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20歲出頭的女孩，脫下口罩和墨鏡，站在鏡頭前直言揭發台師大「抽血換學分」的荒謬制度時，她所展現的不只是勇氣，更是這個社會最稀缺的品格：仗義執言。 在這個社會裡，有太多令人討厭的大人。他們不是那些犯錯的人，而是那些明知道什麼是對的，卻選擇袖手旁觀的人；那些看到不公義發生，卻因為「事不關己」而選擇沉默的人；那些在背後竊竊私語，卻不敢站出來支持勇敢者的人。 這些令人討厭的大人，他們早就在社會的磨練中學會了「識時務」，學會了「明哲保身」，學會了在不公面前低頭。他們忘記了自己年輕時也曾有過的那份純真與正義感，忘記了什麼叫做「是非分明」。當他們看到簡奇陞這樣的年輕人時，與其說是擔心，不如說是羨慕，羨慕她還保有那份他們早已丟失的勇氣。 但簡奇陞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她敢於揭發真相，更在於她展現出的成熟態度。當她說「希望媒體和社會各界不要去騷擾周老師，我們站著反霸凌的立場，就是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被霸凌，包括周老師」時，她向整個社會示範了什麼叫做真正的成熟。 我們的社會病了，病在太多人選擇沉默，病在太多人學會了妥協。當不公義發生時，大家都在等別人出頭；當有人勇敢站出來時，大家又擔心他會不會「太衝動」。這種集體的懦弱，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簡奇陞的勇敢，不應該成為她求職路上的絆腳石，而應該成為她最亮眼的履歷。任何一個有眼光的雇主，都應該珍惜這樣有原則、有勇氣、有正義感的員工。因為這樣的人，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才是企業真正需要的人才。 那些令人討厭的大人應該好好反思：當我們因為現實的考量而選擇沉默時，我們是在保護自己，還是在縱容邪惡？當我們用世故的眼光看待年輕人的正義感時，我們是在展現成熟，還是在暴露自己的麻木？ 簡奇陞，以及所有像她一樣勇敢的年輕人，他們才是這個社會真正的希望。他們提醒我們，正義不應該因為年齡而打折，勇氣不應該因為現實而妥協。如果連年輕人都不敢做對的事了，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未來可言？ 作者：林政武

日前「丹娜絲」颱風造成南部災情，特別是偏遠鄉村災情最為嚴重，截至目前尚有一萬六千多戶屋頂被掀翻，災民被迫用帆布蓋住破損的屋頂，而停電停水更加重了災民的困境。在不少網路媒體、自媒體及NGO人士披露災區情況之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特別是受災南部偏遠鄉村居民多為高齡者，如何修繕成為災民的難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已經傳出有災民因為冒險修繕屋頂或點蠟燭照明發生火災等意外而不幸喪生，讓人不勝唏噓。 盡管漢光演習已經結束，軍方可以釋出大量人力進行救災，但是並非長久之計，畢竟軍隊的首要任務為戰訓本務，而非救災。無庸諱言，過往軍方因為政治高層的意志支援救災，投入過多的時間、人力物力在救災，甚至被若干地方民眾視為免費雜工，要求救災官兵超出限度的工作，造成救災部隊和第一線官兵的困擾，更影響軍隊備戰的心力；賴清德總統希望民間不能都依賴軍隊作為救災主力，平心而論，是適當的做法。 然而，如果要期待民間作為救災主力的同時，有許多配套措施就必須要做，比如說，加強整合民間志工團體如「慈濟」及義警義消力量、擴大徵召替代役、後備役投入防災，強化民間社區力量的自主救災能力等等，而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要主動統合協調前述的資源和不同力量，才能填補軍隊不再作為救災主力的空缺。 此外，南部偏遠鄉村的災情也凸顯出偏鄉青壯年大量流失以及基礎設施過於脆弱的危機，城鄉差距和人口流失的慢性危機，同樣值得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重視。 隨著未來氣候變遷的影響，風災等天災的衝擊勢必會常態化，台灣社會要擺脫凡事依賴軍隊救災的想法，積極的建立民間的自主防災韌性，而政府應該從法令、實務等層面協助民間建立自主救災的能力，才能在軍隊備戰的戰訓本務，和民間防災的社會韌性上，取得平衡點，「丹娜絲」颱風正是給台灣防災韌性的考驗。 作者：洄瀾客

