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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論匈奴突厥蒙古的關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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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實的史書和民族關係並不是這樣,匈奴/突厥的後代並沒滅絕。

中 國千方百計的把匈奴/突厥納入古民族現在已經消失的人群,毫不猶豫的把講匈奴/突厥語言但在不同時代被漢字史書寫成不同稱呼的同一個人群或同一個人群中的 一支,果斷的當做一個跟匈奴/突厥人完全沒關係的新民族,所以讀習慣了國際正常史書的外國人;讀中國當代歷史書時,經常一頭霧水,“怎麼很多少民都好像從 天上突然掉下來的,沒祖宗啊?”,“怎麼北亞草原經常更換主人啊,原來的主人一夜間都好像死光光了”。呵呵。

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並且中國當代史書還像韓國 當代 史書一樣固執的雷人,發明了很多讓讀習慣了正常史書的人噴飯的詞彙,比如“突厥化的蒙古人”,這個詞彙就跟“中國化的台灣人”,“中國化的香港人”一樣雷 人,但中國人卻認為很正常,因為他們不知道突厥和蒙古的真實關係,果斷的相信世界上有一種人叫“突厥化的蒙古人”。

突厥人原本就是跟今天蒙古人一樣的蒙古利亞類型人種,當代突厥人的語言相近,但人種分一下幾個集團:

【1】原始突厥人西遷中亞後,遊牧突厥人很少跟波斯人混血,主體還保留原始突厥人血統,還是蒙古利益類型的人種,比如: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等民族。

【2】原始突厥人西遷中亞後混入波斯語諸民族的白種血統,農耕突厥人演變成歐亞混血的人種,比如: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維吾爾人等。

【3】歐亞混血人種的中亞伊斯蘭化突厥人繼續西遷,西遷的至高加索以西的歐亞混血突厥人混入了亞美尼亞人,希臘人血統,演變成白種人南歐型人種,比如: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等。

【4】歐亞混血人種和蒙古利亞人種的中亞伊斯蘭化的突厥人繼續北移,進入斯拉夫人的東歐,演變成東歐韃靼民族。韃靼人有兩個人種:斯拉夫人種的韃靼斯坦人,伏爾加韃靼人。歐亞混血人種的克里米亞韃靼人,西西伯利亞韃靼人。

長生天就是薩滿教,突厥人西遷前也是薩滿教徒拜長生天,成吉思汗是突厥人蒙兀兒部,他當然也是薩滿教徒。

長生天即蒙哥·騰格里,突厥語是Mangu Tangri,蒙古語是Mongke Tangri

搜索“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史思明”,“石敬瑭”,“後晉,後唐,後漢,北漢皇室”的族屬,你就發現突厥人驚人的表現。

突厥西遷前在東方曾建立過幾個中國化政權,主要有:後晉,後唐,後漢,北漢。著名人物有:石敬瑭、李克用、李存勖(李亞子)、李嗣源、劉知遠、劉崇等。

【安 祿山】安祿山是突厥人,他兒時玩伴也是他日後的副手史思明也是突厥人,他們是同部族的老鄉。安祿山這個名字是土耳其語“戰鬥力”的意思,最初被翻譯成“阿 犖山”或“扎犖山”,按照今天的翻譯方式應該是“亞力山大”,“安”這個姓是安祿山在其母改嫁於突厥軍官安延偃後冒用的姓。

【史思明】安史之亂的另一個始作俑者史思明也是突厥人,史思明本姓阿史那(Ashinas),他原名是阿史那·崒干,這個名字在土耳其語的意思是“蒼色狼眼的狼”。

【石敬瑭】後晉開國皇帝石敬瑭本姓朱邪,屬突厥沙陀部(Turkey Cigil),該部就是突厥闕特勤碑提到九姓烏古斯(Oghuz),是古代西突厥最大的部族聯盟。突厥西遷後,在10世紀末,烏古斯改稱土庫曼(Turkmen)。

【李亞子】毛主席曾借用過一句古話“生子莫如李亞子”,李亞子暨李存勖,突厥沙陀人,後唐莊宗,生前實現了對中國北方的大部統一,以勇猛聞名。

安祿山,史思明,石敬瑭,李克用,李存勖都是土耳其語和漢語雙語使用者

就 如同意淫“漢朝打敗匈奴導致匈奴西遷”一樣,中國人同樣意淫“唐朝打敗突厥導致突厥西遷”。其實動動腦子就會發現,唐朝都滅亡了,留守突厥人還有能力建立 後晉後唐後漢北漢等幾個政權,突厥貴族石敬瑭都有出賣幽雲十六州的能力。而西遷的突厥本部勢力則更大,突厥西遷的真實情況是:當時中亞河中地區波斯人的龐 大城市群被突厥人徹底拿下後,突厥人需要遷移大量人口去管理中亞的波斯城市群,而當代伊斯蘭化的突厥文明正是形成在中亞河中地區的前波斯人城市裡,河中地 區是伊斯蘭突厥文化的發源地,在此之前在東方時,突厥人就是近代的蒙古人形象,是薩滿教徒而不是伊斯蘭。

