教官設置乃大學自治的範疇,教育部予以尊重,然而,教育部隨之在第二個部分為設置教官一事進行辯護,教育部宣稱:「教官制度隨著我國民主政治之發展而轉型,業務職掌因應校園的實際需求而大幅調整」,其業務範圍限縮為「校園安全維護、學生校內外生活輔導相關工作、推動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教育服務役役男教育訓練及服勤管理及依學校需求協助辦理學生事務相關工作」,同時,「學校教官已轉型並融入校園為教育工作者,擔任校園安全維護、協助學生生活照護、緊急與危機事件救助協處及反黑、反毒、反霸凌等工作。」,易言之,教育部對設置教官一事的辯護是主張,教官已經隨著時代轉型成軍訓教育者與校園守護者,這包括了讓教官維護校園安全、推動國忙教育以及輔導協助學生生活等工作,但教育部卻未能發覺這番言論背後的荒謬性,我們大可問道,為什麼這些工作必須交由具軍人身份、受軍事教育的教官才能進行?教官有接受過相關校園輔導的訓練嗎?校內外的緊急與危機事件處理有什麼非得由教官來做的理由嗎?教育部所主張的這些職務內容有哪一項一定只能由教官來執掌?教育部似乎沒有察覺到這個大問題,而徑直的給出這種令人感到難以置信的回應。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進入民主與多元的時代,教官在校園內的必要性就更加式微,在多元時代不僅強調彼此尊重,也強調專業分工,出身軍人的教官在各項校園事務上能比得上受專業教育訓練的人員嗎?在校園安全維護上,單單靠著一個學校裡少少幾位教官就能維持嗎?那還不如交給有專業能力的民間保全系統來維護不是更為可靠?其實,我們或許可以猜想一下教育部這番言論背後的理由是什麼,看起來教育部是要求尊重教官作為校園守護者的地位,實則,教育部的回應只是為了各校節省勞力支出找藉口,畢竟讓幾位教官在國防教育外,還要承擔校園守護、學生輔導、處理緊急與危機事件救助等職務,透過教官制度一次解決校安、輔導與危機事件處理等多項事務,讓教官從事各種多樣的職務,根本是透過壓榨教官勞力來節省聘請專業人員的經費,達到節省勞力開支的目的,在這個意義上,教官作為一種工作成為一種政府機關被默許,甚至承認可以壓榨的勞動力。正如,這個社會為「便利商店店員領一份薪水卻什麼都要會做」這件事感到憤慨時,其實教官這份職業也具有同樣的危機,只不過,透過教育部的聲明,我們更明朗的發現,連作為行政機關的教育部也默許了各大學可以把教官當成「萬能人力」來利用。

總的來說,教官退出校園是有意義的,一方面在多元民主的台灣社會,校園早已沒有教官制度存在的必要,我們有更多專業分工的人力可以取代教官的存在;另一方面,教官制度失去存在意義的另一個理由,乃是教官在現代竟成為了「什麼都要做」的職務,竟然一人就必須同時承擔校安、輔導、緊急事件處理等等工作,這使得教官成為在校園勞動中被剝削、壓榨的對象。由此,讓教官退出校園不僅是時代趨勢,更是因為教官制度已經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對於現任的學校教官來說,他們也在這樣的趨勢中淪為被政府與學校壓榨的勞動力,那麼還不如讓教官回歸真正的國防體系,做他們專長的事務,才能真正貢獻出他們的能力,否則,接受多年的軍事教育,只是像教育部所說的那樣「每天上、放學期間,教官均在校門口協助維護交通安全」,做這種宛如導護媽媽的工作,對於接受軍事教育的軍人來說,不僅是大材小用,同時教官被教育部用這樣刻板的方式形容,難道教官也不感到心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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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 教育部
2016-06-30 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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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象機隊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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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藍紅兩中敘事窠臼,建立台灣自身的反共論述

