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以色列真正對伊朗動手了，目前最新進展是川普發文表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已經在空襲中身亡。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好好談談世界情勢，希望能讓更多人看懂目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以及它的前因後果。 先說一個看似很矛盾的結論：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避免台海發生戰爭，以及導正這個世界過去30年來累積的錯誤。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美國怎麼會用資助一場戰爭（援助烏克蘭）跟發動一場戰爭（跟以色列聯手打伊朗）來避免台海戰爭呢？川普看似瘋狂、我行我素又好戰，怎麼可能是在下很大的一盤棋，以及導正什麼錯誤？ 這一切的遠因，得從美國將中國引進世界金融體系開始談起。1991年時，隨著蘇聯的倒台，冷戰時期結束，東歐民主化，歷史看似終結了，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與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似乎已經取得最後的勝利。當年美國過於理想的認為，只要先讓中國經濟自由化，使中國人享受到資本主義的甜頭，就有機會帶動中共實現政治民主化。 然而事實證明，這一切終究只是西方國家單方面的幻想，中國充分利用全球化時代的契機，以其低廉的人力成本與廣大的市場，再加上不在乎環境跟勞權等議題，使自己成為世界工廠。它一面累積資本以增強國力，一面剽竊技術來發展自己的科技與產業。取得極大的成果後，中共開始露出其猙獰面目，對內以日新月異的科技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對外則以日益強大的國力，對全世界進行滲透與一帶一路經濟殖民。美國等西方國家當初的善意，反而製造出自己在21世紀中最強大的敵人。 當中國的野心與威脅與日俱增時，西方國家卻陷入持續的衰退當中，由於過度追求勞權、環保等進步議題，導致本國生產成本高居不下，企業紛紛將生產線移往國外，使得本國工業日益萎縮，嚴重削弱國力。過度全球化的結果，就是西方各國開始讓自己的關鍵資源與產業被極權國家掌握，使得力量平衡逐漸朝極權國家傾斜。 事實證明，極權國家不會因為如今世界經濟緊密的連結就放棄發動戰爭的念頭，反倒是在面對中俄等國的崛起與威脅時，西方國家卻苦於經濟、生產線和資源依賴中俄等國，而顯得綁手綁腳，難以有效發揮力量制衡它們。如果不是2016年川普橫空出世，開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從根本上扭轉了這種趨勢，否則再繼續照原本的情況發展下去，如今美國跟西方國家是否仍有能力阻止中俄和伊朗的野心，就很難說了。 今年2月14日，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精彩演講，就充分闡述了這些理念。盧比歐讓歐洲盟友們理解到美國政府是為了什麼目標而奮鬥，希望能和歐洲盟友們共同努力導正過去30年來西方世界所犯的錯誤。領導美國政府的並不只是一個看似不受控的狂人，而是一群對局勢有充分了解的務實菁英團隊，他們即使面對國內外各種質疑與批判，仍然堅定採取許多爭議極大的行動，因為他們非常清楚自己面對著什麼，並決心努力避免最壞的情形發生。 如果要做到這一切，美國必須先讓自己再次強大起來，成為各地盟友們最強的靠山。因此川普在第二任期內不惜對全世界發動關稅戰，以幾近強迫的方式逼各國到美國投資，即使付出傷害美國國際信譽與盟友關係的代價，也要將關鍵產業移回本土，尤其是高階晶片的生產。美國也開始和日本等盟友共同開發技術，希望能擺脫對中國稀土等關鍵資源的依賴。如今美國也加開多條軍火生產線，不斷擴軍備戰，希望能以壓倒性的國力達成嚇阻作用，避免世界再次爆發全球性的大戰。 重振國力的同時，美國也在進行全球布局，與盟友合作，有系統的削弱中俄跟伊朗的力量： 對於俄羅斯：儘管川普經常被全世界罵要出賣烏克蘭的主權換取和平，但事實上美國仍然在持續軍援烏克蘭，並沒有棄烏克蘭於不顧。前陣子美國已經說服印度停止向俄羅斯購買石油，嚴重打擊了俄羅斯的戰時經濟。近期美國還切斷了俄軍非法使用的星鏈，使俄軍頓失耳目，烏克蘭因此發動反攻，奪回大片失土。俄羅斯深陷戰爭泥沼中，已無暇他顧，在中亞跟中東的影響力大為減弱。 對於中國：除了打打停停的貿易戰外，之前美英聯手查抄了太子集團，打擊柬埔寨詐騙園區，切斷中共的地下金流與資訊戰重鎮。