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必須沉痛地坦承：自始至終，我們都未曾真正的讓標籤化的教育掃進歷史的灰燼。我們依舊讓標籤化存在於這個體制，並且讓它用無形的力量摧殘與扼殺每一個受教者。
十多年來，台灣推動一連串的教改與思想的改革，我們總盼望給下一代更多元的成長空間，希望這個社會，能夠因為民主機制不停地反思，而變得更好。但是，這些改革真的成功了嗎？很多人在反思這個問題，也許多在改革中所產生的「制度」成了被檢討的指標，彷彿一切只要檢討了制度，這些改革就沒有問題了。但是，檢討到最後，我們是否發現了，最大的問題在於，台灣人大多數的思想，並沒有跟著制度大幅度的變動而改變－其中，教育被標籤化這點，始終沒有改變。
這個月，一個令人遺憾的新聞又出現了－新生跳樓自殺。新生跳樓自殺這件事，不分年代、不分學校等級、不分學制都是十分常見的校園事件，原因當然有許多種－感情、家庭、人際、課業、霸凌……。無論是哪種原因，那都該是悲劇，而不是一件值得話家常的事件－然而，在台灣卻因學校的等級而不一樣的解釋。
以不久前育達商職學生跳樓身亡的案例來說，這個案例姑且不談死者選擇輕生的原因為何，就網路上的留言上，看到許多「學店生玻璃心碎囉」、「念學店浪費國家資源，死好」……諸如此類抨擊學校程度的言論，彷彿輕生的人重點不是為何輕生、年輕生命的殞落，重點只在於輕生者的學校程度，是否足以讓國家替這位輕生者惋惜。
一個國家社會看到年輕生命的殞落卻出現那樣的發言當然是病態的，但在譴責這樣病態的人、社會之前，我想先將時間倒回幾年前，補教名師呂捷一個類似失言的笑話：「一個芭樂大學學生和台大學生出車禍意義是不一樣的，芭樂大學學生出車禍了，標題是：大學生飆車，慘死輪下。人都還沒死耶！但台大學生如果出車禍不幸身亡了，標題會是：國家棟樑殞落。」，這是一個不妥的笑話，但卻是這個社會本身最該檢討、最病態的事實。
話又說回來，育達商職的學生輕生與台大的學生輕生，有什麼不一樣呢？就《世界人權宣言》來說，人的權利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而從教育的角度看，育達商職與台大之間的差別，不過就是入學分數的高低而已，而這樣的高低在教育的立場都是受教者，並無二致。
既然平等，那為什麼還是有那些聲音呢？筆者想起，社會學中講述偏差行為的一個概念：社會過程論、標籤化。社會過程論大致的解釋是，偏差是一種定義，而這樣的定義是被標籤化的結果，而標籤化即是給予一個人標籤後產生的效應。以輕生這件事情來看，依社會過程論的講法與結果，因為台大學生的學業成績是頂尖的一群，於是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普遍替他們貼上「資優生」的標籤，這樣的標籤使得他們的輕生「令人惋惜」；育達商職的學生在學業表現上是先對弱勢且低落的一群，基於這樣的事實，他們必須承受「學店生」這樣的標籤，且在輕生後因為現有的標籤與事實，往往會出現類似「死好」這樣病態言論在該新聞的討論中。
好，透過上述理論我們可以得知同樣是輕生，為何有截然不同的解釋了，緊接著我們來談談「標籤化」這件事。關於標籤化，這幾百年以來無數個人權鬥士與人權組織以「破除標籤化」為己任，台灣政府亦時時刻刻喊著要破除標籤化與歧視的口號，但所謂的標籤化，一天都沒有消逝過。
以教育這一塊來說，標籤化好嗎？標籤化當然不好。標籤化下的教育，資優生有資優生的壓力，這樣的壓力可能使人崩潰、走偏；學店生有學店生應承受的壓力，這樣的壓力可能使原先溫和守法的人自我否定進而毀滅。因為我們有了這樣的領悟，所以我們喊出了一連串的教改與思想改革，但到了2016年的今日，我們必須沉痛地坦承：自始至終，我們都未曾真正的讓標籤化的教育掃進歷史的灰燼。我們依舊讓標籤化存在於這個體制，並且讓它用無形的力量摧殘與扼殺每一個受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