自1990年代起,以所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首,具有極度親中與左傾色彩、支持台灣被共產中國統一的多個政治團體,每年秋天,都會在當年中華民國處決政治犯的知名場域—台北馬場町刑場原址,舉行所謂「秋祭」,以紀念其所謂死難同志。 原本,這只是一小群老.被統派兼滯台中國人,自我滿足、行禮如儀的戲碼,並沒有多少正常台灣人會理睬,但,在今年,原本相對平靜的情況,卻因為作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最大在野黨、近年自甘為赤色中國在台馬前卒的中國國民黨,選出不僅言行乖僻,也毫不掩飾其極.被統派色彩的鄭某人,成為該黨新任主席,而鄭大主席又亟於向赤色中國習政權表忠,以鞏固其首席買辦地位,因此與秋祭主事者臭味相投,在甫就任黨主席不滿1週時,表態將參加秋祭,並且對「該秋祭將一併紀念1950年韓戰爆發前,因『透過赤色中國在台諜報網,將當時中華民國國軍兵力與防務配置等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赤色中國,以利其規劃侵台戰爭』,遭中華民國情治當局破獲,而遭處決的前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等4人」的事案,抱持毫無忌憚的態度。雖然秋祭主辦單位一度有意配合鄭大主席掩飾此般事案,但在發給媒體的活動採訪通知中,卻依然鑽出馬腳、圖窮匕現,致使鄭大主席為此依然難以逃避社會批評檢視,即使在中國國民黨內部,也不乏論客撻伐。 然而,稍加檢視台灣社會各界,撻伐鄭大主席此次參加被統派「秋祭」的立論後,以台灣人的立場而言,卻也不免有難以完全信服或苟同之處: —無論是國家認同立場傾向於中華民國的藍營人士,抑或是在2016年後逐漸興起、自以為能接合中華民國流亡遷佔政權與台灣於一的所謂臺派,絕大多數的立論,都是立基於「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主權國家」的出發點,進而指涉被處決的吳石等4人,以背叛國家、向敵方洩漏關鍵軍事機密為由,其理由並無不當;但,如果從台灣本位立場出發、正視國際法法律事實的角度來看,藍營支持者與華「國」臺派的主張,仍然是很有問題的,因為: .中華民國重慶/南京國民政府,從1945年依據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分配予其受降開始,乃至於1949年年底因國共戰爭全面失利,將其中央政府自中國移轉到佔領地台灣.台北以後,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透過國際條約(特別是盟國對日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約》)、或住民自決公投之類的正式手續,取得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國家、僅係具有自治權限的自治實體; .吳石等4人惡性的重大,不僅在於吳石等3名涉案的高階將領及校官,違背軍人對其所任職的中華民國政府,之所應有的忠誠義務,將重大軍事機密洩漏給作為敵手的赤色中國黨政軍當局,使中華民國政府有進一步失去台澎、必須再度流亡的危險;從台灣與台灣人本位立場的史觀來看,吳石等4人的惡,在於他們想要將當時主權狀態仍未終局確定的台澎,納入惡性實不遜於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赤色中國之手,為滿足其民族、國族及政黨之類的政治信仰,不惜扼殺台澎與其法理住民所應有,在戰後和平條約簽訂、而未定台澎主權歸屬時,將來得透過一定法律上程序,自主決定其主權態樣的權力,只可惜當時台灣人還沒有自己的國家與政府,得以親手懲治這4名赤色中國的間諜,才必須要由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動手。 在此不妨假設:ㄇ如果美國小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在二次大戰末期規劃戰後日本帝國外地領土的處分方案時,沒有將台灣規劃為模糊的美中共享利益區域,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美國享有其部份戰略及經濟等利益,而是如同朝鮮半島北緯38度線南半的部份般,經美國實施一段時期軍事佔領後,讓台灣走向制憲建國,根本不會有中華民國對台灣,先軍事佔領、後中央政府流亡來台,並將台澎拖入藍紅2個中國政權內戰的泥淖之中,並使藍色中國的高級將領及軍官,有得以將台灣作為獻給紅色中國的伴手禮的任何機會。 