日本參議院改選，台灣的媒體，大多數都用「民粹主義崛起」這樣的說法來形容結果。這是對日本政治的不了解，所以錯謬的把中文世界其他國家的媒體，照抄來用的下標。筆者認為，這次改選，應該以更加結構性的方式觀察。 事實上，戰後的日本政治，是圍繞著「55年體制」，也就是自1955年，在自由黨與民主黨策略合併，打敗社會黨，在日後長年成為執政黨。55年體制以自由民主黨（以下稱自民黨）為中心，內政上中間偏右路線；國際關係上則是在美、中之間取得平衡的「72年體制」（中日在那一年建交）為原則。自民黨雖然多次發生執政危機或喪失執政權，但通常在事後的舉措，都在補救這結構上的雙重體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補救，就是將佛教信徒為主要組成，立場相對親中的「公明黨」結合為聯盟的政治結盟關係。 與台灣相較而言，日本右派的主體性，固然比較具主體意識，但也有相當歧異的意識。因為「保守派」的建立，通常是為了鞏固某種狀態。對日本而言，自蘇聯瓦解以來，如何面對全球化，就成為泡沫經濟在八零年代末期破裂後的日本，維繫國家求生最重要的課題。「全球化」意為著對外開放市場，透過自由貿易讓各國利潤最大化。那麼，怎麼看待「全球化」就成了日本的保守派最大的爭議點。 對「55年體制」最大受益者的自民黨而言，保守住「55年體制」、「72年體制」，讓「自公聯盟」以「大帳篷政權」這樣的形式存在，就是執政的要務。這也是目前石破茂首相的大政方針。日前日本與美國的關稅談判，之所以走向於惡化，就是因為石破政權，本身還是建立在全球化的視野開展對外貿易，而與正在進行秩序重整的美國發生衝突。 但相對來說，從本格的保守派來看，無論是「55年體制」、「72年體制」乃至於後來加入公明黨作為聯盟成員，本身就是日本國家的主權被美、中兩大國壓迫的結果。既不想讓左派、親中的立憲民主黨、日本共產黨等政黨奪去，又想讓日本導正為正常國家。長期戰略就是先要拆解自公聯盟，也就是指出公明黨就是日本長年以來，在對中關係的決策上顯得卑躬屈膝的主因。 過去，自民黨常常倚賴在參眾兩院，拿下「接近或超越五成」，然後公明黨拿下一成多的席次，建立穩定聯合政府的政權。在近期參眾兩院改選後，無論是溫和右派國民民主黨，或是強調親美抗中的日本保守黨，抑或強調日本為中心的參政黨，席次都有增加。相反的，左派政黨中最主要的代表性政黨立憲民主黨，席次卻沒有因為自民黨的潰敗，而有突破性的增加。因此，對日本保守派而言，這樣的結果，將有助於日本政府重新省視執政聯盟本身的建構是否已不符所望（也就是重新檢討55年體制）；在對外政策上，在中國極有可能發動對外侵略、美國在重建世界秩序之際，與美中關係的平衡點也受到民意壓力而必須改表（也就是檢討72年體制）。 由於自公聯盟在參眾兩院都沒有過半，日本政局必然會出現不穩定的局面。與其說這是日本「民粹主義崛起」，不如應當將這樣的結果，視為是日本在世界秩序重整的過程中，受波動的結果。 作者：賴其瑋

7月18日，立法院通過《刑法》修正案，針對兒童遭受虐待致死或重傷等情節，新增多項加重處罰的條文，並大幅提高最低刑度。這項修法普遍被視為對剴剴案的直接回應。然而，這種以個案為起點、情緒為推力的立法模式，正是所謂「現象立法」（Event-driven Legislation）的典型，也再次凸顯出台灣在兒虐預防與制度治理上長期以來所積累的困境。 本次修法不僅揭示社會防護網的脆弱，更反映出台灣對於公共危機的應對往往倉促──刑度設計的比例失衡、程序未經深思熟慮、立法目的與手段不成對應，導致一場以懲罰為主軸的象徵式行動。在輿論壓力與政治回應的交互運作下，我們倉皇補漏，卻未同步關照問題的根源，結果反而使法律的體系更破碎、社會的節奏更紊亂。與其說這次修法止住了流血，不如說它只是將悲劇包裝成一紙制度的回應，卻沒有回到那個早已被忽視的問題現場。 實際上，所有犯罪都源於多重因素交錯影響，虐童亦不例外。造成兒童遭受長期虐待甚至致死的，不僅是個別行為人的惡意，更是家庭結構、社會連結與制度監測多重斷裂所共同促成的後果。彭淑華教授在〈兒虐致死危險因子與防治策略之研究〉中指出，兒虐致死的風險因素可分為三個層次：其一，兒童層面，包括年齡幼小、依附性高與表達能力不足；其二，家庭層面，包括單親結構、親職能力不足、家庭暴力經驗的延續與經濟困境；其三，制度與社區層面，包括社會支持薄弱、跨系統通報不全與高風險家庭難以持續追蹤等；這些因素環環相扣，使施虐行為往往不是預謀的惡意行動，而是長期生活壓力與孤立處境中缺乏紓解與介入的結果。 然而，這次修法卻幾乎忽略了上述風險層次的任何一環。法條所關注的，僅是刑度的提高與象徵性的威嚇，卻未碰觸制度性修補的迫切需要。現行兒少保護機制依然存在大量斷點與真空：社政與醫療體系之間的資訊斷裂、學校與社區網絡的介入不足，尤其是在高風險家庭跨區移動時，既有的通報與追蹤資料難以即時銜接，讓孩子反覆暴露於隱形風險中，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許多施虐案件並非第一次出現危機訊號，而是每一次訊號都未被妥善處理，才終於導致無可挽回的後果。 當我們僅僅寄望於重罰嚇阻、懲罰昭示時，其實是在以懲治取代治理、以情緒替代制度。結果往往不僅無助於犯罪預防，還可能讓法制更加扭曲。從犯罪學的視角來看，兒童受虐致死的風險，來自於守護失能、家庭破裂與社會控制機制鬆動三者的交錯──犯罪行為並非孤立的道德墮落，而是結構壓力缺乏出口時的劇烈爆發。因此，若不能及早辨識風險、建立穩定的制度支撐與社會干預網絡，即使再重的刑罰，也只能對結果發威，卻永遠無法修補過程中的斷點。 如果司法是最後的防線，那麼第一線應當是預防性的社會工作與制度性支持。我們清楚知道，我們該問的不是「怎麼懲罰得更重」而是「怎麼能讓下一次悲劇不要再發生」，但是卻向吸食毒品一般一再貪戀嚴刑峻法；我們清楚知道，這是建立完善而有效的預防性社會工作與制度性支持是一條長長長路，但是我們得走，這才是我們面對剴剴案最踏實的回應。 作者：李正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