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倫的競選副手王如玄，近期還原22K爭議的由來，並將政策規劃的責任推給了教育部，卻忘了勞委會/勞動部在政策執行、評估、追蹤的行政責任。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國內失業問題嚴重，政府為促進大專畢業生就業，於隔年4月推出俗稱22K就業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當時評論該項政策：政府要求企業至少以2萬2000元月薪僱用大專畢業生，企業每聘1人補助1萬元，讓就業薪資出現22K「破盤價」，連帶使青年近年薪資無法提升，造成青年貧窮化。
22K議題引起朝野立委相互指責，這項政策沒有誰是元兇的問題？筆者倒是希望朝野各陣營能對提升國內實質薪資多作提供一點牛肉，倘若國內實質薪資需要等到對岸實質薪資提升方可帶動台灣薪資提升，屆時是非常恐怖的現象。事實上，當年金融海嘯職缺少，教育部擔心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怕大學生失志，信心受挫，才提出方案，儘管不排除企業主濫用，但該案是金融海嘯的暫時性處理方案。
22K實習方案是救急不救窮的政策規劃，屬於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但是非常時期過了，該手段成為企業壓低薪資成本的慣用手段。中南部地區仍有許多薪資不滿22的工作，這些工作普遍屬於取代性高的工作。若22k是遭到污名化的政策，政治責任到底該由那個單位來負責？教育部當初希望讓社會新鮮人在找工作不易情況下，能有機會進入職場體驗實習，不能將青年低薪與22K政策掛在一起；勞動部認為金融海嘯已過，企業給薪仍向下沉淪是不對的，企業對員工照顧不夠。教育部和勞動部事後對22k的說法，仍是互踢皮球。
「少子化」本次大選中被忽略的重要課題。試想，人口大量減少不不僅會造成國安危機，也會讓一名小孩在長大後得照顧多名老人的憂慮。面對老年化和少子化的危機，台灣該如何做好人力資源配置？各陣營的政策白皮書迄今仍紙上談兵。人口結構產生變化後，年輕人走出社會前，政府該如何加強產學合作，使得學校資源與社會接軌，讓年輕人都有一技之長或專業知識，踏出校園後都能找得到一份好的工作。
「代工思維 –省小錢（生活開銷）花大錢（房貸稅金）」的消費模式，倒是讓筆者深思。台灣普世價值讚頌著「誰最會省錢」，「創造高附加價值」的高成長型企業反而無用武之地，難怪台灣資方總是被”cost down”的企業所把持。原來台灣的出口，早已不像過去是由扎實中小企業群策群力而成，而是依靠少數幾家大型龍頭企業撐起半邊天。
台灣在目前經濟轉型的階段，沒有適時地培養下一個明星產業，等於把經濟成長的重擔全數交付在ICT產業的手上，中央銀行也必須壓抑新台幣匯率並，好讓出口導向的ICT企業保有國際競爭力，「低薪化」幫凶之一。政府也要解決長久以來低薪的困境，有了好的薪資福利和工作環境才能留住各方面的人才，方能營造台灣成為高級研發人才的匯集之處。
作者 / 林士清 (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這一篇真實反映私校老師的處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