派兵活捉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讓中國在美洲的布局付諸東流，也斷了中國一個重要石油來源。如今美國對伊朗出手，要斷的就是中國的另一個重要石油來源，以及一帶一路另一個重要經營成果。一旦伊朗神權政府垮台，重新換上一個親美的政府，中國的國力與全球影響力將會受到另一次重大打擊，更加削弱對台動武的能力，進一步降低台海爆發戰事的機率。 對於伊朗：伊朗可說是IS覆滅後中東地區不穩定因素的最主要源頭，原本包括法塔赫在內的中東各國，大都已經準備接受和以色列共存的現實，然而伊朗資助的哈馬斯、以何梅尼為精神導師的黎巴嫩真主黨、伊朗的老盟友阿薩德政權，持續成為中東動亂的根源，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恐怖攻擊，更是如今加薩走廊淪為人間煉獄的主因。而伊朗本身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的政教合一神權思想，以及伊朗希望稱霸波斯灣的大國野心，都對周邊的王政阿拉伯國家構成嚴重威脅。伊朗發展核武的企圖，更是讓美國、以色列和中東各國如芒刺在背，急欲除之而後快。如今阿薩德政權垮台，真主黨被打殘，哈馬斯半殘，只剩下伊朗本身。伊朗神權政府也由於極度不得人心，導致伊朗人民揭竿而起，革命衛隊的血腥鎮壓更讓伊朗人民渴望美國出手將他們從神權政府手中解放出來，可謂師出有名。目前中俄自顧不暇，伊朗人民渴望得到救兵，再加上美國已與巴勒維王儲合作，絕對是勝算最大的出手時機。 因此我才會說，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避免台海發生戰爭，以及導正這個世界過去30年來累積的錯誤。美國一面持續加強自己的力量，一面以資助烏克蘭和軍事打擊伊朗的方式削弱中國及其盟友的力量，就是要讓中國無力對台動武，確保台海和平。不僅如此，美國也加緊通過國內法，積極對台軍售，強化台灣自我防衛的能力，並在中國試圖以各種方式併吞台灣時得以嚴厲制裁他們，這一切都是為了避免台灣龐大的外匯存底與最先進的晶片製程落入全世界最邪惡的政權手中。如果此事成真，就等於是二戰的德國搶先研究出原子彈一樣，將會對全世界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美國的奮鬥，除了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與西方文明的存續之外，更重要的是不讓台灣乃至於全世界落入極權統治的監控、奴役與迫害之中。 因此，美國和以色列這一戰的成敗，不只關係到伊朗人民的自由與中東未來的和平穩定，更是能否成功遏阻台海爆發戰爭的重要因素，台灣人一定要密切關注，並堅定的站在美國、以色列、伊朗人民和自由世界這邊。 作者：趙曉慧 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

賴清德總統過去被視為是老派、對於社群網站的宣傳方式不甚理解，因此在各項社群網站的表現指標都遠輸給前任總統蔡英文，更別提輸給以社群網站起家的柯文哲、黃國昌、以及新興國民黨立委等。然而，賴清德總統團隊在今年農曆年間，一系列的梗圖、冷笑話、台語挑戰等操作，引起熱烈的討論，許多年輕人開始口語相傳，認為賴清德總統終於開始懂社群網站了。 這樣的熱烈討論並不只限於同溫層，而是可以從各項指標看出端倪。 首先，是Instagram。過去Instagram是柯文哲的大本營，柯文哲的IG追蹤人數為114萬，但在最近被蔡英文前總統的116萬給超越，兩位分別是全台灣IG追蹤者最高的前兩名。 賴清德總統現在的IG追蹤者僅有35萬，但是自農曆新年開始操作之後，追蹤者上升速度明顯增加。更重要的是，賴清德最近的發文平均按讚數快速上升到1.7萬、engagement rate來到5%（也就是互動數除以總追蹤數，代表有多少追蹤者是真的有跟這帳號互動的比例），都是近期新高。最新一支講台語的影片，點閱率也來到了10萬，這是近日少有的數字。 賴清德這些數字的特殊之處，在於賴清德的Instagram近日表現，居然超越了柯文哲。 根據instrack的追蹤資料顯示，柯文哲在Instagram的追蹤人數正穩定下滑，而最近兩周的貼文平均按讚數跌落一萬、engagement rate也低於1%。換言之，賴清德的社群網站這一波農曆新年操作，真的成功在短期內讓賴清德總統的Instagram表現超過曾經的IG霸者柯文哲。這是過去非常難以想像的狀況。從其他資料來看，賴清德的IG表現也超過黃國昌（11萬追蹤者、平均按讚數3000），只是仍然沒有追上蔡英文（116萬追蹤者、平均按讚數七萬）。 除了Instagram之外，同樣的趨勢居然也出現在YouTube上。