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在「台灣總統直選三十週年與民主韌性研討會」的發言，引爆一句高度敏感的判斷：「國民黨對待台灣人比日本殖民還差」。這句話之所以能迅速擴散，不在於它提供了新的史料，而在於它把台灣近代史最尖銳的兩段統治經驗——日治與戰後威權——直接放進同一個道德秤盤，逼迫社會重新回答「民主如何得來、代價由誰承擔、責任應由誰面對」。 要理解這句話的歷史理由，必須先抓住戰後初期與戒嚴年代的兩個核心結構：國家暴力的規模與制度化程度。台灣在1949年進入長期戒嚴，直到1987年才解除，形成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伴隨情治系統、思想管制與政治案件審判的常態化。 這段期間的高壓統治，與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集體創傷相互連結；二二八死亡人數的研究估計常落在「約1.8萬到1.9萬」等級，顯示其暴力強度並非零星衝突，而是足以重塑社會記憶的國家暴力事件。 在這個脈絡下，「比日本殖民還差」的語句，指向的通常不是日治的美化，而是戰後威權在清算、恐懼與長期壓抑上對台灣人的切身經驗。 但同一句話也會引出反方論點：比較的基準是什麼？日本殖民統治同樣存在壓迫、差別待遇與政治鎮壓；而戰後民主化過程也包含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會改選等制度變遷。國民黨方面即以「仇恨式發言、忽略歷史背景」回應，並強調民主化不應被簡化為單一政黨敘事。 這使得賴清德的句子更像是一種「政治定位語言」：把台灣的民主正當性，直接錨定在對威權的否定與對受難者記憶的承認上，而不是把民主化理解為漸進改革的行政成果。 從政治效果看，這句話同時完成三件事。第一，它把「總統直選30週年」的意義，從制度慶典拉回到歷史責任：直選不是自然降臨，而是從高壓統治與反抗中長出來。第二，它把台灣當代政治的主軸再次鎖定在「反威權、反滲透」的敘事框架，將國內政黨競爭與對外威脅連成一條線。第三，它也加深社會內部的記憶分歧：當你用「更差」做比較，必然會迫使不同世代、不同家庭史的人，在同一個句子裡選邊站。 更精確的讀法是：這不是在做歷史學的「總體評分」，而是在用歷史創傷作為當代政治的正當性資源。它可以動員支持，也會放大對立。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誰更差」這種難以量化的命題，而是：國家是否願意把威權年代的責任鏈條講清楚、把受難者的制度性補償做完整、把民主韌性的制度設計補齊，讓「直選」不只是一張選票的儀式感，而是能抵抗任何形式威權回潮的治理能力。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台灣價值」之所以常被拿來辯論，不在於它的字面意義，而在於它被用來解釋台灣如何在多次族群遷徙、政權更迭與文化層疊後，仍能建立共同生活的秩序。若把它理解為法治、民主、言論自由、程序正義與對個體尊嚴的承認，台灣價值就不是單一族群的所有物，而是一套讓差異得以共存的制度性承諾。問題出在當它被縮減成口號、身分測驗或文化表情時，台灣價值就會從「保護多元」變成「要求一致」，反而背離台灣形成共同體的歷史路徑。 台灣的共同體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長期「政治整合」與「文化交織」的結果。原住民族在島上延續數千年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土地記憶與多語文化的根。清代以後的閩南與客家移入，帶來聚落拓墾、宗族網絡與地方信仰，形成今天許多地方社會的底盤。日治時期則以近代國家治理的方式重塑教育、戶籍、醫療、交通與城市管理，留下制度化的現代性痕跡。戰後大量外省族群遷來，帶入新的政治語言與國家想像，也在戒嚴體制下造成壓抑與衝突。近三十年，東南亞與其他地區的新住民家庭擴大，讓台灣進入更典型的移民社會狀態。這些層疊看似彼此張力，卻也構成台灣的特徵：台灣不是純粹，而是混雜；不是單一路徑，而是多重記憶在同一套制度裡競合。 因此，「合一的台灣價值」不是消滅差異，而是把差異納入共同規則。政治上，它依靠選舉競爭、權力制衡與司法救濟，把衝突導入可預期的程序；文化上，它靠多語並存、地方生活與公民教育，把多重身分變成可以被承認、被表述、也可以彼此協商的狀態。語言在此最能看出分野：語言是文化資產，不是忠誠測驗。