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提出「國高中上課時間改為 10:00 至 16:00，以避免慢性睡眠剝奪造成學生憂鬱與自傷自殺風險上升」的提案。該提案主張，延後上課時間能讓學生獲得足夠睡眠，避免學習效率下降與情緒惡化，同時放學後也能有更多時間探索興趣、準備學習歷程、參與社交活動與運動。 此提案在短短一週內即獲得超過 11,000 人附議，遠超成案所需的 5,000 人門檻，也因此引發廣泛的社會討論與正反爭辯。筆者認為，部分論點確實值得思考，但也有一些推論可能存在邏輯瑕疵，若陷入思考陷阱，反而會阻礙社會向更好目標邁進。 研究指出，青少年睡眠時數與自殺意念、自殺企圖的風險呈曲線關係，而與自殺計畫的風險則呈線性關係：每多睡一小時，自殺計畫風險下降約 11%。這種關聯與是否存在精神疾病無關［註1］。許多專科醫師也一再強調，睡眠不足對青少年的危害不容小覷。因此，可以肯定睡眠不足確實會帶來嚴重後果。然而，這是否足以直接支持「國高中上課時間應改為 10:00 至 16:00」？答案未必如此簡單。 若要主張縮短學校正規課程時數能改善睡眠，必須證明睡眠不足的主要原因來自學校上課時間過長。然而，根據兒童福利聯盟 2023 年的調查［註2］，台灣約莫六成學生有課後補習，往往回到家已超過晚上十點。如此情況下，即使縮短正規上課時間，青少年仍難以獲得充足睡眠。因此，檢討補習文化或許才是問題核心。 而即便承認縮短課程能減輕部分負擔，但現實未必如提案想像的理想。如果課綱不變而時數縮短，教師進度會更加緊迫，學生在有限時間內需要承受更大壓力，或是把縮短的時間轉移到補習班，導致待在補習班的時數更長。若要真正減少壓力，或許需要從調整課綱本身著手。 諸多論者指出台灣教育授課時數過長、課業壓力沉重，或認為睡眠充足能提升記憶力與專注度。筆者不否認這些觀點有其價值，但這些並非此次提案的核心。若仔細檢視提案，其主要論點是「縮短授課時數能有效解決睡眠不足進而降低憂鬱與自傷風險」。若提案需要依靠其他次要論點來支撐，則顯示提案本身論證不夠精確，未來或可補充或另提新案。 另部分批評將現代學生標籤為「草莓族」，或以「我們當年也撐過來」否定當代學生面臨的諸多問題。筆者認為此種態度非常不可取。時代環境差異巨大，學生今日面臨的挑戰並非過去所能類比。僅以年紀作為說教的基礎，忽視差異，並無助於解決問題。 或許我們更應該將「因為我們淋過雨所以要撕爛你們的傘」轉換為「因為我們淋過雨所以要成為保護你們的傘」，如此才能展現真正的同理與責任感，成為值得學習的成年人。 註1：Chiu , H., Lee, H., Chen, P., Lai, Y., […]

在台灣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上，天災與人禍往往糾纏不清，而更令人憂心的是，對於同樣性質災害的詮釋和應對，竟然會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出現截然不同的標準。這種雙重標準不僅是對民主價值的褻瀆，更是對生命尊嚴的漠視。 近年來台灣各地發生的重大災害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同樣的災害類型，在不同的政治版圖下會得到截然不同的解讀和處理方式。當某些地區發生災害時，輿論和政治人物會嚴厲追究政府責任，要求徹底檢討防災機制；但當另一些地區面臨類似情況時，卻往往被輕描淡寫為「天災難料」，甚至還有人為災害管理者開脫辯護。 這種現象反映出台灣社會一個深層的問題：政治認同已經凌駕於基本的人道關懷之上。當我們用政治色彩來決定對災害的態度時，實際上是在踐踏那些受災民眾的權益，也是在為未來更大的災難埋下種子。 真正負責任的媒體應該超越政治立場，以人道關懷為出發點，公正地監督所有層級的政府部門。災害面前沒有藍綠之分，只有生死之別。 更令人憂心的是，在這種雙重標準的氛圍下，一些政治人物和支持者選擇為明顯的行政失職辯護，而不是為受害者伸張正義。當首長在災害發生時身處海外，當預警系統多次失效卻無人負責，當救災資源分配不均卻被合理化，我們看到的是政治利益對人命的踐踏。 政治人物的首要責任是保護人民，而不是保護自己的政治地位。任何以政黨利益為由而忽視民眾安危的行為，都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譴責。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社會大眾覺醒，拒絕接受這種雙重標準。我們不能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就對同樣性質的行政失職採取不同的標準。每一個受災的家庭，每一條失去的生命，都值得我們以同樣的關注和同樣的憤怒去面對。 只有當我們真正做到一視同仁，只有當我們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政治利益之上，台灣才能真正成為一個讓所有人都感到安全的家園。否則，今天的縱容就會成為明天更大悲劇的導火線，而那時，我們所有人都將為這種雙重標準付出代價。 作者：林政武

