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的歷史，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奇特且充滿苦難的篇章之一。從古代巴勒斯坦地區的起源，到長達兩千年的大流散，再到 1948 年以色列奇蹟般的建國，這個民族始終處於文明衝突與政治博弈的核心。要理解當代中東局勢，必須先釐清猶太人從古至今的歷史處境，以及他們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1. 遠古起源與大流散的開端 猶太人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 1200 年左右的迦南地。根據希伯來聖經與考古發現，猶太人在這片土地上建立過大衛王與所羅門王的強盛王國。然而，隨著巴比倫、波斯、希臘與羅馬帝國的相繼入侵，猶太人多次面臨亡國威脅。 關鍵的轉折發生在西元 70 年，羅馬帝國為鎮壓猶太起義，摧毀了耶路撒冷的第二聖殿，將猶太人驅逐出聖地。自此，猶太人展開了長達兩千年的「大流散（Diaspora）」，散落於歐洲、北非與中東各地。身為一個失去國土的民族，猶太人透過嚴謹的律法（妥拉）與宗教習俗保持民族認同，卻也因此在異鄉成為了永遠的「外來者」。 2. 宗教衝突的源頭：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嗎？ 許多人好奇，猶太人在歐洲歷史上長期遭受排擠與迫害（Anti-Semitism），是否與宗教教義有關？答案是肯定的，但層次非常複雜。 猶太教與基督教系出同源，基督教最初是猶太教的一個教派。兩者最大的分歧在於對「彌賽亞（救世主）」的定義。猶太人認為，彌賽亞應該是一位具備政治與軍事領袖特質的人物，他將在人間建立公正的王國、重建聖殿並帶來和平；而基督教則認為耶穌就是那位以受難形式救贖世人靈魂的彌賽亞。 在長達千年的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會指責猶太人是「弒神者」（殺害耶穌的人），並因猶太人不願改宗而將其視為頑固與墮落。這種宗教上的仇恨，導致猶太人在社會上受到種種限制，如禁止擁有土地、只能從事放債等商業活動。這種宗教排擠後來演變成長期的集體偏見，為近現代的大規模迫害埋下了導火線。 3. 錫安主義的興起與大屠殺的慘痛 19 世紀末，歐洲民族主義高漲，猶太人意識到即使他們在經濟上取得成功，卻始終無法真正融入當地社會。這種不安感促成了「錫安主義（Zionism，猶太復國主義）」的誕生，主張猶太人必須回到祖先的土地——巴勒斯坦，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了系統性的種族滅絕（Holocaust），造成超過 600 萬猶太人喪生。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讓國際社會深刻意識到，若不讓猶太人擁有獨立的主權國家，他們的生存將永遠面臨威脅。 4. 以色列建國與地緣政治的碰撞 1948 年 5 月 14 […]

在伊朗伊斯蘭政權月前殘酷鎮壓抗議民眾，引發國際震驚、譴責之後，外界認為美國可能會軍事介入，如今這個預測極有可能成真。 過去數個星期以來，川普的女婿庫許納(Jared Kushner)與外交特使魏科夫(Steve Witkoff)代表美國方面和伊朗進行多次祕密談判，而伊朗方面仍虛以委蛇的情況之下，日前美國總統川普表明只給伊朗十天的期限重回談判桌簽署核協議，在核武、飛彈等地緣威脅問題交出讓美國方面滿意的條件，否則將命令美軍發動攻擊。同一時間美軍正大舉集結中東，準備在伊朗無意讓步後動手，而去年空襲伊朗的以色列也積極動員，美以聯手攻擊伊朗的態勢已然成形。 伊朗伊斯蘭政權為何在這個對它僅次於兩伊戰爭的政權危機的當下，仍然冥頑不靈，不肯認真的作出實質讓步？主要是伊朗伊斯蘭政權從過去歷任美國政府交涉核武問題的經驗中，認定美國不敢跟它冒著大規模衝突的風險強迫它讓步，因為大規模衝突帶來的油價上漲及經濟衝擊並非美國所能承受，川普政府也不例外；再者，在屠殺抗議民眾、經濟困境無解的情況下，伊朗伊斯蘭政權的核心革命衛隊更堅持要保留，甚至加速開發核武、長程飛彈，作為嚇阻美國、以色列趁虛而入的關鍵武器，如果放棄核武、飛彈，伊朗伊斯蘭政權勢必將步上伊拉克海珊、利比亞格達費的後塵，遭到內外夾擊而崩潰。 對於川普政府來說，在目前這個時刻要求伊朗放棄核武、飛彈，從美國及中東盟邦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等國看來，是再好不過的時機，此時的伊朗伊斯蘭政權已經喪失民心、去年以色列重創防空系統及軍政高層的打擊尚未恢復，極限施壓乃至一定程度的外科手術攻擊，能夠達成外交目標迫使伊朗讓步，甚至可能讓伊朗伊斯蘭政權如同委內瑞拉那樣，在最高領袖哈梅內衣更迭(被殺或逃亡他國)之後轉向親美，有助於美國的地緣政治佈局。 綜合前述情況看來，在伊朗伊斯蘭政權無意真正讓步，以及川普政府持強硬態度持續施壓之下，近日內發生如去年美、以輪番空襲伊朗的有限衝突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困獸猶鬥的伊朗伊斯蘭政權是否會冒險擴大衝突，引發難以控制的區域性戰爭，是難以預料的變數。 對於台灣來說，面對極有可能爆發的美伊衝突，除了油價上漲的經濟影響之外，更該關注的是中國的動作，習近平是否可能以和事佬姿態介入，以此向川普政府在台海問題上「討人情」？還是趁此機會擴大對台日的灰色地帶侵擾？種種可能變化值得台灣各界持續關注並未雨綢繆。 作者：局外人

