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漢光41號演習，演訓範圍與強度更甚以往。首先，過往的漢光演習多為五天四夜，今年長達十天九夜，被外界稱為「史上最長」。更重要的是，漢光演習的後備軍人動員在2023年之前，多為數百至數千人，以連、營級規模為主，去年大增為1.4萬人，今年又擴充至2.2萬人，並由陸軍步兵206旅成為後備部隊首個全旅動員的驗證單位，召集近三千名官兵，分布在桃園各地參訓。我國列管的後備軍人雖然號稱高達230萬人，但只是帳面上的數字，仍要透過新制教育召集的大規模驗證，才能展現我國提升後備戰力的決心。 　　2002年配合國防二法實施，成立國防部後備司令部。2012年因為精粹案，降編為國防部後備指揮部。近年因應日益險峻的外在環境，2022年改隸為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開啟後備部隊的改革。國軍的規劃是各縣市後備旅在平時維持約數百人的幹部，在戰時快速動員大量後備軍人，形成以步兵為主、砲兵為輔的輕裝部隊，主要負責第二線的城鄉守備與縱深作戰任務。 　　2022年3月，我國開始推動後備軍人的新制教召，當時媒體稱為「史上最硬」的教召。除了將原本五至七天的召期，延長至十四天之外，也大幅增加步槍課程時數與實彈射擊的子彈數量，以及新增戰術行軍等訓練。實際上經過三年多的滾動式修改，新制教召持續進化。在PTT、Facebook、Threads等社群媒體上，可見近一、兩年參加新制教召及今年漢光演習的網友，在不洩漏軍事機密的前提下分享心得，普遍認為國軍現在「玩真的」，訓練內容甚至有美軍作風，改變過去認為教召浪費時間、虛應故事的刻板印象。 　　首先，新制教召由幹部帶領召員熟悉作戰責任區的現地環境，而非只是在營區上課。在步槍實彈射擊的部分，採取「快速反應射擊」，也就是在時限內，由幹部引導依序完成臥、跪、立姿射擊，由召員自行更換彈匣更換與排除故障。此外新增「限制空間戰鬥」（Close Quarters Battle, CQB），強化小部隊在城鎮戰的戰鬥技巧，以及戰傷救護科目，包括使用戰術止血帶、傷患搬運訓練等。 　　新制教召的召員會吃到加熱式的野戰餐盒、戰備口糧，以及使用野戰移動式沐浴機，更接近軍隊在戰時的生活體驗。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5月首次辦理女性後備軍人教召，因為採取自願報名方式，普遍比男性召員有更高的參與意願，形成後備部隊的鯰魚效應，讓男性召員不敢小覷。 　　有網友見到身材壯碩的「美語老師」在訓練現場的觀摩，以及與幹部互動。還有網友表示，遇到作風開明的指揮官，不反對召員攜帶迷彩服、抗彈板、頭盔等自購裝備。這些貼近實戰化的新式教召經驗令人耳目一新，也是國軍改革獲得社會支持的契機。 作者：尚智

日前「丹娜絲」颱風造成南部災情，特別是偏遠鄉村災情最為嚴重，截至目前尚有一萬六千多戶屋頂被掀翻，災民被迫用帆布蓋住破損的屋頂，而停電停水更加重了災民的困境。在不少網路媒體、自媒體及NGO人士披露災區情況之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特別是受災南部偏遠鄉村居民多為高齡者，如何修繕成為災民的難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已經傳出有災民因為冒險修繕屋頂或點蠟燭照明發生火災等意外而不幸喪生，讓人不勝唏噓。 盡管漢光演習已經結束，軍方可以釋出大量人力進行救災，但是並非長久之計，畢竟軍隊的首要任務為戰訓本務，而非救災。