當任何一種語言被拿來作為「誰更像台灣人」的門檻，台灣價值就開始縮水，因為它把原本應該被保護的多元，轉化成新的排除。 進入新世代，台灣價值面臨的不是「要不要更台」，而是「要不要更制度化、更可持續」。公共議題正在改變台灣價值的重心：少子化與高齡化要求更公平的照顧分工與社會安全網；能源與供應鏈風險要求更務實的風險治理與透明決策；數位平台與AI普及要求新的隱私保護、媒體識讀與演算法治理；居住正義與勞動條件要求把成長果實與生活成本重新對齊；國安與防衛則要求民主社會如何在不犧牲自由的前提下建構韌性。這些議題會逼迫台灣價值從情緒認同，走向可檢驗的制度能力：能否用程序守住尊嚴，用政策降低不平等，用公開透明降低猜疑，用多元包容維持共同體。 台灣價值若要把人民帶往更穩固的未來，方向不是更窄的身分界線，而是更清楚的公共底線：任何人只要願意在這塊土地上守法、納稅、參與公共生活，就應被制度平等對待；任何政治立場都可以辯論，但不得以排除、羞辱與獵巫取代論證；任何文化記憶都可以保留，但不得被用來否定他人的存在。當台灣價值回到「保護差異、維持共處」的功能，它就不需要大聲，也不需要測驗，它會長在制度裡，長在彼此尊重的日常裡。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中國在今年全國人大通常會議的最後一天—3月12日，宣佈通過所謂《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由於該法在部份條文看似自相矛盾的迷霧背後，「構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國家全面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內容，再鈍感的人都能看出「中國當局打算把該國境內各個非漢人的民族，通通消融到以中華民族為名的漢族中心主義的大旗下」，因此很難不讓持續關注中國境內非漢人民族處境的各國觀察與研究者，以及身處中國週邊，受到中國帝國主義式滲透、浸潤及侵略等壓力的各國與自治實體，為該法的制定鳴響社會意義的警鐘。 觀察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從成立開始、乃至於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共產中國）後，至今約105年的民族政策及主張，可以看出這樣的趨勢： —中共在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名，與中華民國2.0國府政權競逐中國執政權，亦即第1次國共全面戰爭的時期，為展現進步等虛像、爭取更大的支持，對非漢民族的承諾，極盡寬容與優禮之能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14點就曾對境內的少數民族，許下「承認其民族自決權，有脫離中國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可以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等承諾。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共在與中華民國2.0國府政權再度以中國全國執政權為標的，進入第2次全面戰爭時期的階段中，雖然也曾經對內蒙等處許以自治的承諾，但這時中共羽翼已豐，已經有實力壓制各個非漢民族，所以承諾也有開始收緊的傾向，不如第1次般寬鬆。 —中共成立共產中國政權後，其民族政策不再寬容，開始顯現其「以解放軍武力為後盾，打破各民族既有社會結構，以黨與軍警的力量凌駕其上統治之」的本質。 例如，1950年，圖博（西藏）在解放軍軍勢進逼、自知不敵的情況下，與共產中國簽訂所謂17條和平協議，「共產中國在圖博當局與圖博既有的噶廈政府並立」的局勢，在1959年初以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為導火線，掀起圖博民眾武裝反抗、與解放軍的強力鎮壓後被解銷，之後所謂「西藏自治區」就在中共漢人大員控制實權、佐以所謂「民族開明進步人士」的組成下正式成立，而內蒙、寧夏、所謂新疆，以及廣西的自治區，也在類似的模式下陸續組成。1966年文革爆發後，中共以「內人黨」案清洗內蒙蒙古族精英，廣西的派系武鬥也波及在地的非漢民族，圖博原有的僧侶及貴族等上層，也遭到殘酷的鬥爭與打擊。 —文革結束、進入改革開放後，共產中國當局對非漢民族的管制，一度在糾錯等名義下有些許放鬆，但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旋即收緊，特別是圖博及所謂新疆，中國當局以其黨國暴力及黨組織為後盾，威壓當地非漢民族的舊統治模式，不僅在解放軍與武警裝備的現代化、以及科技監控工具的建置與更新下獲得新的升級，中國當局對於各民族意識形態的除根、與集中營式的拘禁措施，也有持續不斷且強烈化的態勢。 —而這次的所謂民族團結法，則是為中國當局實質為各個非漢人民族，在文化、語言及歷史等意識形態層面的刨根，以及在人種上的逐漸消融，使中國當局不再只能依賴「煽動顛覆國家罪」等「口袋罪」，而有形式更明確的法源依據。 然而，共產中國當局以更明確的法源依據為依峙，試圖消融其國內各非漢民族，在當前、乃至可預見的未來，不僅將會因為該國各級當局財政體質的持續惡化，遲早將面對「欠缺相對應的財政資源，來持續貫徹政策目標」的窘境，在帝國主義式高壓統治因財政無以為繼而逐漸鬆動後，更可能將遭到各非漢人民族，較過去帝國高壓時代更強力的反抗。 更別提共產中國當局在重新確立「一個中華民族、一種普通話」等樞軸，自認能從中獲得統治便利性與國家凝聚力的同時，忽視「與自然界的生態一樣，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也是確保社會生態面對內外衝擊時，仍然能夠生存下去的韌性所在，並能夠從中獲得新的動能」，最後很有可能為加速共產黨國體制、甚至中國本身走向新一回合的全面崩壞，提供某種程度的助力。 面對共產中國這一連串愚不可及的政治與法律操作，枉道速禍已經不遠的情況，帝國之外的台灣人，毋寧應該審慎以對，不僅應該與之保持距離、作好迴避各種相關風險的準備，更不應該如某複姓無黨原住民立委、或者在今年該國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中亮相的原住民民歌歌手般，親身涉入共產中國當局民族敘事的展演或強固中、成為妝點其敘事的人形道具、或其籠絡台灣原住民的工具。 作者：吳哲文

台灣棒球之所以被稱為「國球」，不是因為單一場勝利，而是因為它在不同時代反覆完成同一件事：把分散的社會情緒，凝聚成可被全民共享的故事線。這條故事線起點常被追溯到日治時期的校園棒球。1931年嘉義農林（嘉農）奪下台灣高校冠軍、代表赴日參與甲子園，打破「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既定印象，讓棒球首次成為跨地域的公共事件。 第二個關鍵節點是1968年的紅葉少棒。紅葉以7:0擊敗來訪的日本關西選拔隊，被視為引爆台灣少棒熱潮的象徵事件；更重要的是，它把「打球」與「被世界看見」綁在一起，形成長期的國族型運動想像。後續台灣在世界少棒舞台長期強勢，甚至出現連霸與大量冠軍的歷史記錄，讓棒球在家庭與校園成為可複製的榮耀路徑。 第三個節點是職業化與媒體化。中華職棒於1989年成立，1990年代在解嚴後的社會氛圍中快速累積觀眾與城市認同，棒球從「學生競技」變成「週期性的大眾娛樂與地方認同」。職棒讓球員養成、球迷文化、轉播敘事與商業資源形成閉環，棒球因此具備「長期供給」而非「偶發激情」。 把這條歷史放回2026年WBC，就能理解為何「被淘汰仍被記住」並不矛盾。台灣在分組賽開局0:3負澳洲，澳洲靠Robbie Perkins兩分砲與Travis Bazzana全壘打建立差距；接著對日本0:13遭提前結束，顯示面對頂級投打體系時，攻擊端破解能力仍不足。 但第三戰14:0大勝捷克，與第四戰延長十局5:4擊敗韓國，形成典型的「韌性敘事」：先在強隊面前暴露缺口，再用調整與壓力承擔把戰線拉回可控區。對韓一役中，陳傑憲以代跑身分在突破僵局制下衝回致勝分，終結台灣在WBC對韓長期劣勢的心理包袱，也把「國球」最核心的情緒價值重新點燃。 最殘酷也最具教育意義的，是淘汰方式。分組出現三隊同為2勝2敗時，以失分與相關計算決定晉級，使台灣即使打回勝率仍無緣八強。這提醒台灣棒球下一步不能只靠「爆發的勝場」，而要把短期盃賽需要的要素制度化：更穩定的打線對位策略、對不同投球型態的情蒐與應對、以及更厚的中繼後援深度，降低單場失分波動在賽制下被放大的風險。 台灣棒球成為國球的原因，從來不只是輸贏，而是它在每次挫折後，都能逼迫體制與社會做一次升級：從嘉農的跨族群隊伍想像、紅葉的全民動員、少棒的國際舞台、職棒的長期供給，到2026 WBC呈現的「在高壓賽制下如何把細節變成常態」。這支隊伍的價值不在於被淘汰，而在於把問題具體化到可以被修正的層級，讓下一次的「國球敘事」不是靠運氣，而是靠可複製的結構能力。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