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些已經獲得妥善保存的檔案，台灣社會究竟又花了多少力氣去瞭解這些泛黃紙張上一字一句所代表的意義？
最近引發熱烈討論的白色恐怖檔案遺落民間的問題，本來檔案局搶在軍方前拜訪收藏家表達接收意願，看似就要由檔案局接手之時，卻又演變成是交由某台北市議員暫時收藏，這種不直接交由專業典藏機構所可能對檔案本身所造成的損害，外界已多所批評。筆者要談的是，在事件爆發後，各界掀起一波搶救史料的熱潮，固然令人感動，也帶動不少關於歷史檔案的討論，但有個更重要的議題，卻似乎被大家所忽略，那就是檔案到手後要如何處理？如何才能讓史料發揮價值，「讓史料說話」。
透過公開展覽來教育社會大眾是一種方式，不過，真正的基礎工程還是在於研究解讀。目前關於白色恐怖的研究不能說少，但比起目前已徵集的檔案數量而言，兩者間顯然不成比例。固然可能還有為數不少的檔案掌握在像古物商胡先生這樣的人的手裡，甚至還深鎖於機關的檔案庫房中，徵集工作必須也應該持續進行，但對於那些已經獲得妥善保存的檔案，台灣社會究竟又花了多少力氣去瞭解這些泛黃紙張上一字一句所代表的意義？「轉型正義」近來喊得震天價響，「追求歷史真相」成為朝野朗朗上口的口號，但在檔案早就累積了數十棟101高度的現在，台灣社會似乎距離「歷史真相」還很遙遠。
珍貴的檔案若沒人研究，就與書架上未被翻閱的書一樣，充其量只是裝飾品，甚至可以很不客氣的說，這樣的狀態與檔案被銷毀相去不遠。過去幾年，事實上也發生過幾起「搶救史料」的故事，也引起媒體報導，這些檔案雖然最後在「物理環境」上獲得妥善安置，但所能發揮的價值卻大不相同。2009年媒體揭發戒嚴時期專門審訊政治犯的安康接待室檔案遭到廢棄，當時經過各方努力，換得由檔案局出面接收，但7年過去了，台灣社會對於安康接待室的認識並未有所增加。另一個案例則是，中研院台史所的許雪姬教授從古物商手中搶救一批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珍貴史料（巧的是賣家正好也是這一次憲兵搜索案的同一位古物商），並予以解讀、研究及出版，若非許老師的堅持，我們如何得知二二八當時有更多我們之前不知道而遭到情治人員所到的千餘名「嫌犯」，對於縣市以外鄉鎮區在事件期間的行動、組織也才能有比過去進一步的瞭解。許老師的堅持看起來反而是搶救史料風潮下的一個例外，但卻是轉型正義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環。
蔡英文多次宣示上任後會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筆者呼籲一定要組成專門小組，進行研究工作，唯有如此才有接近真相的可能，別忘了，相較於二二八事件已有官方的調查報告（雖然仍然不足），影響台灣時間更久更深遠的白色恐怖，至今我們卻連個案都還瞭解甚少，更遑論是整個體制的運作。「史料不是裝飾品」，搶救史料的同時，不應忘記「研究」才是讓史料能真正發揮價值的關鍵。
作者 / 陳昱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