無庸諱言，過往軍方因為政治高層的意志支援救災，投入過多的時間、人力物力在救災，甚至被若干地方民眾視為免費雜工，要求救災官兵超出限度的工作，造成救災部隊和第一線官兵的困擾，更影響軍隊備戰的心力；賴清德總統希望民間不能都依賴軍隊作為救災主力，平心而論，是適當的做法。 然而，如果要期待民間作為救災主力的同時，有許多配套措施就必須要做，比如說，加強整合民間志工團體如「慈濟」及義警義消力量、擴大徵召替代役、後備役投入防災，強化民間社區力量的自主救災能力等等，而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要主動統合協調前述的資源和不同力量，才能填補軍隊不再作為救災主力的空缺。 此外，南部偏遠鄉村的災情也凸顯出偏鄉青壯年大量流失以及基礎設施過於脆弱的危機，城鄉差距和人口流失的慢性危機，同樣值得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重視。 隨著未來氣候變遷的影響，風災等天災的衝擊勢必會常態化，台灣社會要擺脫凡事依賴軍隊救災的想法，積極的建立民間的自主防災韌性，而政府應該從法令、實務等層面協助民間建立自主救災的能力，才能在軍隊備戰的戰訓本務，和民間防災的社會韌性上，取得平衡點，「丹娜絲」颱風正是給台灣防災韌性的考驗。 作者：洄瀾客

日本參議院改選，台灣的媒體，大多數都用「民粹主義崛起」這樣的說法來形容結果。這是對日本政治的不了解，所以錯謬的把中文世界其他國家的媒體，照抄來用的下標。筆者認為，這次改選，應該以更加結構性的方式觀察。 事實上，戰後的日本政治，是圍繞著「55年體制」，也就是自1955年，在自由黨與民主黨策略合併，打敗社會黨，在日後長年成為執政黨。55年體制以自由民主黨（以下稱自民黨）為中心，內政上中間偏右路線；國際關係上則是在美、中之間取得平衡的「72年體制」（中日在那一年建交）為原則。自民黨雖然多次發生執政危機或喪失執政權，但通常在事後的舉措，都在補救這結構上的雙重體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補救，就是將佛教信徒為主要組成，立場相對親中的「公明黨」結合為聯盟的政治結盟關係。 與台灣相較而言，日本右派的主體性，固然比較具主體意識，但也有相當歧異的意識。因為「保守派」的建立，通常是為了鞏固某種狀態。對日本而言，自蘇聯瓦解以來，如何面對全球化，就成為泡沫經濟在八零年代末期破裂後的日本，維繫國家求生最重要的課題。「全球化」意為著對外開放市場，透過自由貿易讓各國利潤最大化。那麼，怎麼看待「全球化」就成了日本的保守派最大的爭議點。 對「55年體制」最大受益者的自民黨而言，保守住「55年體制」、「72年體制」，讓「自公聯盟」以「大帳篷政權」這樣的形式存在，就是執政的要務。這也是目前石破茂首相的大政方針。日前日本與美國的關稅談判，之所以走向於惡化，就是因為石破政權，本身還是建立在全球化的視野開展對外貿易，而與正在進行秩序重整的美國發生衝突。 但相對來說，從本格的保守派來看，無論是「55年體制」、「72年體制」乃至於後來加入公明黨作為聯盟成員，本身就是日本國家的主權被美、中兩大國壓迫的結果。既不想讓左派、親中的立憲民主黨、日本共產黨等政黨奪去，又想讓日本導正為正常國家。長期戰略就是先要拆解自公聯盟，也就是指出公明黨就是日本長年以來，在對中關係的決策上顯得卑躬屈膝的主因。 過去，自民黨常常倚賴在參眾兩院，拿下「接近或超越五成」，然後公明黨拿下一成多的席次，建立穩定聯合政府的政權。在近期參眾兩院改選後，無論是溫和右派國民民主黨，或是強調親美抗中的日本保守黨，抑或強調日本為中心的參政黨，席次都有增加。