唐末大亂天下最有實力的兩個集團就是突厥留守部族沙陀人和漢人朱溫集團,可見西遷的突厥本部實力更是了得,突厥留守部族沙陀人最終建立了後唐等政權。

列寧的祖父尼可萊·烏里揚諾夫出生在一個卡爾梅克蒙古農民家庭。祖母安娜·絲米爾諾娃是一個來自阿斯特拉罕的卡爾梅克女子。列寧的姓氏”烏里揚諾夫”在蒙古語中意為”水邊的白楊樹”。

過去的俄羅斯史學界通常把蒙古人統治的兩百多年的時間稱為”韃靼枷鎖”,但對這一時期-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其中,有些人對 蒙古的統治持全盤否定態度。他們認為 “蒙古的統治,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具悲劇性的一頁,使俄羅斯脫離了歐洲大家庭”。但是,-也有人看法不同,如18—19世紀的歷史學家卡拉姆津,就主張”莫斯 科的強大應該歸功於蒙古”。在當代學者中,以古米廖夫為代表,認為所謂的”韃靼枷鎖”-並不存在。相反,”俄羅斯與蒙古的聯合,使俄羅斯在與西方的爭鬥中, 立於不敗之地”。 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俄羅斯的形成有明顯的當年蒙古的因素。1920年代,俄羅斯的-歐亞主義就說:”俄羅斯族人與西方不相干,與斯拉夫 (Slavdom)也無關。”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學生認為俄羅斯的統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勞。另一位歐亞主義哲學家特魯別茨科伊在他的經典著作《論俄羅斯 文化中的圖蘭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謝蒙古統治,俄羅斯政府制度也是蒙古式的。從本質上-說,俄羅斯是一個東正教蒙古國家。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響, 有大量蒙古語借字、郵政、稅收、服飾也受蒙古影響,軍法制度也是從蒙古學的。

在蒙古四大汗國衰敗之後,前金帳汗國 屬國的俄羅斯崛起並佔領了從前蒙古帝國中的相當一部分。俄國統治者曾經代表蒙古進行收-稅,因為蒙古人很少視察他們佔有的土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俄羅斯的形成有明顯的–當年蒙古的因素。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學生認為俄羅斯的統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勞。另-一位歐亞主義哲學家特魯別茨科伊在他的經典著作《論俄羅斯文化中的圖蘭成份》指 出莫斯科要感謝蒙古統治,俄羅斯在佔領喀山與阿斯特拉罕後才成為強國。在伊凡沙皇登基-時,俄羅斯宮廷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蒙古血統,俄羅斯政府的制度也是蒙古式的。從本–質上說,俄羅斯是一個東正教蒙古國家。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響,有大量蒙古-語借字、郵政、稅收、服飾也受蒙古影響,軍制與法制是從蒙古學的。

蒙古的喀山汗國、阿斯特拉汗國、西伯利亞汗國、克里米亞汗國、諾蓋汗國、藍帳汗國、白-帳汗國的蒙古貴族們後來供職於俄羅斯公國,成為很多大公、王公貴族的姓氏起源。俄羅斯-曾有蒙古血緣的大公92個,50個王,13個公侯、300多個貴族姓氏。

根據弗朗西斯·福山的看法,俄羅斯的政府結構建立在傳統的蒙古式掠奪性方法之上。俄羅-斯從未民主過。史達林改採用的統治原則跟蒙古人一樣。而普京就是一個21世紀的蒙古人,而非其他。現在,因為俄羅斯還是一個富裕的國家,領頭的蒙古人意識-到為了獲得正統性和國民的愛戴,他必須分配出一部分財富。這就是現在 低稅負和低負債的原因。由於上述原因,現在的俄羅斯抗議活動,我們必須讚賞和鼓勵的這-些活動,卻也無法打敗這個蒙古體系。
很多人誤以為唐朝是漢人建立的朝代,歷史上經常把唐朝跟漢朝並稱“漢唐”,這容易讓歷史知識欠缺的人產生誤解,尤其是在民族問題上。

