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柯文哲醫師無法完全經得起 Bolam test 及 Bolitho test 等方式的檢驗，視其被懷疑涉及事項的深淺和嚴重程度，凍結或取消其行使器官移植相關特權或解聘等，都應該被嚴肅的討論及明快、明確的處理。

柯文哲市長，又因「器官買賣」疑雲，再度陷入一個更大的風暴之中。這是一個極為嚴肅的醫學倫理問題，社會，尤其是醫界，不應等閒視之。

事實上，柯市長的「器官買賣」疑雲，於2014年年底的市長選戰辯論會上曾被影射過。在時任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的國民黨蘇清泉立委，公開在立法院質疑台大醫院有活摘器官之嫌後，引起關注。活摘器官，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我曾經寫了一篇「腦死與器官移植」（連結），希望身為醫師的蘇委員能夠挺身而出，對其指控，能夠提出明確的証據。可惜，真相卻不了了之。

當看到同一時間，中國前衛生部長黃潔夫和在衛生署長詹啟賢資政陪同下，拜會高雄長庚院長，提及「期盼明年與台灣合作，建立器官移植平台，讓中國器官合法輸台，就在台灣移植」時，我直覺相當突兀。不過，在看到衛生署的回應，先是「相當、非常不容易」，最後，才說「可以說是不可能」及詹資政提出先建立民間平台後，我開始擔心馬政府會不會干冒國際醫療大忌（器官不得輸出），真的展開。因此，我又寫了一篇介紹「器官買賣」的文章（連結)。所幸，此議題因政權更替而不再被提及。

柯市長的「器官買賣」疑雲，再度引發關注，是我始料未及。因為，當初我擔心的是私立醫學中心會不會有少數醫師甘冒忌諱，台大醫院根本不在我的猜想之列。沒想到，一則「屠殺」的廣告，竟造成巨大風波。剛開始，我以為是一種行銷手法，加上政治性操作，輕輕略過。誰知道，透過媒體資料的不斷披露和柯市長的反應，才讓我瞭解到問題的嚴重性，也發現柯文哲醫師和台大醫學倫理委員會，真的存在著不容輕忽的瑕疵，應該正視。

記得，在二十幾年前，台灣制定腦死判定制度不久，我在醫學倫理有關器官移植的專題討論中，即曾提醒學生，活體器官的移植，只能在開放與不開放之間作選擇。一旦選擇開放，雖然可在其選擇條件、過程上做詳細、嚴格的規範，卻很難避免其所引發的後遺症。其中，最大的後遺症即是器官買賣。八〇年代後期開始，貧窮、落後國家/地區不斷出現孩童的失蹤， 而成為受害者，即是人類最大的罪惡之一及令人痛心的悲劇。每次看到孩童失蹤，心中還是不禁會浮現陰影。這也是為什麼活體器官移植會訂定極為嚴格要求的原因。尤其，死刑犯器捐、腦死的判定和禁止器官跨越國境（即禁止輸出）等，均有明確的國際規範。台灣在九〇年代初期，曾透過腦死判定進行了幾位死刑犯的器官移植。（雖然依法皆有犯人自願書及腦死判定程序）不過，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很快的終止。只有中國持續大規模使用，也被國際認為是唯一對死刑犯強迫器捐而惡名昭彰的國家。

死刑犯被排除在器捐之列，主要有二個原因：1、是否真正出於犯人之自由意志，無法確定；2、行刑方式及死亡/腦死之判定過程，因不透明，弊端難防。尤其，在極權、封閉的國家，死刑犯中不乏良心犯和政治犯，加深了國際醫療和人權團體的疑慮。法輪功提出血跡斑斑有關活摘器官（為了獲得更良好的器官，在未符合死亡或腦死定義前，即摘取器官）直接、間接控訴，更堅定了國際間形成禁止的共識。

我之所以很囉唆的提及上述的簡單歷史，是因為對此議題在台灣的再度浮現，感到挫折。它，多少顯示出台灣的醫學倫理教育和倫理委員會等內控機制，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值得大家正視。

法律和倫理，是二個不同層次的概念。倫理的內控要求，往往高於法律。醫師可以對病人施行自己認為對的處置，這是僅針對「醫師」所賦予此「職業」的特權（privilege)，並不代表醫師可以隨心所欲「合法」的執行任何處置。因為此種特權，其原始基礎，並不是來自法律，而是來自病人的託付和授權。這也是醫師在養成過程中，需要接受醫學倫理教育，和在行使職業特權時，需要倫理委員會內控，以保護病人權益的理由。

