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地、高院的判刑結果一樣，為什麼精神鑑定書會有如此大的解讀差異？理論上，重大的案件的審理，尤其牽涉到生、死判決，是一個極為嚴肅的問題，其所需要的証據及判決理由，應該清清楚楚，且避免夾雜太多的個人好惡或情緒表達。
小燈泡悲劇的發生，引發了社會的極度關注。相信，對檢察官和法官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事實上，不管兇嫌被判何種徒刑，都彌補不了受害父母那種終身的錐心之痛。重要的是，起訴和判決的結果，是否能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和起碼的公義而已。
精神病人的重大犯罪（死刑與否），最早的判例是英國的 M’Naghten rule (1843年）。英國法院在面對上議院質詢M’Naghten刺殺首相誤殺其祕書卻被判無罪(not guilty)時，明確的的提出未判有罪（死刑）的理由/原則是：當一個人被明確証明，在犯罪當時因disease of mind (insane, 精神病) 造成理智缺陷，不知道該犯罪行為的nature和quality (例如，無法認知行為的違法本質和其必然造成的嚴重後果等），或者，知道其可能造成的後果，卻不知道其行為是錯的。只有局限在此條件下，犯人才能被判無罪（英格蘭是無罪；蘇格蘭則是有罪，但免刑；guilty, but insane)。這也是英、美系統對精神病人嚴重犯罪行為的處理原則。也逐漸為文明、法治國家所接受。由於 M’Naghten rule 的規定極為嚴苛，能夠明確認定完全符合相當困難，因此，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 Balzelon 法官提出了 Durham rule（1954年）, 將犯罪行為若因精神病或精神缺陷所導致（product of mental disease or mental defect)，免除其犯罪責任。一嚴、一寬之間，就產生了不同法院及不同法官間的裁量、判決差異。直到1972年，哥倫比亞上訴法院的九位法官（包括 Balzelon 法官），正式放棄 Durham rule，而採用美國法律學院 (American Law Institute) 1962年刑法典 (model penal code) 的建議，將籠統的「導致」，侷限在需「具有明確的証據，証明其當時的缺陷，需足以影響其犯罪行為」，才能含括在內。若其異常，只是呈現出重覆犯罪或其他反社會行為的症狀/現象，並不適用。這也是目前美國法院所採行的準則。台灣，從判例來講，似仍無清楚的準則。
以一位還算資深的精神科醫師，我不想介入刑度問題的討論，僅針對報載的判決內容，提出個人的疑問，提供大家參考。
首先，我無法理解，雖地、高院的判刑結果一樣，為什麼精神鑑定書會有如此大的解讀差異？理論上，重大的案件的審理，尤其牽涉到生、死判決，是一個極為嚴肅的問題，其所需要的証據及判決理由，應該清清楚楚，且避免夾雜太多的個人好惡或情緒表達。此次慘案的殺人証據，應該毫無爭議。問題，只在於兇嫌犯罪當時呈現明顯的精神病症狀。對兇嫌的精神鑑定，包括釐清犯罪動機和犯罪行為所應負的犯罪責任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等，勢必成為法官形成判決的重要依據和參考。如果，法官認為精神鑑定書的評估太草率、籠統或有疑慮、不相信，可以要求第二、第三者的再次鑑定，直至疑慮解除。否則，任令不同法院間或法官間，對同一事件的重要程序、証據或判決，默許重大歧異並行，且以法官自主及自由心証為由，不加澄清或改善，不僅違反了法律該有的公正性，也讓人民失去對法律應有的尊重。「自由心証」，是否彈性過大？實在值得探討。
接著，我想對判決的理由說明，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地院將判決死刑更改無期徒刑的理由，歸因於國際公約的限制。跟據我的瞭解，國際上法治、文明的國家，因非正常法治國家，常將弱勢族群處以死刑，因此，特別針對精神病和孕婦等，提出要求不要判處死刑。這是對法律核心價值的尊重和人道考量。台灣若真的是法治文明國家，此項條文根本對台灣亳無影響。因為，法律已明文規定，心神喪失不罰，精神耗弱得減刑。兇嫌若犯罪當時已處於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狀態，不必國際公約，即已不得判處死刑，還需要委曲的特別強調被動接受？相對於此，高院的判決理由和處置說明，法官接受了精神鑑定的結果，以犯罪責任遞減的方式，判處無期徒刑，並對其服刑的方式提出建議及特別附加「刑後監護5年」。此種處置，就相對合於法律原意多了。我未看過鑑定報告全文，無法討論。這也是我一再強調精確精神鑑定重要性的原因。
每次看到重大案件的判決時，總令我不舒服一段時間。因為，所有人民都要被法官狠狠地、冗長的教訓一番。以一個非法律人的角度來看，這二次法院的判決書，比起以往實已明顯進步。至少，在判決書中大舉舒發自己個人看法、情緒，如，「竊國者侯」、「以儆效尤」、「非嚴刑不足以…」等等封建八股的文字，已在減少，也看到了法官的心態正在緩慢調整。
此次的司法判決，地院、高院的法官，已開始注意一些原該注意的事情，實在是一個正向的進步。尤其，高院的法官，開始關切犯人的處置問題，是一個文明、法治國家該有的態度。不過，有兩個問題，可能仍有待思考：
1. 若無有效控制/改善其精神病症狀，將一位整天為幻覺、妄想所控制/影響而脫離現實的犯人關起來，「關」的目的或意義究竟是什麼？
2. 將一位精神病症狀明顯的犯人，關在一般監獄是否適宜？雖然高院法官已注意到服刑方式的問題，但，需要刻意安排及大費周章，是否可行或能否真正落實，尚有待觀察。
記得，在討論訂定精神衛生法時，曾有設置精神病犯人病監問題的討論。當時，衛生署希望由法務部轄下監獄系統設立，衛生署支援醫療。可惜，當時法務部並不同意，也就不了了之。因精神病行為而造成的重大案件，不論被告被判無罪、免刑或有罪、減刑，因症狀的持續干擾並不適合當庭釋放或關入一般監獄，因此，常被判強制限制居住治療（如，類似有治療的高度戒備機構/病房）若干期限/年，等症狀較穩定後，才決定其後續的處置。我雖不懂司法體制，不過，台灣既已走向法治、文明國家的途徑，由法務部設立類似病監或由公立療養院設立小型高度戒備的病房等，可能是目前和未來大家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媒體，對此種突發性的悲劇，也不應過度渲染，加深受害家屬的創傷，也增添不必要的社會恐慌和偏見。
作者 / 楊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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