那麼唐朝是農耕民族漢人建立的嗎?答案相對是否定的,歷史資料證明:唐朝建立者的民族屬性毫無疑問是胡人(中國古代對北方和西方外國人的稱呼),即李唐王朝的統治者是遊牧民族的後代。一言以蔽之,唐朝是由遊牧民族建立的、經過高度漢化、但是仍保留民族特色的朝代。——這一點唐和遼相似。

一、唐王朝統治者家族的血統

唐王朝的血統已經清楚顯示出他們屬於突厥阿爾泰遊牧民族。當然這裡說的突厥人是當時北亞蒙古人種、信仰薩滿的突厥,也就是後世蒙古人的前身,而並不是現在伊斯蘭化且長相波斯化的那些突厥旁支。唐高祖李淵父系的七世祖名叫李暠,就是晉末張掖地區(月氏故地)西涼國的“涼武昭王”,西涼國是“鮮卑禿髮”,後為南匈奴單于沮渠蒙遜吞併。

《魏書·列傳》記載,西涼滅後李暠的後裔李翻投奔了阿爾泰山的柔然,曰:

“翻,字士舉(休屠),小字武疆(無者),奔伊吾(阿爾泰山),臣於蠕蠕(柔然汗國)。

李翻的兒子後來投奔了拓跋北魏,為“鎮西大將軍”,從此在北魏一朝“大享名器,世業不殞”,世襲貴族名號。

唐高祖李淵的祖父名叫李虎是西魏“八柱國”之一,另有“唐國公”稱號。西魏的“八柱國”與後世努爾哈赤的“八和碩”有一樣的文化內涵。

史載李虎娶妻“獨孤氏”,獨孤是西魏鮮卑帝族。李淵的皇后即李世民的生母也來自鮮卑,史稱“竇皇后”。李世民也娶妻鮮卑,稱“長孫氏”。唐帝室難覓一絲漢民族血緣成份。

淵起兵並非一人,這是與突厥始畢可汗聯手干的。當時始畢可汗與李淵是君臣關係,他們可能還有血緣關係。史載李淵與始畢可汗有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 入唐公,金玉繒帛皆可汗有之”。他們聯手內侵,遵循著匈奴以來結盟南下的傳統。由於有突厥可汗的武力撐腰,李淵順利取得關中重地,突厥則滿載而歸。

二、唐太宗李世民會說突厥語

唐太宗李世民會說突厥語是明白無誤的。史書記載,唐高祖李淵時突厥頡利可汗率軍攻入渭水便橋,秦王李世民迎戰。在橋邊李世民屏退左右,單獨一人“與頡利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太宗獨與 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舊唐書》)。其時李世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還有誘之以利,於是突厥人抽身引退,並相約幾天後便橋再會。其後他們如約 而至,“刑白馬,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

李世民說突厥語明矣,否則怎麼可能“臨水交言”呢?他們是完全的同類,他們說同樣的語言,有同樣的行為方式,有同樣的文化背景。《隋唐嘉話》說,單雄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為“胡兒”,李元吉小字亦叫三胡;《舊唐書》也說,李淵曾孫滕王李涉“狀貌類胡”,就是說其狀貌類同胡人。

史載突厥薛舉可汗及部下常與李世民共同圍獵,“太宗與之遊獵馳射,無所間然”,於是突厥部眾“咸願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時說漢語就不可能出現“無所間然”的情況。李世民頻頻狩獵,“狩與堯山”,“狩與岐山”,“狩與驪山”,不絕於史,這顯然是遊牧民族的生存方式。

李世民策劃宮廷政變,殺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奪得皇位,史稱“玄武門事變”。參與事變的五個主謀人物的姓名,也明白地顯示出民族背景:

長孫無忌,此人是後魏獻帝之兄的後代,與李世民祖先一樣也是世襲“柱國”,原姓拓拔,後改姓長孫,長孫無忌是唐太宗長孫皇后之兄。

房玄齡,此人是後魏鎮遠將軍的後代,與長孫皇后是同宗。

尉遲敬德,原為突厥一驍將,善騎射,後來歸降了李世民,成心腹。

屈突通,原為突厥將領,以勇武著稱,後歸降李世民,啜是“矢”的注音異寫,一種貴族稱號。

秦叔寶,此人悍勇異常,自稱“不習文法”,可能一個漢字也不識,一句漢語也不懂。

《闕特勤碑》中有這樣的話:“突厥的伯克們聽命了可汗,為之征戰了50年,向東征戰到日出之地,直到靺鞨可汗之國,向西征戰到鐵門,降服了那裡的所有國家”。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唐太宗依靠的是草原民族的軍事力量,在突厥人看來唐皇帝不過是入主漢人的突厥可汗。

當李世民還是秦王之時,他就與突厥貴族結為兄弟了,如突厥突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子,頡利可汗之侄),西突厥大渡(韃靼)可汗,都是李世民的“安答”(蒙古語“兄弟”的讀音),這些可汗死訊傳來之時,太宗都為之擺朝舉哀。如果李世民不是突厥人就不會與之結拜,這是由遊牧文化的特質決定了的。

三、唐朝為什麼如此開放?