柯文哲市長的「器官買賣」疑雲和爭議，可以簡單分成下面四個層面/問題，來檢視和討論：
1. 知不知道中國是被列入強迫死刑犯器捐及被高度懷疑「活摘器官」的國家？
2.有沒有陪伴或是帶病人至中國器官移植？
3.有沒有赴中國參加器官移植相關的會議或討論？或參訪相關的醫院？
4.有沒有直接或間接涉及器官買賣的証據或疑慮？

前面三個問題，即令答案都是有或沒有，相信現有法律都很難判其違法。至於第四點，就只能說是死結了。在資訊被嚴密管控的中國，政府的「態度」，遠遠高於「真相」。即令台灣有病人和/或家屬提出直接、明確的証詞，只要中國一口否認，台灣法律還辦得下去嗎？從台大管中閔案，到中國央視的大幅報導柯市長，不都顯現如此嗎？也難怪柯市長對台灣媒體的提問，不管是有理或無理，都是要答不答，甚至反嗆。

柯市長的無憂，並不代表柯醫師就能無慮。尤其，他將媒體的批評，轉譯成對台大醫院的攻擊，更是很奇怪的對錯邏輯。正+正，固然可以變成更大的正，但，負+負，絕不會變成正，反而是加大負。醫學倫理，除了核心價值不能被違背外，對是否為違規醫療爭議的認定，尚有二個常被引用的參考標準—Bolam test 和 Bolitho test。Bolam test 是指當醫師醫療處置施行的適當性遭受質疑時，他的處置必須獲得受尊重/信任的（同等級）醫療團體/學會的認同，也就是說，在呈現相同的資料/証據/條件下，一半以上的專家認為自己也會（同意）如此做，才能被免除違規的指控。Bolitho test 則是指正、反二方的辯論，以經得起邏輯分析檢視的一方，才能被接受。

雖然柯醫師的爭議，與上述已發生在實際醫療處置的情況，有些不同。不過，既然他的行為，已引起社會的廣大質疑，且涉及的部分，是極其嚴重的醫學倫理問題，可能引起國際關注。不論是真、是假，還是只是誤解，我認為台大醫院應該立即召開倫理委員會，請柯醫師針對各種質疑提出辯解或澄清。對於有疑慮的部分，不妨依Bolam test的精神，徵求相似等級和相關專業醫師團體，至少，就上面四個問題提供意見，以做為參考。如果出現正、反爭議時，不妨採取Bolitho test的方式，透過所獲得資料的邏輯性分析，做出最後的選擇判斷。

以柯醫師在專業上的經歷，加上多次出入中國，就1.的判斷，應該不致太離譜。對2.和3.的判斷，只要問問病人、家屬及調出醫院其赴中申請單、會議節目表、出入境記錄等，查証亦不致太困難。至於4.，反正中國証言的公信力，已受國際懷疑，採不採用，已無關緊要。就留待法律，看它能發掘多少真相了。

長期以來，台大醫院一直被視為是代表台灣的龍頭醫院。台大的醫師，也被認為是菁英。柯文哲醫師，更是菁英中的菁英，他也常以此自傲。只是，從愛滋器官移植案、洩密案，到如今的器官買賣疑雲，他出的問題似乎愈來愈大。不知道是台灣醫學倫理教育出了問題，還是柯醫師個人對醫學倫理的漫不經心或自行其是。台大醫院倫理委員會，似乎也有疏於內控及縱容之嫌。此次的爭議，台大醫院不應再掉以輕心，因為，它已碰觸到國際醫療和人道團體的核心禁忌，也牽涉到中國被視為極其黑暗的一面。如何處理，不僅攸關台大醫院得來不易的聲譽，也勢必連帶影響了台灣和台灣醫師在國際的形象。甚至，可能波及台灣未來的國際醫學交流及醫療援外的順利運作。

如果，柯文哲醫師無法完全經得起 Bolam test 及 Bolitho test 等方式的檢驗，視其被懷疑涉及事項的深淺和嚴重程度，凍結或取消其行使器官移植相關特權或解聘等，都應該被嚴肅的討論及明快、明確的處理。如果，再視而不見或輕描淡寫或不痛不癢的拖拉，由百年來前輩們辛苦建立台大醫院的尊嚴和榮譽，將在這一代領導者的缺乏道德、理想和勇氣下，眼睜睜的看著它失去了該有的亮麗光芒。這無關政治、無關法律，也非針對特定個人，純粹出自醫學倫理的考量。

作者 / 楊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