伊朗，這個擁有古老文明與豐富戰略資源的西亞大國，其近代史是一部充滿衝突、革命與神權政治的動盪史。從 1979 年伊斯蘭革命至今，伊朗政權在國際上面臨美國的長期制裁，對內則陷入頻繁的群眾抗議與鐵腕鎮壓。要理解當前伊朗的混亂，必須從其近代史的結構性問題談起。 一、 伊朗近代史：從現代化追求到神權革命 伊朗的近代轉折點始於「巴勒維王朝」。當時的國王推行「白色革命」，試圖將伊朗建設為一個世俗化、親西方的現代國家。然而，快速的現代化伴隨著極大的貧富差距、貪腐以及對伊斯蘭傳統的衝擊，最終導致了 1979 年的「伊斯蘭革命」。 這場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國王，建立了以「教法學家治國」為核心的伊斯蘭共和國。首任最高領袖何梅尼將伊朗定調為反美、反帝國主義且嚴格執行伊斯蘭律法的神權國家。自此，伊朗從美國的區域盟友變成了最強硬的對手，兩國關係徹底破裂。 二、 民眾為何抗議？社會壓抑與經濟崩潰的爆發 近年來，伊朗國內爆發了多次大規模抗議，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由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之死引發的「頭巾革命」。民眾抗議的核心原因主要分為三層： 個人自由受限： 伊朗政府透過「道德警察」嚴格控管女性著裝、集會與生活方式。這種對人身權利的長期剝奪，讓年輕世代深感窒息。 經濟危機與高通膨： 由於長年的國際制裁與內部管理不善，伊朗里亞爾大幅貶值，失業率居高不下，人民基本生活物資短缺。民眾認為，政府將資源投入區域武裝衝突（如資助哈瑪斯、真主黨），而非改善民生。 政治不透明與選舉控制： 伊朗雖然設有總統，但實權握在非民選的「最高領袖」與「憲法監護委員會」手中。政治參選受到嚴格審核，導致溫和派難以生存，民眾對透過體制改革失去信心。 三、 鎮壓的邏輯：為何伊斯蘭政權採取鐵腕手段？ 伊斯蘭政權之所以採取極端的鎮壓手段，根源於其「存亡威脅論」。 對於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與神權領導層而言，民眾的抗議不只是內部社會運動，更被視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與以色列）策動的「顏色革命」。政權認為，一旦在頭巾法律或社會自由上退讓，將導致伊斯蘭秩序的連鎖崩解。因此，政府動用武裝部隊（Basij）進行實彈鎮壓、封鎖互聯網，旨在斬斷群眾聯繫並透過恐懼維持統治。 四、 核武僵局：伊朗與美國歷任政府的對手戲 伊朗核問題是美伊關係中最核心的博弈點。伊朗聲稱其核能用於和平用途，但美方與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則憂心其發展核武。 小布希與歐巴馬時代： 小布希將伊朗列為「邪惡軸心」，採取高壓制裁。歐巴馬政府則轉向外交斡旋，最終在 2015 年與伊朗及世界強權簽署《伊朗核協議》（JCPOA），以限制核研發換取解除部分制裁。 […]

台灣的農曆過年越來越「沒年味」，不是單一原因，而是生活系統一起換軌的結果。過去的年味建立在三件事：長時間的停工停學、家族式的集中居住、以及高度一致的儀式流程（大掃除、辦年貨、貼春聯、拜拜、圍爐、走春）。當這三個支柱同時鬆動，過年就會從「社會共同節日」退化成「個人行程中的連假」。 第一個變化是城市節奏與服務業常態營業。外送、便利商店、百貨、電商與串流讓生活不需要為過年停擺，街景也不再出現「全城歇業」的稀缺感。年貨從一次性集中採購變成全年可買，儀式性的「準備期」被拆解成平日化，心理上就少了進入節日的門檻。 第二個變化是家庭結構縮小與人口流動。小家庭、晚婚不婚、少子化與跨縣市就業，使「大家族團聚」從必然變成協調成本。長輩減少、家族核心人物不在、或親戚分散海外，傳統的拜年網絡自然萎縮；再加上照護壓力與代際價值差異，聚會更容易變成負擔而非期待，年味被「壓力感」稀釋。 第三個變化是社群媒體與旅遊取代在地走春。過去走春是社區型互動，現在更多人把連假用在國內外旅行、露營或補眠，節日記憶轉向「景點照片」而非「共同儀式」。當每個人的過年敘事都不一樣，社會層面的同步感就下降。 第四個變化是儀式退潮與環保、健康、宗教觀念的轉型。減香、減紙錢、簡化祭祀、甚至不再拜拜，讓過年少了可見的符號密度；同時紅包電子化、轉帳取代現金、春聯與年菜外包，也削弱了「親手完成」帶來的節日實感。儀式一旦變成外包服務，節日就容易像消費品，而不是家族共同創作的作品。 年味不是「要不要熱鬧」，而是「社會是否同步」與「家族是否有共同儀式」。要找回年味，不必復古，而是重建幾個低成本但高同步的固定動作，例如同一時間的圍爐、固定一句祝賀、固定一個家庭小儀式。只要能讓多數人同時做同一件事，年味就會回來。 作者：千水默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