相反的，左派政黨中最主要的代表性政黨立憲民主黨，席次卻沒有因為自民黨的潰敗，而有突破性的增加。因此，對日本保守派而言，這樣的結果，將有助於日本政府重新省視執政聯盟本身的建構是否已不符所望（也就是重新檢討55年體制）；在對外政策上，在中國極有可能發動對外侵略、美國在重建世界秩序之際，與美中關係的平衡點也受到民意壓力而必須改表（也就是檢討72年體制）。 由於自公聯盟在參眾兩院都沒有過半，日本政局必然會出現不穩定的局面。與其說這是日本「民粹主義崛起」，不如應當將這樣的結果，視為是日本在世界秩序重整的過程中，受波動的結果。 作者：賴其瑋

7月18日，立法院通過《刑法》修正案，針對兒童遭受虐待致死或重傷等情節，新增多項加重處罰的條文，並大幅提高最低刑度。這項修法普遍被視為對剴剴案的直接回應。然而，這種以個案為起點、情緒為推力的立法模式，正是所謂「現象立法」（Event-driven Legislation）的典型，也再次凸顯出台灣在兒虐預防與制度治理上長期以來所積累的困境。 本次修法不僅揭示社會防護網的脆弱，更反映出台灣對於公共危機的應對往往倉促──刑度設計的比例失衡、程序未經深思熟慮、立法目的與手段不成對應，導致一場以懲罰為主軸的象徵式行動。在輿論壓力與政治回應的交互運作下，我們倉皇補漏，卻未同步關照問題的根源，結果反而使法律的體系更破碎、社會的節奏更紊亂。與其說這次修法止住了流血，不如說它只是將悲劇包裝成一紙制度的回應，卻沒有回到那個早已被忽視的問題現場。 實際上，所有犯罪都源於多重因素交錯影響，虐童亦不例外。造成兒童遭受長期虐待甚至致死的，不僅是個別行為人的惡意，更是家庭結構、社會連結與制度監測多重斷裂所共同促成的後果。彭淑華教授在〈兒虐致死危險因子與防治策略之研究〉中指出，兒虐致死的風險因素可分為三個層次：其一，兒童層面，包括年齡幼小、依附性高與表達能力不足；其二，家庭層面，包括單親結構、親職能力不足、家庭暴力經驗的延續與經濟困境；其三，制度與社區層面，包括社會支持薄弱、跨系統通報不全與高風險家庭難以持續追蹤等；這些因素環環相扣，使施虐行為往往不是預謀的惡意行動，而是長期生活壓力與孤立處境中缺乏紓解與介入的結果。 然而，這次修法卻幾乎忽略了上述風險層次的任何一環。法條所關注的，僅是刑度的提高與象徵性的威嚇，卻未碰觸制度性修補的迫切需要。現行兒少保護機制依然存在大量斷點與真空：社政與醫療體系之間的資訊斷裂、學校與社區網絡的介入不足，尤其是在高風險家庭跨區移動時，既有的通報與追蹤資料難以即時銜接，讓孩子反覆暴露於隱形風險中，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許多施虐案件並非第一次出現危機訊號，而是每一次訊號都未被妥善處理，才終於導致無可挽回的後果。 當我們僅僅寄望於重罰嚇阻、懲罰昭示時，其實是在以懲治取代治理、以情緒替代制度。結果往往不僅無助於犯罪預防，還可能讓法制更加扭曲。從犯罪學的視角來看，兒童受虐致死的風險，來自於守護失能、家庭破裂與社會控制機制鬆動三者的交錯──犯罪行為並非孤立的道德墮落，而是結構壓力缺乏出口時的劇烈爆發。因此，若不能及早辨識風險、建立穩定的制度支撐與社會干預網絡，即使再重的刑罰，也只能對結果發威，卻永遠無法修補過程中的斷點。 如果司法是最後的防線，那麼第一線應當是預防性的社會工作與制度性支持。我們清楚知道，我們該問的不是「怎麼懲罰得更重」而是「怎麼能讓下一次悲劇不要再發生」，但是卻向吸食毒品一般一再貪戀嚴刑峻法；我們清楚知道，這是建立完善而有效的預防性社會工作與制度性支持是一條長長長路，但是我們得走，這才是我們面對剴剴案最踏實的回應。 作者：李正穎