根據Google Trend，台灣民眾在YouTube的搜尋聲量上，賴清德最近一個月的表現大於柯文哲、黃國昌與蔡英文，尤其是在過年期間的這一大波社群網站操作後。雖然從波動來看，可以看出這效益只是短期的，但是要能夠衝出YouTube的演算法，讓台灣民眾願意上YouTube主動搜尋賴清德，這在過去賴政府執政一年多以來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最後，在最近竄起的新興平台Threads上，賴清德的追蹤人數是48萬，相較於其他政治與非政治人物（蔡英文86萬、柯文哲60萬、台灣民眾黨11萬、黃國昌並未註冊、徐巧芯18萬、蔡其昌18萬、陳其邁24萬、賈永婕26萬），賴清德的Threads的追蹤者是台灣政治人物僅次於柯文哲。而假如講到互動狀況，柯文哲最近一周的發文按讚數落在兩千到一萬左右，而賴清德的發文按讚數則是六千到六萬左右，可見賴清德的文章更能吸引到Threads網友的支持，甚至連比較生硬的話題，例如國防預算以及台美貿易協定，按讚人數都有數萬。這對於目前執政黨要加大政策宣傳來吸引中間選民，扮演重要的角色。 筆者並不知道賴清德總統的宣傳團隊是否最近在組成或是策略上有所改變，但至少光就能收集到的公開數據資料來說，自從農曆新年以來的社群網站操作的確是成功的，不只是感覺而已，而這樣成功的軟性議題操作也帶動了讀者對於其他硬性議題的點閱與宣傳狀況。然而，這樣的操作是否能夠維持，是否能夠更突破同溫層，視需要在接下的總預算、軍購預算、台美協議等重大議題下值得繼續觀察的。 作者：王宏恩 全文轉載自：思想坦克

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SCOTUS）針對「學習資源公司訴川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作出震驚全球的裁決，以 6 比 3 的票數判定川普總統自2025年初以來，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加徵的「互惠關稅」與「反走私關稅」違憲。大法官會議明確指出，IEEPA 賦予總統在緊急狀態下「規管進口」的權力，並不等同於憲法授予國會的「課稅與徵收關稅」權。此裁決不僅讓川普一年多來橫掃全球的關稅大棒瞬間失靈，更引發了對於行政權過度擴張的司法逆襲。一時間，華盛頓陷入了新一輪的政治鬥爭與憲政疑雲；當行政首長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強推政策，司法體系是否有權介入、甚至推翻已執行的國際貿易協議？美國是否正走向一場新的權力分立危機？      回顧美國憲政史，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拉鋸戰從未停歇。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起，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國會開始將大量經濟調度權轉授給行政部門，形成了所謂的「大行政國家」。在過去近百年間，尤其在冷戰與反恐戰爭期間，法院對於總統以「國家安全」或「經濟緊急狀態」為名的裁量權多半採取尊重態度，這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國安關稅）的長期實踐中清晰可見。然而，川普時代的強勢領導風格，挑戰了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的稅收專屬權。此次最高法院的駁回，是基於「重大問題準則」（Major Questions Doctrine）的進一步確立。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在多數意見書中強調，關稅涉及數兆美元的經濟變動，若無國會明確的授權，行政部門不得僅憑模糊的法律詞彙就自創稅收。 從歷史經驗看，當行政首長試圖繞過立法機關進行社會重構時，聯邦法院往往扮演「煞車皮」的角色。這並非單純的政治鬥爭，而是司法體系在面對長期以來「行政權膨脹」後的導正。當前美國財政赤字屢創新高，關稅本是川普填補國庫的重要手段，但法院的介入使得行政決策必須回歸國會協商，此對一名習慣以行政命令治國的強勢總統而言，無疑是對試圖凌駕憲政的重大挫敗。     在法律層面上，最高法院的裁決導致川普之前依據 IEEPA 與各國（如加拿大、墨西哥、甚至部分印太夥伴）談成的關稅減免或調整協議，陷入法律上的「無效狀態」。由於這些協議的法理基礎即總統的緊急狀態權力，已被法院裁定不存在，意味著那些被強迫簽署、以「交換關稅豁免」為條件的投資承諾或貿易協議草案，其執行效力已搖搖欲墜。    