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益品書屋不是全然非營利性質的企業，就不能喊著社會企業的口號廣招大學志工。服務對象既然是消費群眾，那麼工作者就理應支薪。
王品集團前董事長戴勝益致力於將創建的『益品書屋』定位為社會企業，確實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一方面，這將為台灣社會低迷的閱讀氛圍注入一股人文氣息；另一方面，可鼓勵更多的企業自覺地由僅談社會企業責任（Corporate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轉型為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
社會企業的起源可追溯至1970年代中期，微型信貸（microfinance）模式的創立。當時，從美國放棄教職工作回到祖國孟加拉工作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由於拜訪某個飽受飢荒所苦的村落時，發現有四十幾名婦女因為沒有錢償還高利貸借款（總金額不過美金27元），而贈與這些婦女償還的錢。這些婦女償還借款後，製作一些小東西販賣並創造微型企業。尤努斯發現，小額貸款對貧窮者幫助很大，不僅提高他們的生存與創業能力，而且降低向高利貸借款的負擔。故，1976年於孟加拉成立提供窮人小額貸款的格拉明銀行（Grameen Bank）。此一創舉，在全世界造成影響力，成為社會企業概念的先驅，尤努斯更於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2014年，行政院頒布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並訂為『社企元年』，預計於2016年底在台育成一百家社會企業。對台灣來說，社會企業是待開發的領域，需要更多優秀人才、企業與團體的投入。社會企業主要從事公益性事業，通過市場機制調動社會力量，將商業策略最大程度地運用在改善人類及其生存環境條件，故，其目的是解決社會問題，而非純粹為了盈利。但作為一種商業行為來說，儘管不是為了牟利，但為了讓企業永續經營，它卻可以是營利性質的。
然而，益品書屋的『營運模式』、『營收分配』及其所謂『志工招募』，引發外界爭議。益品書屋的經營模式為每人入場費100元，不限時且可無限暢飲各類飲品，如咖啡、冰砂、茶等。書屋約有2500本以精裝本為主的各類書籍，不販售而只供閱讀。上述的營利模式，不少人認為它不符合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社會企業最核心的概念是發現問題並有效解決它。益品書屋的地點位於台北市仁愛路，主要客群為中上階族群。事實上，這些客群是有能力購買書籍的，也因為如此，就缺少對弱勢族群的照顧，無法達到解決社會問題的目標。如果可以將書屋設置在偏鄉或經濟相對弱勢的城鎮，或許就能貫徹社會企業的目的。再者，據戴勝益所言，創立益品書屋的目的，似乎是因為網路書店崛起再加上房租高漲，導致實體書店生存不易，因而逆向操作，積極投入書屋。儘管打著社會企業的旗幟，但其用心可議。益品書屋的營收如何分配，戴勝益亦無明確說法。如果能將營收用在補助低收入戶、偏鄉學生或弱勢族群，甚至讓這些人免費入場，是不是更接近社會企業的本質？倘若書屋的客群主要為中上階族群，是不是可以考慮讓顧客自行決定要為這本書、這杯咖啡付多少錢？而非只是將入場費訂為100元。將價位訂在100元，在筆者看來，更像是199吃到飽的行銷策略。誠如褚士瑩所言：『是不是只有不需要免費午餐的有錢人，才有選擇免費午餐的權利？需要免費午餐的窮人，反而沒有選擇的機會。』【註一】竭盡所能擴充益品書屋的社會價值，才是最值得思考的。
至於所謂『志工招募』，更遭致非議。既然益品書屋不是全然非營利性質的企業，就不能喊著社會企業的口號廣招大學志工。服務對象既然是消費群眾，那麼工作者就理應支薪。倘若以產學合作為理由，更會讓人質疑其目的是否只是為了降低人事成本？更何況政府正積極改善青年人的低薪問題，實在不該讓他們從事這種免費的服務工作。
筆者肯定戴勝益將益品書屋定位為社會企業的用心，至少這是邁向社會企業的第一步，但如果能將它形塑為成功的社會企業，擴充其社會價值，讓那些買不起書的人都能踏進益品書屋，盡情優游於書海，享受片刻的咖啡香，那豈不是更為美好？屆時台灣將會是一個書香社會！
作者 / 雲鶴
【註一】褚士瑩，《在天涯的盡頭，歸零》，臺北：時報文化，2014，臺二版，頁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