七月中旬的立法院，在726大罷免投票的危機下，國民黨與民眾黨聯手三讀通過了金額高達2350億的「普發現金一萬元」的法案，卻同時大刀砍掉對台電的1000億補助。 在野黨高舉「超徵」、「還錢於民」等悅耳的口號，成功將這杯包裹著糖衣的毒藥餵給了大眾，也因此順利躲過了大罷免的浪潮。如今，政府被迫買單，即將在十月下旬啟動發錢程序，看似全民得利，但我們真的贏了嗎？ 首先，在野黨口中的「稅收超徵」，聽起來像是國家從人民身上A了錢，人民拿回來，何錯之有，但這完全是誤導。簡單打個比方，你預估今年月薪3萬，所以做了年度預算規劃。結果，公司加薪讓你的月薪變成3萬5千元。這多出來的5千元，就是你的「超徵」，你會將這筆錢拿去分給親朋好友享樂，還是看見自己身上還背著30年的房貸、5年的車貸，信用卡帳單也還沒繳清，乖乖地拿去還債？ 「超徵」，只是實際稅收超過了「預期數」，政府與知識分子也不斷呼籲告訴人民，但在野黨選擇了最廉價、最討喜的方式，發錢，然後告訴你，「看，我對你多好！」。在野黨絕口不提為了發這筆錢，國家的負債又增加了，而那被犧牲的台電千億補助，最終會以更高的電費帳單，從你的錢包裡加倍討回來。 即將發錢的前夕，釋昭慧法師的「拒領並轉入國家續命專款」呼籲，無疑是一記清亮的暮鼓晨鐘。這種未納入年度預算、依靠舉債來進行的普發，是「飲鴆止渴」的財政惡例。她希望將個人的「正義之怒」，轉化為守護國家的實際行動。 然而，身為在第一線與人性打交道的老師，我對此並不樂觀。「不拿白不拿」的心態，是人之常情，更是政治人物精準算計後利用的人性弱點。當鄰居、同事都在討論一萬元要如何消費時，又有多少人能抵擋誘惑，選擇那條更艱難但正確的道路。 最後，當你收到那一萬元的入帳通知時，請不要只感到小確幸。我希望你靜下心來想一想，這筆錢從何而來？它犧牲了什麼？又將把我們的國家帶向何方？ 這是一堂昂貴的公民課，學費是2350億，由全體國民共同承擔。你可以選擇領取這一萬元，但希望下一次再面對開出這種空頭支票的政客，大聲說「不」。被騙一次，可以推說是對方的錯；但被騙兩次，一定是自己的錯。 作者：宜和蓒  

花蓮近日因風災造成堰塞湖潰堤，十數條人命因此喪失。突如其來的災難，理應是全民共同面對的考驗，但遺憾的是，災後的社會氛圍卻不僅僅是哀傷與重建，還夾雜著政治口水與責任推託。當人民最需要的是溫暖與穩定的承諾，部分縣府高層卻忙著卸責，例如計較經費問題、指責中央未爆破堰塞湖等違背救災優先原則及行政倫理之事，甚至用政治指導專業，不思考爆破堰塞湖可能致使更多人命威脅，救災場合儼然成為另一場政治舞台，凸顯「天災無情，人禍更重」之謬。     在第一線，我們看見無數公務員、消防隊員、國軍與志工日以繼夜守護家園。有人涉水運送物資，有人冒險進入危險地帶搜救，還有志工自掏腰包提供食物與庇護。這些基層身影，才是災後真正的脊梁。然而鏡頭轉向縣府高層，卻只聽見誰該負責、誰資源不足、誰沒出力的爭辯。這種落差，讓基層的辛勞更顯淒涼，也讓災民覺得自己被棄置在政治爭功的背後。對災民而言，失去親人與家園已是無法承受之重。他們需要的是安置、物資與心理支持，而不是「潰堤定義」的爭論或「經費責任」的扯皮。當地方政府沉迷於語言遊戲時，受災者卻只能在殘破的土地上孤立無援。這樣的對比，是社會無法忽視的痛點。    其實，這次的救災態度並非偶然。花蓮縣政府的治理風格，長年以來就飽受爭議。施政偏重於大型造勢與形象工程，卻忽略基層需求；資源分配時常失衡，甚至連災後捐款的運用，也一再被質疑缺乏透明與公正，即使未受司法公認卻早已引發社會不信任。此外，中央下達多次洪水、潰堤警示，然基於救災仰賴第一線地方政府執行，與民間動員力，許多細節中央難以完全掌握，吉旭父母官鼓舞士氣、「暫留台灣而非匆忙返台」。反倒是名面上非縣長的人卻比實質上是縣長者，更熱衷於搶鏡頭、卸責、引發口水戰。令人懷疑，其是否需要靠攻擊帶堤防守，藉由轉移救災瑕疵於中央，繼續維繫他們在地方治理的「不敗神話」？當災民在帳棚中等待下一餐時，政壇人物卻忙著搶在鏡頭前亮相，這樣的荒謬，早已引人詬病。     過往災後的善款流向，花蓮縣府的處理方式一再引發社會質疑。經媒體與政府爆出延宕、模糊、缺乏透明度，這些問題至今未見徹底改善。如今風災再臨旋即又開啟募款帳戶，社會已開始擔憂捐款是否會真正用在災民身上，不能用他人的錢做自己的面子，再度淪為地方政治操作的工具。對災民而言，這樣的不信任感，是二次傷害。    救災不是秀場，也不是口水戰。當中央與基層已傾全力投入，地方政府更應展現承擔，而不是將災難視為推託與造勢的機會。災民真正渴望的，是一個可以依靠的政府、一個能把資源送到需要之處的體制。所有高官應停止算計、爭功諉過、停止作秀，體恤災民及一線底層救災軍公職才是花蓮此刻至關要緊之事。 作者 / 風林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