但,以上的可能性,不僅藍營人士不肯承認,就連華國臺派也對此視而不見,雙方的論述都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視為預設值般的存在,而並沒有從根本檢討其存在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僅就吳石等4人違背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義務立論,結果反而是在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立」的盲點。 因此,在本文文末,筆者認為,這起實例足以證明:台灣人在面對發生於台灣、涉及藍色與紅色2個中國政權歷史遺緒的問題時,有必要跳脫藍紅2中的歷史架構,基於台灣與台灣人最大、最適公共利益的本位立場,來發展破解其窠臼的論述,進而逐步使台灣本位的立場,成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共識,以作為將來擺脫中國糾纏、正式建立台灣主權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作者:吳哲文

當布魯塞爾響起台灣聲音:淺談蕭美琴歐洲之行的意義

       在歐洲議會莊嚴的會廳中,蕭美琴副總統以沉穩而堅定的語氣開場:「台灣不尋求對抗,但也不會退讓於威脅。」這不是一場例行演說,也非國內反對黨所謂「浪費公帑所做的外交秀」,而是台灣外交史新篇章。      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外交空間屢遭擠壓,許多官方場合被排除於國際舞台之外。此次蕭美琴能在歐洲議會所在地公開發表演說,乃台灣副總統首度在歐洲核心政治場域發聲。即使此次活動是由跨國對中政策議會聯盟(IPAC)主辦,規模有限,但政治象徵不容忽視。歐洲議會的會議室,不僅代表歐洲民主制度的象徵,更是歐盟對外政策的「精神中樞」。能夠讓台灣的領導人於此發言,本身就是歐洲對台灣立場逐漸鬆動的信號。也許其出席規模遠不及其他國家、出席頭銜也非對應其職位,地位仍不及正常國家元首水準;或所涉及事務非國際主流領域,單就歐盟國家願意通行這位可能使中歐交惡的特別人物造訪一事,足見在現實外交的封殺下,仍可爭得出頭機會。         歐洲議會雖無外交決策權,但其政治影響力往往走在執委會與會員國政府之前。該議會議員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精英,其集體態度縱使無法直接決定各國外交決定,卻能夠推動歐盟外交政策的輿論風向。蕭美琴此次訪問,正是從這條「輿論管道」著手,將台灣議題送進歐洲政治討論的核心。        這種「議會外交」的策略,有別於傳統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依賴個別人脈、信任與價值共享,甚至是情感共鳴,尤其當利益與同情契合之際。蕭美琴長年在華府與國際政界累積的聲望,使她得以自然地與歐洲議員建立互信。當她談論「台灣民主如何在壓力中生存」,那是一種能夠跨越制度、超越國界的共鳴。事實上,在她演說後,已有多位歐洲議員在社群媒體上表態支持台灣,呼籲歐盟應強化與台灣的貿易及科技合作。這些看似軟弱又零散的聲音,正是歐洲輿論中最有潛力的火種。         昔日滿清末年,中國也面臨遭強國瓜分的危險,彼時中國有志之士四處奔走、周旋於各過之間,後來主要由美國出面斡旋各國,要求各國在華利益共享,間接造就中國領土完整、免受列強瓜分;當然,美國所以反對瓜分中國必然有現實利益考量,卻也包含對中國弱勢處境同情,從義和團之亂後,將庚子賠款退回,成立國立清華大學與資助中國留學生,作為栽培年輕學子之用,足見國際間在利害權衡之餘仍顧及集體情感及文化共鳴。因此,台灣在正式外交若不主動塑造被看到的機會,宛如淪為被國際遺忘的一角,方是真的死亡之時,被陷入戰火更加難受。         因此,蕭美琴的歐洲之行,不該被視為一場政府砸錢買公關事件,而是台灣化被動為主動,作為長期「歐洲再定位戰略」的一環。這趟議會外交在台灣行之有年,如今接受元首級人物出訪,不在於博取短期媒體聲量,而在於台灣在歐洲政治生態中「成為議題、被聽見、被納入討論」,將間接影響中美外的國家,而非在中美夾縫中求生存。外交從來不是一日之功,而是無數次對話與溝通所累積出的信任工程。故本次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聲,代表我們已從「被動等待承認」的角色,轉為「主動形塑國際敘事」的參與者。  作者 /劍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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