唐朝為什麼顯得比較開放?這跟唐朝建立者的民族成分有很大的關係。

史書記載唐王室屢現“亂倫”之像,太宗死後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則天擁為己有了。所謂“亂倫”是後人的說法,在唐高宗看來並無此嫌疑,“妻其後母”是遊牧 民族的古老習俗,對於突厥出生的唐王室來說不存在道德障礙,乃是一種很自然的事。遊牧民族自古沒有守寡的傳統,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武則天的故事與清初皇太后下嫁多爾袞類似,在當事人看來並無不妥,完全符合風俗習慣。

李世民有廢太子名叫“承乾”,史載他學胡人椎髻,說胡語,吃胡食,愛慕突厥狼頭纛,甚至不願過宮廷生活,喜歡去草原遊牧,結果被廢黜。同樣的事情北魏也發生 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戀草原竟不願南下,被迫南下後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廢為庶人。兩個太子的行為已經清楚地反映出他們的民 族背景。

我們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軍政首領)為清一色的突厥人,並且都是世襲,那是遊牧民族固有的氏族軍事組織的影子,與遼金時代的“探馬赤軍”蒙元時代的“達魯花赤”非常相似,這種軍事制度並不來農耕文化。

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可汗,其次才是中原人的皇帝,兩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的大汗,其次才是中國的皇帝一樣。

唐太宗昭陵有14個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個,這種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漢民族固有的葬制,那是突厥墓前立殺人石習俗延續。突厥可汗墓前立殺人石代表他生前殺死的敵方首領。《闕特勤碑》有這樣的話:“我為我父可汗立了殺人石,以無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太宗立蕃王石像是對古老遊牧文化的認同和傳承。

《闕特勤碑》把“唐人”視作自己的遠房兄弟,告誡突厥子孫引以為戒,不要去走唐人的漢化之路,這從另一角度反映出他們存在血緣認同。而《闕特勤碑》的立碑者竟 是唐朝皇帝,漢文碑文竟是唐玄宗所撰,又進一步說明了這個問題,碑文中有“結為父子”之語,如果沒有對突厥的認同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

正因為唐朝皇帝是突厥血統,他們才會以極開放的心態面對中亞的遊牧民族國家,他們的眼光不侷限於中原,他們有興趣去開拓廣闊的東北和西北,那裡自古以來都是他們的活動區域。

我 們看到唐朝與遊牧民族交往的那種深度和廣度是漢民族創建的朝代從未有過的,因為統治者的血緣對其基本國策必然產生深遠的影響,唐朝皇帝的遊牧民族血緣正是 唐代開放大氣的深層原因。歷史上中國人一直在迴避唐朝皇帝的血統來源,因為不願看到於史。

作者/孫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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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14 新公民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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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能在全球手機市場喊出名字的HTC,如今多數人只在回憶裡提起;曾以高CP值打開知名度的ZenFone,也逐漸淡出主流視野。中央社一則討論台灣手機品牌消逝的話題,引發大量網友感嘆,但這並不是懷舊而已,而是一場產業結構的清算:台灣在手機這條「軟硬整合+品牌溢價」的賽道上,最終沒能跑到終點。 台灣手機品牌的衰落,表面看像是輸給蘋果、三星與中國品牌的規模戰,實際上更像是輸在「系統戰」。智慧手機早已不是單一硬體商品,而是以作業系統、應用商店、雲端服務、支付、影視內容、穿戴裝置與資料帳戶串成的生態系。當使用者被綁定在iOS或Android的服務鏈裡,手機廠商如果只能提供規格與價格,就很難建立不可替代性。HTC曾有技術與設計高峰,但在長期經營平台、服務與開發者關係上缺乏足夠資源與耐心;ZenFone靠性價比切入市場,卻同樣難以在生態與品牌敘事上形成護城河。結果是:產品再努力,也很容易被更大體量、更完整服務的對手用一輪迭代甩開。 第二個更殘酷的問題是「品牌溢價」無法累積。手機產業的獲利往往集中在高端旗艦與服務收入,單靠中階機走量很難支撐研發與行銷的長期投入。當市場進入高度同質化,消費者不再為「硬體規格」付溢價,而是為「體驗與信任」付溢價:相機演算法、系統更新、隱私安全、售後體系、跨裝置連動。台灣品牌在全球行銷與通路控制上相對弱勢,難以像頭部品牌那樣把「品牌=體驗」做成長期心智,於是價格戰一打,利潤先被擠乾,後續再投入就更困難。 第三個關鍵轉折點是AI旗艦時代的到來。2026年的手機競爭重心已從處理器速度、螢幕刷新率,轉向端側AI能力、模型合作、雲端算力與資料閉環。沒有生態系,就拿不到足夠的使用者行為資料與服務入口;沒有入口,就很難把AI做成「每天都在用」的體驗,只剩宣傳詞。中美韓大廠能用作業系統、雲服務、內容平台與穿戴設備串出完整資料回路,台灣品牌即使硬體做得不差,也難以與之對打。 HTC與ZenFone的淡出,於是成了台灣手機產業的集體告別式:告別那個「硬體做得好就能贏」的年代。更大的警訊在於,若台灣產業仍習慣把競爭力押在代工效率、零組件供應與成本控制,而不去經營平台、軟體、資料與品牌,未來在更多終端產品上都可能重演相同劇本。手機只是先倒下的那一塊骨牌。 台灣並不缺技術,也不缺供應鏈,但缺的是把技術變成生態、把產品變成品牌、把一次購買變成長期關係的能力。當數位主權與AI入口變成新戰場,這堂課的代價只會越來越高。 作者:林凱西