雖然川普政府隨即啟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等其他替代方案試圖補救，但這些舊有法律具有更嚴格的時效限制（如150天）與程序審核。惟將導致美國與盟友間的貿易關係進入一段高度不確定的「談判博奕期」。各國政府面臨兩難；是繼續遵守已達成的協議以維持穩定，還是利用美國法院的裁決提起追討關稅的集體訴訟？根據最新統計，2025年所徵收的關稅總額高達數千億美元，若法院最終判定必須退賠，將對美國財政造成災難性衝擊，也讓美國在全球貿易談判中的誠信度跌至谷底。     對於台灣而言，近期剛簽署的《美台互惠貿易協議》（ART）首當其衝。在該協議下，台灣以大幅投資美國半導體產業並開放農產品進口為代價，換取美國將關稅從20%降到15%。隨著最高法院的裁決，美方原先徵收20%關稅的基礎（IEEPA）已消失，台灣產業理應回歸更低的稅率。然而，川普政府若改以其他條款強行維持高關稅，原本談定的15%優惠是否依然有效？將為依賴深厚的台美經貿關係埋下隱患，更深層原因仍是台灣握有90%以上先進晶片製造，此無疑懷璧其罪，尤其晶片又被稱作「21世紀石油」；不難猜測，多變的川普必然有新的晶片法案來應對。      故我國於此刻不應僅是被動觀察，而應採取更為主動的憲政與貿易雙軌策略。首先，外交與經貿部門必須與美國國會建立直接聯繫。既然法院將權力歸還國會，台灣應尋求在國會層級獲得法律保障的貿易地位，而非僅依賴隨時可能被推翻的總統行政命令。其次，台灣應審慎評估已承諾的投資進度，將其作為重新談判的籌碼。      最後，關稅爭議反映近代美國權力分立的衝突。台灣應體認到，在強勢總統與獨立司法的博弈中，法治做為家穩定的基石早已隨著國際強人頻仍崛起時已動搖。未來台灣在經貿之策須具備更多備案與「劇本」，在美方行政、司法與立法的三方角力中，尋求法制化的長遠保障，而非僅追求短期政治協商的成果。 作者 / 劍藏鋒

美國最高法院近期就「以IEEPA課徵全球性關稅」作出關鍵裁定，核心不是否定關稅政策本身，而是指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並未授權總統以其主張的方式課徵關稅，關稅權限仍屬國會授權範圍。 這類裁判邏輯可被理解為「法律依據選錯」而非「行為不存在」：法院否決的是適用法源與權限邊界，並未宣告美國從此不能用其他貿易法源啟動關稅工具。 因此，判決一出，政策路徑立刻轉向。川普政府迅速宣布改採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以「國際收支／支付失衡」為由，啟動為期150天、最高可達15%的臨時附加關稅；在實務宣示上先以10%作為替代性全球關稅框架，用最短程序維持談判籌碼。 這一步的本質是「用更可用、但時間較短的法源接力」，把政策連續性先撐住，讓各國談判得到喘息窗口，但不代表關稅壓力消失。 接下來的焦點會回到更傳統、也更常用的貿易工具組合。其一是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調查外國不公平貿易作法後，得採報復性措施（含加徵關稅），且可在不走WTO爭端程序的情況下單邊推進。其二是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由商務部調查並建議總統採取關稅或配額限制；這類調查一旦啟動，對特定產業與出口結構高度集中者的風險特別大。其三是1974年《貿易法》第201條等防衛措施，由ITC認定進口激增造成嚴重損害後，總統可採取關稅／配額，最長可延續多年。Reuters亦指出川普已下令啟動301與232等新調查，為後續更高、更具針對性的關稅鋪路。 至於「是否退回既已課徵的關稅」，目前更接近長期訴訟戰而非立即退稅。Reuters報導提到，最高法院裁定使先前依IEEPA徵得的關稅收入面臨退款不確定性，並引發後續訴訟與行政處理的複雜問題；相關金額規模被估計超過千億美元等級，現階段更可能進入拉長的法律程序，而非短期結案。 這也解釋了為何政府會在法源被否決後，立即用122條接續：在退款與權限爭議未落幕前，先維持關稅政策的談判框架與收入／槓桿結構。 結論是：最高法院裁定的主要效果，是把「用IEEPA課關稅」這條捷徑封住，迫使行政部門回到既有貿易法的程序工具箱；但美國可用的關稅法源仍多，差別只在程序成本、時間與可調整彈性。 因而這份判決對各國的意義更像是「爭取時間」，而不是「關稅落幕」。接下來的風險管理重點將轉為：122條的短期效力如何銜接到301／232／201的中期調查結果，以及各國是否能在調查期間完成談判交換，避免被納入更高、更多品項的關稅清單。 作者：趙堃成（轉載自作者臉書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