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公正性，必須被嚴肅的看待。該改的就改；該修的就修。震怒！到底在震怒什麼？我實在看不懂。也許，大家都要靜下心來，理性的思考了。
最近，殺警案被嘉院以心神喪失判決無罪，但，諭知強制治療五年及裁定五十萬元交保後，引起社會譁然。警政署震怒、內政部震怒、法務部震怒，立委也震怒。地檢署緊急對交保提出抗告，高院快速撒消原裁定，發回地院。在一片震怒中，就是看不懂到底在震怒什麼？我想起了1998年登在台灣精神醫學期刋的一篇綜說—《回顧精神病與犯罪行為》（連結）。在結語中，我曾提到：
一件偶發病人因精神病行為的暴力攻擊事件，可被媒體誇大，渲染多天，不僅鑲社會風聲鶴唳，亦讓大多數無辜的病人蒙受損失不公平白白陰影和歧視。相反的，當你的可能隨時遭受非病人無故傷害，或眾多暴力犯可以在法務部的自由解釋下，輕鬆假釋而不斷重犯，都不見輿論吭聲。此種明顯對犯罪本質的缺乏瞭解及對精神病病人的嚴重偏見，在高叫消滅犯罪口號中，不僅讓情況惡化，亦扭曲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就如美國著名的一般精神醫學（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期刋副主編Marzuk在1996年6月份編者評論中所提到的「在美國，將所有的男人關到監獄，比將病人關在監獄，更能有效降低犯罪」。大部分的病人，並不是罪犯；大部分病人，在本質上，亦沒有暴力傾向；大部分的病人，與其說是加害者，倒不如說是疾病的受害者，更為真實，因為，精神分裂病病人的自殺率遠高於傷人。就是將所有病人關在醫院，在美國，亦僅能降低暴力犯罪的1%至3%而已。更何況，因疾病而造成暴力犯罪的極少數病人中，其對象亦一半以上局限在家屬，而不像其他犯罪一樣，隨處暴炸。在犯罪行為的研究中，也許，精神病人的犯罪問題牽涉最單純，人數不多，且透過疾病的治療，可以較清楚，有效加以預防或降低其發生率。未來在犯罪防治上，此方面的序列研究，實應該積極展開。
從2014年開始，鄭捷事件（連結），在衆人皆曰可殺下，快速判決及執行槍決；搖搖哥事件，精神衛生法的強制住院治療，引發爭議（連結）；小燈泡事件（連結），在眾人皆曰可殺下，法官以嫌犯因病及國際兩公約為由，由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核心問題，依然仍未見處理。
對此次殺警案的判決，我個人並無太大意見，因為，那是法官法定的職責。我比較在意的是，嫌犯的犯罪行為是否為精神病行為？在過程中，是否有受到該有的公正審判？我並未看到檢察官的起訴全文和法官的判決全文，也未看到精神鑑定書的全文，只從報載的判決簡單聲明中，看到了法官的判決理由。這是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最清楚、明瞭的敘述。除非做為判決依據/理由的精神鑑定報告，被証明是錯誤的，否則，法官忠心於自己對法律精神的堅持 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都不應該，也不能被扭曲成類似自我創造的「大水庫、小水庫」即興之作，而應嚴肅的看待和理性的檢視、討論。
對因精神病行為而造成之犯罪，被判決「無罪」（not guilty)，只是沿用19世紀英國McNaughton rules判例概念而已。蘇格蘭，則採用「有罪」，加上but insane。「無罪」或「有罪」（附加but insane），只是在免除一般罪犯該有的刑事處罰而已（台灣的法律，不是也明文如此？）。重要的是，對犯人判決後是否包含有該有後續的合理處置。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嘉義地院法官的判決，以一個非法律人的觀點，我實在看不出有嚴重違反或扭曲法律原意和精神的基本錯誤。只是，對其後續處置方式的適切性，遭遇爭議而已。如果要說判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大概是裁定交保。也許，可考慮先透過精神衛生法的緊急處置，以決定是否應強制住院或保釋，可能較為合理。至於「無罪」一詞所引起的社會反應，就要靠司法體系和人民的共識了。對少數精神病病人的犯罪，也許，美國有些州實務採行的「無罪」（not guilty)、「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guilty but insane」、「 guilty but mental ill」及「有罪」（guilty)等較清晰的分類，可能是一個考慮的方向，也較易為一般人所接受。
22年來，多少警察被黑道蓄意殺害；多少無辜的人，被細故殺害；多少無辜的小孩，被殘酷的虐待、殺害；多少重刑犯重覆假釋、重覆殺人，都可以用一時衝動或心情不好或事後深知悔改或可以教化….等等被水波不興的帶過、接受。只有精神病，除了精神分裂病，在去污名化口號下，將名稱改為較文雅的思覺失調症外，病人實際受到的歧視對待，有什麼改變？
法律的公正性，必須被嚴肅的看待。該改的就改；該修的就修。震怒！到底在震怒什麼？我實在看不懂。也許，大家都要靜下心來，理性的思考了。
參考文獻
1.楊庸一：綜說：精神病與犯罪行為。台灣精神醫學 1998；299:3-12。
作者 / 楊庸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