2026年回看318太陽花運動:如何重塑台灣政黨版圖與選民結構?

2026年談318太陽花運動,重點早已不只是「那場占領是否正當」,而是它如何在十二年內重塑政黨版圖、改寫選民結構,並把「兩岸議題」從少數人的政治口號,變成各黨必須面對的長期制度問題。318的影響不是一次性爆炸,而是把台灣政治推進一套新的競爭規則:誰能說服選民自己既能保安全、又能管經濟,誰就能取得執政正當性。 318首先改變的是民進黨的路線位置。運動前,民進黨內部仍存在相當比例的「經貿務實派」與「風險保守派」拉扯;運動後,反黑箱、反過度依賴中國的社會能量,迫使民進黨把「制度防線」與「國安風險」更前置,形成後來更清晰的「抗中保台」主軸。這讓民進黨在2016、2020能把國安與民主價值轉換成選票,但同時也帶來後遺症:當選民的焦慮從主權延伸到房價、電價、薪資與育兒,民進黨必須在「安全敘事」之外,交出足以支撐生活的治理成績,否則318所累積的道德優勢會被耗損成純粹的身份動員。 國民黨則是在318後被迫「去理所當然」。過去國民黨可以把兩岸經貿包裝成效率與繁榮,把質疑者貼上反商與反全球化標籤;但318把程序正義與透明審議變成新門檻,使國民黨在兩岸論述上長期背負「黑箱」與「過度親中」的政治成本。即便國民黨嘗試回到民生與地方治理,也很難完全切割兩岸立場的歷史包袱。更關鍵的是,318把一批年輕選民推向政治化,使國民黨的世代更新壓力提前到來:不只要換人,更要換一套可信的風險控管語言。 第三個結構性變化,是「第三勢力」的崛起與碎片化。318培養出大量參與政治、倡議透明與監督的社會人才,讓小黨與新政治得以在2014到2016迅速擴張,並一度改寫國會生態。這股能量後來部分被吸納進既有政黨,部分則在選舉現實與治理落差中分裂,形成今天更常見的局面:第三勢力仍能在特定議題上引爆輿論,但要穩定成為長期執政替代選項,仍面臨組織、人才、財務與地方經營的硬門檻。318讓「監督」變成政治商品,但也讓選民逐漸看懂:監督不是治理,反對也不等於方案。 因此,2026年的政黨版圖可被視為318效應的成熟期:民進黨承接了國安與制度防線的正當性,但必須用民生績效續命;國民黨想靠地方與經濟議題回血,卻持續被兩岸立場與信任赤字拉住;第三勢力的議題穿透力仍在,但若缺乏可執行的政策與可擴張的組織,就容易在大選被迫選邊或被邊緣化。 318的真正遺產,是把台灣政治的主戰場從「誰更會談」推向「誰更能承擔風險」。當選民要求的不只是立場,而是可驗證的制度、透明的程序、以及在危機下不崩盤的治理能力,政黨競爭就不可能回到過去那種單線敘事。這也是為什麼十二年後,318仍然影響每一次選舉:它改寫的不是某一場勝負,而是台灣政治的底層評分標準。 作者:新公民議會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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