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上提出一句話：「美國曾經是我們的恩人，但中國大陸是我們的親人」，並主張台灣不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這一句簡短的比喻迅速引發激烈討論與反彈，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理性外交的務實表述，有人則批評這種說法背離歷史與台灣人的集體意識。      「美國是恩人，中國是親人」這類說法，乍聽之下溫和而試圖去政治化，彷彿只是對歷史情誼的回顧，實則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敘事。若將國家關係比擬為人際關係，便更應嚴格檢視；所謂「親人」是否在關鍵時刻給予庇護，抑或反覆施以威脅；而「恩人」究竟只是權宜之計的利益往來，還是實質上塑造了今日的生存條件。        回到歷史本身，國共關係從來不是「失散親人」的溫情故事，而是赤裸裸的權力競逐。1945年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不久，旋即陷入全面內戰，最終在 1949 年敗退來台。此一結果並非「兄弟鬩牆後的誤解」，而是兩個政權在制度、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上無法共存的必然產物。內戰結束後，中共政權從未將台灣視為可以平等對話的「家人」，而是始終定位為尚未統一的政治版圖。從砲擊金門、長期軍事對峙，到今日的飛彈部署與法律化的武力威嚇，這段關係更接近高壓控制與持續威脅，而非任何可稱為親情的互動。        反觀美國與台灣的關係，雖然起點並非情感，而是冷戰現實，卻在歷史發展中實質影響了台灣的生存條件。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介入台海，提供安全保證，使台灣免於被即時納入共產陣營；隨後的經濟援助、制度輸入與技術轉移，奠定了台灣戰後工業化與出口導向發展的基礎。即便在 1979 年斷交後，美國仍以《台灣關係法》維持安全承諾，並在關鍵時刻持續影響台海戰略平衡。這些作為固然源於美國自身利益，卻客觀上構成台灣得以發展民主、累積國力的外部條件。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在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其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力之一，正是來自台商的大規模西進投資。換言之，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部分建立在台灣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之上。若要談「恩」，歷史角色的對調反而更為合理。        因此，將中國簡化為「親人」、將美國僅視為「恩人」，本質上是一種大中國意識的延續性投射，而非對台灣歷史經驗的忠實反映。該言論忽略台灣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形成的集體意識，也忽略地理鄰近並不必然帶來安全感，血緣文化更不足以抵銷制度衝突與武力威脅。        歷史從來不是用來安撫情緒的修辭工具，而是檢驗現實的座標。若真要以人際關係作為隱喻，那麼台灣作為戰後國府遷台避難處，台灣人與大陸來台居民早已血融於水，卻心向欲撕裂台灣之強鄰，比起對岸，台灣方是國民黨羈絆最深的親人，試問除了李登輝時代外，藍營可有真心融入這塊小島？ 作者 / 風林火山

       近日，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內政部新住民發展署組織法》，正式在內政部增設 新住民發展署 為中央專責次級機關，此舉象徵政府在多元共融與人權保障上跨出重要一步。該機關將統籌新住民相關政策、制度與服務，發揮教育、就業、照顧、培力與跨部會協調功能，預計明年正式成立，規劃約百名編制與約新台幣7億元預算以支持運作。       該機關成立，並非簡單政府組織再造，而是政府對新住民議題從「邊緣照顧」走向「制度整合」的重大轉向，是台灣民主深化與社會結構調適的重要里程碑。新住民發展署的立法與即將設立本身就是政府重視新住民的明確表態。過去政策多由不同部會片段處理新住民之教育、就業、社福等需求，導致需求分散、權責不清；如今透過專責機關加以整合與統籌，不僅提升效率，也顯示政策制定者從制度層面正視新住民在台灣社會的存在與需求。       從社會面而言，新住民已深刻融入台灣社會生活與家庭結構。根據內政部統計，新住民配偶加上第二代家庭人口已突破百萬人，有效緩和少子化與人口結構老化的壓力。新住民家庭帶來的語言、生活習俗、文化餐飲等多元元素，已成為地方社區文化生活的日常風景，不僅豐富了本土文化，也培養出跨文化互動能力與國際視野。       在經濟方面，新住民及其家庭成員廣泛參與基層勞動市場與中階職涯，包括長照、服務業、製造業等勞動密集產業。在勞動力供給緊縮的現實壓力下，他們穩定的就業參與對維持產業運作與社會經濟韌性具有實質貢獻。此種經濟參與不應被簡化為廉價勞力差額，而是可視為台灣勞動市場多元化與彈性形成的一部分；政治參與方面，新住民逐漸從被動的政策接受者轉向公共議題的倡議者。隨著新住民有機會參與地方自治、公共審議與社會運動，他們正將個人經驗與聲音帶入台灣民主的實踐。這種由內而外的政治能動性，是多元民主實質深化的象徵。      然而，縱新住民的社會貢獻日益明顯，制度上仍存在需強化之處。在法制架構方面，目前新住民權益的保障，主要是透過《新住民基本法》及相關部會的協作措施，涵蓋生活適應、教育、就業保障與語言環境等面向。但現行政策雖涵蓋範圍廣泛，卻仍呈現橫向分散、縱向欠缺強化長效落實的治理風險。例如，目前新住民發展署是內政部的次級機關，其職能主要是統籌規劃與協調，缺乏獨立決策與對跨部會運作的實質制衡能力。若能將新住民發展署提升至獨立委員會，能夠強化其跨部會協調權與政策主導性，深化制度保障新住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渠道。      法制與組織革新固然重要，但文化層面的變革是最深遠的挑戰。真正的包容不僅是制度性接納，更是從日常生活到公共話語中，逐步消弭「他者」與「我們」之間的想像界線。此急需學校教育、媒體敘事與公共空間的共同努力，營造一種「多樣即正常」的社會認同與文化實踐。當新住民身份不再被視為邊緣族群，而是台灣多元社會建構的基本單元，這個社會才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與共同治理。       總之，新住民發展署的成立意味著台灣進入多元民主深化的新階段，是制度性肯認新住民作為台灣社會共同成員的政治宣示。未來若能進一步強化制度參與、保障法律落實，並在文化層面深化包容，台灣將不僅成為尊重多元的民主國家，更能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多元人權實踐與共同治理。 作者 / 劍藏鋒

  2026年1月24日的中共軍方高層清洗，不只是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是一場直接影響台海與區域安全的結構性事件。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聯參部參謀長劉震利的同時落馬，並未讓解放軍更「集中統一」，反而嚴重削弱了指揮體系的穩定性，在台海高度緊張的背景下，這種不穩定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來源。國際社會若仍將此事視為中共例行「反腐」，將會低估它對核武管控與危機處理能力的破壞性。 現代戰爭的關鍵，不在於是否「下令開戰」，而在於命令是否能被準確理解、理性執行、並在危機中被節制。然而，此次清洗顯示，習近平已繞過既有的軍事紀律與指揮體系，改由國安、特務與文官系統直接介入軍權。這意味著，中共的文人—軍人關係已出現嚴重斷裂。   在台海情境中，這會帶來三種高度危險的可能：前線指揮官為表忠而過度執行模糊命令；中層軍官因恐懼被清算而延遲回報或隱匿情資；各戰區行動出現非同步、非協調的冒進行為。這些都不需要中央刻意發動戰爭，就足以引發連鎖升級。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高度集權且面臨內部危機的政權，最容易將壓力向外釋放。 對中共而言，台灣正是最具動員力、也是最具風險的對象。軍方被清洗、制度信任崩解，並不必然導致全面戰爭，但極可能引發：高頻率的對台軍事騷擾；模糊界線的飛彈、海空演訓；用於內部「證明忠誠」的灰色地帶行動。 張又俠的角色，並不只是某個派系代表。他象徵的是一種「仍能對最高領導人說不」的非正式制衡力量。他的倒台，代表中共體制內最後殘存的剎車片，已被徹底拆除。當軍隊只剩下服從，卻失去討論、修正與延遲的能力，威懾將變成表演，理性將讓位於恐懼。 2026年初的這場清洗，並未讓中國變得更強大，而是更不穩定。在台海與核武議題交織的現實下，世界面對的不是一個自信、可預測的對手，而是一個在高度恐懼中運作的體制。這樣的體制，最容易犯錯。而錯誤，往往發生在台灣海峽。 作者：林政武

空軍基地向來是戰機、武器、空地勤的部署地點，全台共有九個空軍基地，分別部署不同類型的戰機，在空軍的編制中，戰機向來是維護、爭取空防的要角，但基地的防護，除了仰賴憲兵駐守外，對於基地周圍空域的安全，依據空域的差異有不同的防空裝備進行守護。 35快砲防空系統維護中低層空域之防空 目前，負責空軍防空作戰的單位為「防空暨飛彈指揮部」，全台共有五個防空飛彈旅，下轄國人耳熟能詳的愛國者防空飛彈、天弓系列防空飛彈，兩款飛彈主要負責高空層反飛彈防禦，對於「中低空層防禦」的裝備，目前空軍仍以天兵雷達、35防空快砲系統為主要的防禦裝備。 防禦無人機、武裝直升機 本文認為，在實際的作戰中，若對付中共無人機、直升機，以中、長程防空飛彈進行攔截、摧毀，從作戰成本的角度來論，恐不符合成本效益。因此保留現有的35快砲系統、提升其天兵雷達功效，仍能擔負空軍「中低層空域」的防禦任務。 35快砲系統的使用時間已超過40年，嚴格來說早已達到汰除的標準。但面對解放軍的持續威脅，尤其是共軍近年以來，時常以無人機對我軍事基地進行偵察任務，共軍的無人機系統普遍具備察-打一體的作戰能力，早已對我國形成巨大威脅；同時中共武裝直升機若配合兩棲登陸艦，能對我機場進行空、機降作戰，屆時35快砲系統將持續擔負基地防禦的角色。 在實際的作戰構想，35快砲系統配合天兵雷達，其追蹤/偵測距離達22公里，每組發射架共有4枚麻雀飛彈，2-16公里的空域目標將由麻雀飛彈進行攔截；倘若目標接近至4公里內，將由35快砲進行接戰，目前空軍仍保有48門現役的35快砲，配合其雷達、麻雀飛彈系統，能為空軍基地「中低層空域」進行防禦和攻擊。 結論 未來，配合「台灣之盾」（T-Dome）的防禦計畫，35快砲系統將有升級雷達系統的機會，以加速辨識、接戰的能力。換言之，35快砲系統雖然服役時間久，但只要持續優化、升級該防空砲系統，仍舊能擔負空軍基地「中低層空域」的防空作戰任務。 作者：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